前沿拓展：

1784年，英國國王喬治三世來到詹姆斯·瓦特及其合伙人馬修·博爾頓的工廠參觀。博爾頓報告：“陛下，我正忙于制造一種君主們夢寐以求的商品?！?/p>

喬治三世不解：“到底是什么？”博爾頓回答：“是力量，陛下。”

蒸汽機的大規模應用，讓世界從手工時代進入機器時代。瓦特去世后，訃文中寫道：“它武裝了人類，使虛弱無力的雙手變得力大無窮?！?/p>

“一個國家要生活得好，就必須生產得好。”回顧世界歷史，沒有任何一個大國可以不經成為制造強國而走向繁榮富強。

1960 年10 月22 日，毛澤東在會見老朋友埃德加·斯諾時說：“我們的基本情況就是一窮二白。所謂窮就是生活水平低。為什么生活水平低呢？因為生產力水平低。什么是生產力呢？除人力以外就是機器。工業、農業都要機械化，工業、農業要同時發展。”

毛澤東對機器、機械化和工業的透徹認識，和中國近代史上被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國門、“落后就要挨打”的慘痛教訓是分不開的。

2020 年，在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會點，中國已是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 41 個工業大類、207 個工業中類、666 個工業小類的國家。中國制造業增加值 2010 年成為世界第一，到 2020 年占世界的 28%。

然而，從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中國追趕世界先進水平的緊迫感依然強烈。這種緊迫感深植在民族記憶里，并因“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外部變化繼續加強。

1776 年，博爾頓·瓦特蒸汽機在波羅姆菲爾德煤礦首次向公眾展示其工作狀態，這被認為是蒸汽機投入實際生產的開端。

這一年，亞當·斯密出版了《國富論》，序言第一句話開宗明義，“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

也就是說，勞動是價值創造的根本。他還強調了“看不見的手”以及分工的重要性。所謂“看不見的手”，是指每個人都不斷努力，為資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他受著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這段寫在《國富論》第四篇第二章中的話，被認為是關于市場經濟原理的最早也最經典的論述。

1776 年，在一個新大陸上，美國建國。《獨立宣言》對人的權利的肯定，是其立國之基。

在 1776 年這個時點上，幾種不約而同的力量的交會，勾勒了人類實現經濟發展所需的一個基本結構：人的自由權利 + 用市場配置資源 + 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是由發明家和企業家共同完成的。

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的研究還表明，一個社會的價值觀和創業精神，對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會產生重要影響。

哈佛大學教授戴維·S. 蘭德斯指出，從歷史經驗看，新教商人在貿易、銀行業和工業中扮演著領先者的角色，他們遵循勤奮、誠實、嚴肅、節約時間和追求金錢的價值觀。

據統計，18 世紀在英國的發明家和企業家中，清教徒占的比例接近一半，而清教徒在總人口中只占 5%。

瓦特以及焦炭煉鐵法的發明者亞伯拉罕·達比等都是清教徒， 英國各行業最大的企業也多由清教徒創辦。蘭德斯說：“英國最早發生工業革命是一種成就，不是偶發事件，而是艱苦努力、敢于創新、發揮想象力和企業家精神的結果?！?/p>

19世紀中期，英國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一半，但從 19 世紀 70 年代起，英國逐漸喪失了工業霸主地位。1870 年到 1913 年，英國工業產值增長了 1 倍多，同期美國增長了 8 倍多，德國增長了 4 倍多。以電力的廣泛應用為標志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最先發生在德國。

這是為什么？

美國學者馬丁· 威納在《 英國文化與工業精神的衰落： 1850—1980》中指出，19 世紀中期以后，英國出現了一股強勁的“反工業文化”。

這一方面是由于工業化對社會和環境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工業城市被作家和報紙描寫成丑陋的怪物，而鄉村靜謐、安適的環境被謳歌；

另一方面，英國的貴族制度和貴族精神影響巨大，實業家們在積累財富后追求貴族的“典雅”生活，“向上流社會看齊”，開始“紳士化”的過程。他們羨慕貴族紳士不事生產、流連社交的田園生活，不惜重金購買鄉村地產，建造宅邸，或熱衷從政為官。

在鄉紳文化影響下，銀行業寧愿把資本輸出國外，也不愿向工業投資，以致在第二次工業革命浪潮到來時，工業投資不足，技術更新遲緩，設備相對陳舊。后發的美、德等國則率先采用新技術，在合成化工、電力和電子、內燃機和汽車等新興領域迅速崛起。

當英國的企業家精神漸漸弱化時，在北美新大陸，企業家精神正蓬勃發展。美國的企業家精神也和清教倫理相關，但更加持久，并因一輪又一輪的移民潮得到持續補充，也更具“沖破舊規則的束縛、創立新規則”的創新性。

卡內基說過：“世上一些古老的民族像蝸牛一樣在爬行，而合眾國卻像快車一樣風馳電掣般疾馳而過?！?/p>

從鋼鐵時代到電力時代，再到半導體、互聯網和智能化時代，美國的創新從未止步。英特爾公司創始人羅伯特·諾伊斯說，歷史是關于這樣一些人的——他們盡一切努力不受歷史的束縛，這樣才能走出去，做一些精彩的事情。

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時美國還是英國的學徒，要從英國“進口”技術，到第二次工業革命時，美國在鋼鐵、石油、電力、機械制造等方面已經和英國、德國不相上下。1894 年，美國工業產值躍居世界第一，美國成為世界制造業的龍頭老大。

對于美國制造業的強大，全世界感受最強烈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場戰爭強化了美國的“世界兵工廠”地位。

美國強大制造業的背后有四根支柱，分別是發明家、企業家、以直接融資為主的資本市場，以及開放的移民文化。

20世紀是企業家的世紀，也是管理的世紀、經理人的世紀。1909 年，弗雷德里克·泰勒出版了《科學管理原理》，他的信念—“合理的、以事實為依據的管理能夠提高生產力”—成為 20 世紀管理的奠基石。

美國不是沒有過挑戰，但依靠科學發明家、企業家和強大的研發、技術與制造基礎，總能夠創造性地回應挑戰。

1965 年之前，美國對日本和歐洲的貿易都是順差，但 1965 年日本對美國實現了順差，1966 年聯邦德國對美國實現了順差，1971 年美國整個對外貿易出現了逆差。20 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的鋼鐵、汽車和芯片等制造業支柱產業都落在了德日之后。里根擔任總統后， 力主改善美國制造業的國際競爭力，推出“經濟復興稅法”，縮短大部分固定資產的折舊年限，促進工業企業加速技術開發。20 世紀 90 年代，美國在半導體、計算機等方面重新奪回優勢，接著又開啟了互聯網新時代的大繁榮。

在此過程中，與其說是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發揮了作用，不如說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把美國帶到了新的高峰。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硅谷。

今天，美國仍是世界上最具創新能力的國家，也沒有放棄在高端制造領域的創新投入。2015 年，美國制造業占 GDP 之比為 12%，但制造業的研發投入占美國國內研發投入的 2/3 以上。在芯片、醫藥、生物工程、人工智能、先進材料、化工、航空航天、軍工、能源等方面，美國依然領先于世界。

19 世紀，西方列強在相繼完成工業革命后，為擴大市場，勢必進入人口最多的亞洲。1853 年 7 月 8 日，美國海軍準將馬修·佩里率領的船隊，帶著總統親筆信，在日本浦賀入港，提出貿易要求，史稱“黑船事件”。

1868 年 10 月 23 日，日本新政府改年號為“明治”，決心“破除從來之陋習，一秉天地之公道；求知識于世界，以大振皇基”。

日本脫亞入歐、“文明開化”的成果十分明顯，它成為亞洲第一個工業化國家。表面看，日本狂熱地模仿西方，穿西裝、辦舞會，將西方戲劇元素也引入東京劇院的舞臺。但實際上，日本的發展有其內源性的基礎。

在江戶時代，日本武士入藩校學習，平民百姓也到寺子屋（寺院設立的以庶民子弟為對象的初等教育機構）學習讀寫，初等教育很發達。

1854 年《日美親善條約》簽署時，佩里向日本贈送了美國的武器、電報機和蒸汽機車模型。一年后，日本的佐賀藩便成功研制出了蒸汽機車，設置了大炮制造所，仿制出英國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炮。佩里說：“如果日本打開國門，恐怕會成為美國強勁的對手?！?/p>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經濟復蘇，也是拜堅實的社會資本所賜。1946 年，日本制造業生產能力不到戰前最高水平的 40%，用經濟學家有澤廣巳在《日本產業百年史》中的描述，“簡直是人造沙漠”，但在美國援助、朝鮮戰爭爆發帶動的制造需求以及戰后重建需求的刺激下，日本工業迅速振興。更重要的是，日本新一代企業家的崛起， 奠定了經濟振興的微觀基礎。

二戰前，日本財閥林立，企業高管崗位都被有錢有勢的財閥和大股東把持。1945 年 9 月到 1950 年 3 月，美國占領軍在日本實行解散財閥的多項措施；

1950 年，日本修改舊商法，取消了擔任企業董事要有資格股份的規定，保證有能力的企業家可以登上領導崗位。

這些新一代企業家大都是憑借經營企業的專長和能力登上領導崗位的，他們很多來自基層，不僅有較高的學歷、堅實的理論基礎，也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他們中相當一部分是技術人員出身。

當時從基層走出來的企業家包括：日立制作所的倉田主稅（戰爭結束時是該所的笠戶工場長）、東洋人造絲公司的袖山喜久雄（原為滋賀工場的兵器部長）、日本石油公司的佐佐木彌市（原為普通董事）、小野田水泥公司的安藤豐祿（原為普通董事）、住友金屬工業公司的廣田壽一（原為技術部企劃科長）等等。

技術人員出身的新一代企業家更加重視技術革新的作用，一方面大膽吸收外國的先進技術，一方面建立獨立的研究體制，把研究和經營相結合。川崎制鐵公司的西山彌太郎最先引進美國的現代化黑色冶金技術，建設了日本第一個沿海鋼鐵聯合企業。

本田技研公司的本田宗一郎、索尼公司的井深大、三洋電機公司的井植歲男，都是推動日本制造業現代化的技術型企業家。

除了造物，日本企業家還注重“造人”。松下幸之助開創了“終生雇用制”“年功序列”等管理制度；東芝強調把“職工的獨創性與一絲不茍的作風結合起來”；

東京電氣化學工業公司經理素野提出企業經營的“修、破、離”，“修”是首先要學習，“破”是由模仿走向創新，“離”是更上一層樓、開辟新世界；

盛田昭夫更加注重產品創新，“最重要的不是去奪得市場，而是善于創造市場”，這是索尼的基因。

日本企業的質量管理和質量控制，最初深受美國影響。1950 年，美國質量管理專家戴明到日本傳授如何提高軍工品的生產效率，“使生產成為系統”。

1955 年到 1965 年，日本生產力委員會向美國派遣了 6600 名研究生產力的產業界代表，其中就有“豐田生產方式”的創始人大野耐一，他在福特汽車的流水線邊仔細觀摩，洞察出了大規模生產的缺陷，后來在豐田開創了包括“多品種小批量”、實時存貨（JIT）、自動化、看板方式、標準作業、精益化等內涵的豐田生產方式。

日本制造也存在一定問題。曾在日立工作 16 年的湯之上隆在《失去的制造業：日本制造業的敗北》一書中說，日本企業在面對十年一輪的新技術浪潮時，對市場機會缺乏敏感性，因循守舊，企業制度過于僵化，不能適應技術變革的趨勢。

日本制造的“技術過剩”會降低產品的性價比。為了讓產品提高 1% 的性能，日本企業往往會不惜增加投入 30% 的成本，久而久之便導致日本制造的成本急劇提升，在價格上失去國際競爭力。

中國早在上古時期就有了一定規模的制造業，傳統制造的優勢一直保持到清代前期。1585 年，西班牙人撰寫的《中華大帝國史》，稱贊中國是“全世界最富饒的國家”，“他們產大宗的絲，質量優等，色彩完美，大大超過格林納達的絲，是該國的一宗最大的貿易”。

洋槍洋炮的沖擊，讓清政府中一批“開眼看世界”的官員看到， 在近代科學原理的指引下，他們原以為的“蠻夷之國”早已在工業化進程中脫胎換骨。

1840 年鴉片戰爭中，英國鐵殼戰艦“復仇女神號 ”的馬力為 120 匹、鐵皮厚 11.4 厘米，清軍的火炮無法將其擊沉，而它還可以拖起英國的主力帆船，在合適的地點對清軍炮臺展開攻擊。戰場較量的背后，也是工業化能力的較量。

這些覺醒之士發起了“洋務運動”，這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原點。

民國時期，民族工商業也有過一段短暫的黃金歲月，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以及連綿的戰火讓中國缺乏一個適合的環境，像歷史上的英國、美國、德國、日本、韓國那樣，實現國家的工業化。

然而，人們不會忘記中國工業化早期的那些名字。1956 年 2 月， 毛澤東在接見黃炎培時說，提起民族工業，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四個人不能忘記，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化學工業不能忘記范旭東，交通運輸業不能忘記盧作孚。

新中國成立后，由于落后太多，有一種急迫的追趕意識。毛澤東曾說：“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p>

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并非坦途。1958 年的“大躍進”以“基本工業五年趕上英國，十年趕上美國”為指針，“以鋼為綱”，出現了大量超負荷的蠻干問題。1961 年，中國開始“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在工業領域調整的重要方向就是收縮。

由于西方封鎖、中蘇關系破裂，在相當長時間里，中國只能在相對封閉、備戰性、指令性的狀態下，自力更生推進工業化。其間既有“兩彈一星”、石油大會戰等可歌可泣的成就，也有單一所有制、指令性計劃所必然導致的不注重民生產品、僵化與低效，酸甜苦辣，冷暖自知。

1978 年，中國代表團出訪西歐后才發現，聯邦德國一個年產5000 萬噸褐煤的露天煤礦只有 2000 名工人，中國生產相同數量的煤需要 16 萬名工人；瑞士伯爾尼一個裝機容量 2.5 萬千瓦的發電站只有 12 名員工，中國江西的江口水電站裝機容量 2.6 萬千瓦、職工 298人；法國戴高樂機場一分鐘起落一架飛機，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半小時起落一架飛機。

1979 年春，陳云在《計劃與市場問題》中指出：“忽視了市場調節部分的另一后果是，同志們對價值規律的忽視，即思想上沒有‘利潤’這個概念。這是大少爺辦經濟，不是企業家辦經濟。”這位經濟領導人點透了當時中國經濟的兩大問題，缺少市場調節，不是企業家辦經濟。

40 多年過去，從產能看，中國已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并正在邁向制造強國。這是人類歷史上大國實現工業化的最新版本。

無論需求側還是供給側，中國制造業仍將是世界制造業的基石和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中國故事可能是有史以來最為宏闊和壯麗的制造業詩篇。

在中國、美國、日本、德國、韓國這五大制造業國家之后，一批新興經濟體印度、越南、墨西哥也躍躍欲試。但從國家綜合能力和制造業的先進性來看，后者與前者還有巨大的差距。

2014 年印度莫迪政府上臺后一直重視“印度制造”的發展，印度市場有潛力，勞動力成本有優勢，國際產業轉移對印度的改革有預期，所以印度吸引了包括中國在內不少制造業外資的流入。印度是全球第三大產藥國，最大的仿制藥制造國、出口國和疫苗生產國，紡織業也有很大規模，2018 年還成為僅次于中國的第二大手機制造國。

不過，印度的仿制藥高度依賴中國的原料藥，70% 的原料藥從中國進口，撲熱息痛、阿莫西林等對中國進口的依賴幾乎達到100%。印度手機制造的元器件、零配件基本也從中國進口，產業鏈很不完整。

至于印度各邦的文化差異大、政策執行效率和連續性不夠，以及基礎設施薄弱，勞動力雖然年輕但知識、技能和組織化程度落后，更是看似不難解決但始終難以解決的問題。

越南有 9600 多萬人口，從 1985 年到 2019 年年均經濟增長 6.4%。越南勞動力成本較低，美國也一直希望把在中國的供應鏈轉移到印度和越南。但越南過度依賴為外資代工，三星在越南的所有工廠的總產值相當于越南 GDP 的 1/4，越南對外出口的 1/3 來自三星。

靠外資打天下，使得本土企業的成長環境受到抑制，缺乏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此外，越南電力發展主要依靠水電，接近極限，不利于制造業發展。

墨西哥有1.3 億人口，十多年來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助力下， 借助勞動力成本優勢和國際產業鏈的轉移，制造業有了明顯進步，特別是汽車和電子產業。墨西哥總出口額的 80% 左右面向美國，市場穩定。墨西哥的問題也是對外資高度依賴，沒有發展出強大的本土制造體系。

印度、越南、墨西哥將在全球制造業的未來版圖中占據更多份額，應該沒有太大懸念。這是產業分工的規律決定的。

但撼山易，撼中國制造難，中國就像世界，規模世罕其匹，從簡單組裝到復雜制造、創造智造，均有廣闊空間。中國制造業的生命力將源遠流長，有轉移，更有轉型、升級和創新。

從二戰結束后的過往半個多世紀，以美國為代表的歐美國家將大量制造業轉移，全球制造業格局重寫，給了新興經濟體巨大的發展機會，但美國也在不斷反思。

2012 年美國哈佛商業評論出版社出版的《制造繁榮：美國為什么需要制造業復興》中指出，從 20 世紀 70 年代起，以半導體行業為主的美國企業開始采用“無廠設計”的生產模式，把大部分或全部制造業務外包至亞洲，由此導致對精密制造的需求量減少，從事此類業務的企業銳減，精密制造能力衰退，進而造成航空航天、精密儀表等行業發展出現問題。

美國貝爾實驗室發明了光伏電池，但美國在全球光伏電池市場早已被邊緣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光伏電池產業中的許多技術是與其他產業共享的，如半導體、平板顯示器、LED 和固態照明、光學鍍膜等產品的制造，而它們大部分已遷出美國。

顯然，制造業的失去不僅關乎就業，更關乎產業能力。很多創新都是需要以產品開發和制造過程中形成的知識和經驗體系為基礎的。把制造統統外包，短期可以讓公司的財務回報變得靚麗，提升資本回報，但對一個國家來說，很可能是“把自己的創新土壤送給別人”。

如何看待制造業、發展制造業，對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歷史階段來說，并沒有一個標準答案。但回顧歷史，我們相信，生產性創新是大國經濟走向繁榮、人民生活走向富裕的關鍵所在。善造物者天助之，有堅強的制造業，我們無論走到哪里都心里不慌。

中國制造業和世界最先進水平相比還有差距。行百里者半九十， 路漫漫其修遠兮。制造業依然是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基石。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备母镩_放 40 多年，中國制造業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又將走向一個怎樣的未來？

一葉知秋。答案裝在每一個有理想的中國制造業企業家心里。而《萬物生生：TCL敢為40年》這本書，將通過對一家穿越了 40 年風云變化，參與了改革開放后中國制造業發展的每個歷史階段，有起有伏，走向全球、走上產業創新高地的大型企業集團的解剖，幫助人們找到一些真實的回答， 讓歷史告訴未來，也讓那種不屈不撓、生生不息的精神永遠陪伴我們前進。

本文節選自新書《萬物生生：TCL敢為40年》序篇，秦朔、戚德志著，中信出版集團出版，版權歸作者及本書所有，轉載請務必注明作者和作品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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