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原創 強秋芳

編者按：

六月二十八日，九十高齡的老黨員、咸陽市婦幼保健院首任院長（所長）強秋芳老人結合自身經歷，給保健院黨員干部上了一堂生動的黨課。應廣大讀者要求，《云卜堂》發出講稿全文。敬請關注。

強秋芳老人在上黨課。

黨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在婦幼保健院黨員干部黨課上的講稿

強秋芳

各位領導，各位同志：

今天，老中青三代婦幼人歡聚一堂，慶祝黨的百年華誕，我感到萬分榮幸。首先，對院領導的信任表示感謝！對大家這些年來取得的成績表示欽佩！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的年份，全國上下都在搞各種慶祝活動。中共中央為在黨50年以上的老黨員頒發了“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6月23日，陳院長和幾位同志來到我家，代表黨組織將“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給我掛在胸前，這是我這個有著62年黨齡的老黨員今生最大的榮耀！我衷心感謝黨組織，感謝保健院各位領導。陳院長還給我提了一個要求，要我給大家講一講黨的偉大和婦幼保健院成立的過程以及我經歷過的事情。我想，我一個90歲的老太太，能講出啥名堂呢？這幾天廢寢忘食、搜腸刮肚，想了三條，今天就給大家作個分享。

第一，我90年的親身經歷證明，中國共產黨確實非常偉大。

黨的偉大，可以說出一千條一萬條：爬雪山、過草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立新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改革開放，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等等，你們學得比我深、知道的比我多，我就不多說了。我要說的是我親身經歷的一些事情。

第一件事情，新舊社會社會治安兩重天。

我生于1931年，家住在西蘭公路邊。公路上經常過隊伍，國民黨隊伍入村無惡不作，翻箱倒柜，搜銀兩首飾，奸淫婦女，整得雞飛狗跳。土匪白天當道割包，晚上入室搶劫。我們村嚴貢家兄弟兩個，靠辛勤勞動積攢了近百畝土地，家境算是比較富裕。平時兄弟倆省吃儉用，農忙時連短工都舍不得雇請。1947年農歷臘月二十九晚上，弟兄兩個和一家人剛剛睡下，土匪破門而入，把兩兄弟捆起來拷打索要銀錢。兩兄弟寧死不開口，土匪就把他們綁在長凳上，拿出他家織布的箏澆上菜籽油點著烤他們。莊稼人積攢點過活不容易，弟兄兩個還是不開口，就被土匪活活燒死了。第二天大年三十，嚴貢家門口并排停了兩具棺材，村上的人都掩面而泣。

1948年，村里到半下午就家家關了門，有錢人家更是驚恐萬分。國民黨軍隊通過西蘭公路開赴打仗的地方。沿途軍紀很壞，經常半夜三更砸門踢門，進門要吃要喝，要求我們給他們燉雞、蒸包子，動作稍微慢一點就拳打腳踢，有時還糟蹋婦女。老百姓紛紛逃離家園。陽洪西村東西兩個城門，人流像決了口子的洪水往外涌。大姑娘、小媳婦頭上包著爛布、臉上抹著鍋底灰逃難。我和侄女薇薇、表哥媳婦王風琴、堂妹歲愛四個人當時跑到離西蘭公路較遠的東西村我姑家避難。

在毛主席、共產黨領導下，解放軍消滅了國民黨軍隊和土匪，從根本上消除了社會的亂源，社會治安一夜之間就好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抽大煙的、賭博的、嫖娼的，還有妓女全都不見了。老百姓都說：“共產黨本事真大！”

第二件事情，新舊社會人的覺悟兩重天。

我1948年開始為黨工作，按照乾縣地下黨的指示，參加了黨的宣傳工作和保護黨的物資工作。1949年擔任乾縣薛錄區第九鄉婦女主任兼民兵營長，帶領青年和婦女宣傳黨的土改政策，組織民兵站崗放哨，不知疲倦地為黨忙碌著。

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后，我整天抱著娃完成土改各項任務，風里來雨里去。有一次去薛錄區上開會，路上遇到暴雨，不到一歲的孩子被雨淋得得了急性肺炎。我賣了二斗小麥，買了幾顆西藥給孩子吃了，孩子好了一點，但沒有痊愈。幾天后，娃又發燒，我抱著娃準備去縣城找他爸給娃看病，晚上住在娘家陽洪村。天快黑時，我母親抱著娃在院子里看月亮，這時，天空飛來一只喜鵲，母親指著喜鵲對娃說：“嘎嘎！嘎嘎！”娃也說：“嘎嘎！”一句話沒說完，痰卡在了喉嚨，一會兒就死了。我的第二個孩子剛剛出生臍帶繞頸也沒有保住。

1956年，生第三個兒子時，我和愛人都特別重視。我們商量到西安住院生產。愛人提前在西安租了一間房子，我感覺生產時間還不到，就遲遲沒去。那時通信手段落后，愛人等不到我，就把房子退了。臨近生產，我來到西安，住在人民劇院對面的榮城旅館。這家旅館盡管談不上高檔，但畢竟要按天算錢。我那時工資不高，愛人是調干大學生，怎么能住得起旅館。為這事，我和愛人吵了一架。我埋怨他退了租下的房子，他埋怨我遲遲不來西安。你來我往，越吵聲音越大。這時，一位拄著雙拐、穿著舊軍裝的老干部來到我們房間。他問我們為啥吵架？我說，要生娃了，他把租的房子退了，旅館這么貴，咋住得起？老干部問了我和愛人的工作情況，知道我們沒有能力住旅館，就說：“我在附近有一間宿舍，免費給你們住。”我聽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天底下怎么能有這樣的好事！我問“叔叔，您是干啥工作的”？他說：“我是共產黨的干部。我們打江山就是為了全體人們過上好日子。你們的困難就是我的困難！”我的眼淚一下就涌了出來。當時也沒想到給他說幾句感謝的話，就收拾東西，叫了兩輛“洋車”，老干部坐一輛，我們坐一輛，來到了西北局干部家屬院（西安西八路9號）。我們沒有帶被褥和鍋碗瓢勺。老干部說：“我這里鋪的蓋的用的都現成，你們盡管用就是了。走時把鑰匙放到房子就行了。”說完，拉上房門走了。他也沒告訴我們他的名字和工作單位。我們在他的房子里住了40多天。

5月3日凌晨4點，我突然感覺肚子疼。我愛人因為上學沒有陪我住在老干部家里。我馬上收拾東西往醫院走。走到后宰門附近，已經走不動了。這時我看到不遠處“洋車”師傅的燈籠透出的燈光，就喊“洋車”！師傅馬上拉著車跑了過來。他問我怎么了，我說要生小孩了。他立即把我攙扶上車，問我去哪里？我說去第二附屬醫院。師傅一路小跑，汗水濕透了衣裳。我坐在車上，能聽見他連續喘粗氣的聲音。他一直把我送到產房門口，停下車馬上去找護士。護士很快出來了。師傅又扶我下車，幫我整理了隨身攜帶的東西并交給護士，這才從脖子上取下毛巾擦汗。我請護士在我的兜里拿出5毛錢給師傅，他說這一段路只要2毛錢，我說您幫我這么大忙，就不用找了。他執意退回3毛錢，而且沒有走，直到看到護士攙扶我進了病房，才拉起“洋車”離開。

我住進醫院，經產科大夫檢查，從早上六點上產床到下午四點多，都沒有動靜。護士輪換了幾班，每一班都對下一班作了詳細交代。當班護士要去吃飯，又不放心地到產床前作了一次檢查。突然，“嘭”的一聲羊水破了，給護士噴了一臉，孩子隨機就生了出來。護士高興地抱起孩子說，小寶寶，你給阿姨洗臉了！

孩子出生后，我立即向單位匯報了情況，隨信寄去醫院的診斷證明。領導派出辦公室主任李志遠到西安來看我，帶來組織的關懷。

我出院后，又回到老干部家。后來我通過鄰居了解到，老干部名叫王杰，是一位陜北老紅軍，當時擔任西北局人事處人事科科長。他當年打仗負了傷，第一次截掉了半截小腿，長期沒有痊愈，而且感染成了骨髓炎，準備第二次手術把整個一條腿截掉，所以住在離醫院較近的榮城旅館。我出院后多方打聽想感謝王杰老紅軍，可惜再也沒有找到他。

這些事情已經過去了60多年，但它時不時在我的腦海里過電影。我經常想，王杰老紅軍與我們素不相識，看到我們有困難就騰出自己的房子給我們住；洋車師傅知道我快要生產，二話沒說，跑著把我送到醫院產房門口，交給護士才放心地離開，而且絕不多收一分錢；護士盡職盡責，像親人一樣守護著我；單位領導和同事無微不至地關懷我……。這一切都是在黨的領導下，社會風氣、人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準達到高水平的具體體現。這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形成明顯對比。毛主席、共產黨把大愛灑向人間，社會風清氣正，人民安居樂業，國家到處充滿陽光，人與人即使互不相識，也像親兄弟姊妹一樣互幫互助，這都是偉大的黨帶給人民的福祉，帶給民族的希望。

第三件事情，成立咸陽地區婦幼保健所。

舊社會婦女兒童生活很悲慘，尤其婦女處在社會最底層，受封建的政權、皇權、族權、夫權的壓迫，沒有政治權利和人身自由。從小就要纏腳，把個好端端的健康腳弄殘疾。我母親那一輩人都是這樣。她們從五、六歲開始纏腳。纏腳時在腳心放進打碎的瓷片，再用“裹腳（很長的土布）”緊緊地纏上。放入碎瓷片的目的，是讓瓷片把腳心刺破化膿，讓腳心的肉慢慢爛掉，以便長成弓形；纏布的目的是固定腳的形狀。由于腳心化膿，疼痛難忍，女孩經常坐在水井邊上，把兩只腳伸進井里，利用水井的低溫減輕疼痛。纏腳成功后，女孩都成了殘疾人，路都走不穩，但當時的封建文人把這種殘疾腳稱為“蓮”。“蓮”分不同等級，大于四寸的叫“鐵蓮”，四寸的叫“銀蓮”，三寸的稱呼最高，叫“金蓮”。“三寸金蓮”就是這么來的。封建社會把婦女當花瓶、當玩物。

解放后，婦女徹底翻了身，不僅不再受壓迫，而且得到國家的特殊照顧。國家制定了《憲法》《婚姻法》《婦女兒童權益保障法》，從省上到縣鄉普遍成立婦幼保健院，我們咸陽市婦幼保健院就是在這種大背景下成立的。

1976年，咸陽地區衛生局發了一個紅頭文件，給了我們兩間房子，婦幼保健院的前身——婦幼保健所就算成立了。

剛成立時一共只有四個人，我當所長，工作人員有李玉玲、趙陽和孫厚瑩，分為婦保祖和兒保組。我們立即購買了桌子椅子，開展了工作。當時沒有開展門診，就下鄉調查農村婦女兒童情況。下到旬邑、興平調查婦女病、新法接生情況；到咸陽、周至、高陵重點調查0到7歲兒童生長發育情況。為了提高婦女干部業務水平，舉辦了培訓班，提高基層同志業務能力。

兩年后，婦幼所由4人增加到8人，大家齊心協力開展工作，全區14個縣都建立了婦幼保健站。

婦幼保健所雖然有編制、有人員,但幾年時間只有兩間房子。為了解決辦公和開展業務的地方問題，我多次找領導反映，地區給了我們5萬元，讓我們自己找地方辦公、開展業務。5萬元雖然少，但畢竟有這么多錢。從那以后,我領著所里工作人員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找辦公地點上。我們幾乎跑遍了整個咸陽城區，找到的理想地點土地使用費太貴，我們用不起；便宜點的地方，工作不方便，我們看不上。就這樣找了半年，也沒找到滿意的位置。后來我又去找領導,衛生局給我們在畢塬路衛校里面劃了一塊地。我進去一看，地方狹小不說關鍵進門出門都要從衛校里面經過，很不方便，就沒有要。以后我們又在彩電、中山街口分別找了一個地方，還是感覺不合適。有人建議在西南路邊租幾間門面房，因為是臨時打算也不合適。最后在北大街找了棟樓，大家都比較新滿意，與對方達成了一致意見，準備往進搬時，505集團從中插了一杠。他們出錢多，地委領導也支持他們，把我們又擠掉了。現在看來，如果我們的位置在505現在這個地方，業務可能更好開展。

我們婦幼保健院現在這個地方，是我的后任所長趙陽等同志協調各方最后確定的。咸陽地區婦幼保健院成立后，為廣大婦女兒童健康做出了很大貢獻，尤其現在的領導班子思想好、能力強，帶領大家取得了很好的成績，婦幼保健院已經成為咸陽市的一張名片。

黨課結束后，婦幼保健院領導和強秋芳老人合影。

我分享的第二個問題，黨對我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

中國共產黨不僅徹底消滅了人剝削人、壓迫人的社會制度，消除了社會亂源，使窮人、婦女翻身得到解放，讓全體人民過上了安定幸福的日子，而且對像我這樣的農村婦女有大恩。我經常給我的兒孫們說：“黨對我的恩情比天高、比海深。”下面我講幾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黨將我從一個農村婦女培養成共產黨員、國家干部。

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革命和建設蓬勃發展，國家急需大量干部，特別是女干部非常需要。

1949年8月，陽洪西村我家一個鄰居的女兒叫嚴玉梅，不識字，當時參加了縣里的干部培訓班，回來就成了國家正式干部。有一天，她穿著新發的灰布軍裝，腰里扎一條皮帶，戴著解放軍帽子，站在一個糞堆上，向農村婦女宣傳婦女解放的道理。因為沒有文化，講不出多少道理，翻來覆去講幾句：“婦女要解放，男女要平等，包辦買賣不好，袋里賣貓不好（意思是包辦婚姻就像袋子里賣貓，別人看不見，不知道貓長啥樣就成交了）。”我當時聽了，就特別羨慕，感覺嚴玉梅真厲害，當共產黨的干部就是神氣！同時心想，她已經三十幾歲了，又不識字，還是解放腳（婦女纏腳后放開的腳），她都能當干部，我完小畢業，有文化，年輕，為啥不能當正式干部呢？

1952年，我愛人南亮被抽調到寶雞專區（那時乾縣屬于寶雞專區管轄）黨校進行整黨學習。學習完畢，因為思想好、年輕、又有文化，留校當了黨校干部。我受嚴玉梅的影響，一心想脫產當正式干部，就決定到寶雞找我愛人碰碰運氣。之前，我給他寫了一封信，提出當正式干部。他沒有回我。我知道他心里矛盾，一是懷疑我能不能當干部，二是臉皮薄怕給公家添麻煩。我管不了那么多了，下定決心，沒等他明確回復，就一個人啟程找他去了。

我用一斤棉花縫了個褥子，二斤多棉花縫了個被子，把褥子、被子用繩子捆好背在身上，再帶了些干糧就往寶雞方向走。乾縣到寶雞三百多里，其中從乾縣南門到興平的馬嵬坡坐的是馬拉車。這種車有兩個大木輪子，頂上搭了一個木篷，車身和篷子都用五顏六色的顏料刷過，一匹馬或者騾子拉著，里面可以坐五六個人。四五個小時后，終于到了馬嵬坡火車站。我在馬嵬坡坐上火車，又經過五六個小時到了寶雞。

見到愛人后，他非常驚訝，又有點不高興，冷淡地說：“你咋來了？”我說我來找你、找工作。他說：“我自己都是大包干吃的大灶飯，又沒地方住，咋能養你？”當時大部分干部實行供給制，區上干部由國家包干干部的吃飯和部分生活用品，給一點零花錢。縣以上干部實行工資制，定級別，薪金比區干部多。我聽了他的話，特別生氣，回答他：“我自己能養活自己！”說完，背著我的鋪蓋卷就走了。

我在寶雞龍泉巷找了一間破房子，里面只有一張土炕，我把土炕上的灰土清理了一下，把自己背的被褥鋪在炕上。沒有灶具，我買了一只平底搪瓷大碗，既當碗又當鍋，找了兩塊磚頭支起來當灶。每天用手帕買半斤搟面條，在外面拔一點野菜，找一些干蒿子當柴燒煮面條，又撿了個墨水瓶做成油燈買些煤油點燈照明。有時愛人給我帶來一個饃饃，我會分幾次才吃完。愛人口頭上說沒辦法給我找工作，其實也找了黨校副校長洪光遠，但沒有結果。我這時非常著急，眼看著他靠不住，就自己跑到專區婦聯“毛遂自薦”。

我到婦聯后，沒有戰戰兢兢地向婦聯的辦事人員說來意，而是大著膽子直接去找婦聯主任。婦聯主任叫劉靜。我打聽到她的辦公室后就推門進去了。進門后，劉主任問我干啥，我說我要工作。原想劉靜主任會一口回絕，沒想到她問了我的基本情況后又問：“你念過書沒有？”，我說：“念過，完小畢業。”他通過我的介紹已經知道我是黨校南亮的媳婦，現在又知道我念了六年小學，看我說話也利索，就說：“現在城市和平原地區女干部都已經配滿了，只有山區還需要女干部。麟游縣、太白縣山區你去不去？”我一聽喜出望外，馬上說：“我去！我去！太白也去！”劉靜又問，你是哪里人，我說乾縣人。劉靜說，把你分到永壽吧！永壽離你們家近一些。我說好！劉靜主任當時就把秘書叫進來，讓她開了個紅頭介紹信，上面寫了一句話：“永壽縣委：茲介紹強秋芳同志前來你縣，請給安排工作。”就這樣，我成了新中國基層政權的正式干部！

現在的年輕人想當個國家公務員，必須大學畢業，還要過五關、斬六將考試，然后百里挑一。我僅僅因為念了個六年級，膽子大，說話利索，五分鐘不到就成了國家的正式干部，后來還當了婦聯主任、衛生局長。是共產黨接納了我，徹底改變了我和我全家的命運。我真心感激共產黨！

第二個故事，共產黨幫我安葬了突然去世的父親。

我從1952年開始在永壽縣工作，先后擔任監軍區婦聯主任和縣婦聯干事。作為基層干部，我跑遍了永壽的三塬九條溝，永壽縣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我的足跡和我灑下的汗水。

1958年的一天，我正在永壽縣好時河下鄉。家里打電話到公社，公社書記騫近泰對我說，你爸病重了，你趕緊回去，然后指給我回家的路。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按騫書記的指向，徒步走過儀井河、漠谷河，翻過幾條溝，從早上一直走到下午走了六七十里路回到村上。在村口看見不少人帶著孝帽，我知道我父親已經去世了，哭著回到家里。

我父親是突發腦溢血去世的，倒在了陽洪西村南街與中街相鄰的巷道里。我的伯叔大哥聞訊把他背回了家。我回到家時，父親已經入殮。因為病得太急，家里什么也沒有。母親沒辦法，只有向親戚借錢借棺木。最后借了楊莊我二妹公公現成棺材一副，作價72元；又借了鄰居一身壽衣給父親穿上。埋葬了父親，母親問我：“你爸的棺材、壽衣錢咋辦？”我無言以對，想不出辦法，只能說，慢慢還。內心的痛苦和無助無以言表。

安葬父親后，我回到永壽縣委，同事們都來看我，問我父親去世的情況以及棺木壽衣的花費情況，我如實作了匯報。縣委領導知道后，立即召開了機關福利委員會會議，決定救濟我100元。三天后領導就把100元送到我手里。我用顫抖的雙手接過這100元，當時就想給領導跪下。領導反復安慰我，讓我趕緊把錢寄回家。我按領導指示立即把這筆救濟款寄給母親。母親收到這100元，還了親戚的棺木費和壽衣錢。我現在給兒孫們說起這件事還會流淚。我真心感激共產黨、感激毛主席！沒有共產黨毛主席，我連去世的父親也埋不起！

第三個故事，共產黨幫我家走出了困境。

我父親去世時，只有56歲。父親去世后，除我的大妹妹已經出嫁外，家里還有三個妹妹，一個弟弟，最大的還在上學，最小的只有三歲多。由于父親去世，家里生活一下變得很困難，加上緊接著的三年自然災害，可以說吃了上頓沒下頓。黨組織知道我家的困難情況，經常給我以救濟，賣給我家返銷糧；我下鄉所在的生產隊經常低價賣給我紅蘿卜、白蘿卜、雜糧、玉米，我家就是這樣一步步度過災荒、走出困境的。如果沒有組織的關懷照顧，如果放在舊社會，肯定會很慘很慘。

黨課結束后，婦幼保健院領導和強秋芳老人合影。

分享的第三個問題，我只有努力工作才能報答黨的恩情。

正因為我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非常偉大，所以，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報答黨的恩情。講幾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冒著槍林彈雨保護黨的物資。

1949年3月，我在乾縣東西村我姑家逃難。姑父王象賢是當地一名中醫大夫，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經常為共產黨做事情。受姑父影響，我也為共產黨散發傳單，做些宣傳工作。有一天，共產黨地下黨員葛少林拉來兩大車步槍和兩端箱大約幾十斤“大煙土”（鴉片）交給我姑父保管。我姑父把裝煙土的端箱放在家里柜蓋上，葛少林趁著天黑把步槍藏在我姑父家的馬窨子（藏馬的地道）里。馬窨子直通姑父家的園子，從城外和園子水井都可以下到放槍的窨子。后來我才知道，這些槍是準備成立乾縣人民武裝用的，大煙土是共產黨繳獲國民黨的。

1949年4月，乾縣第一次解放。不久，國民黨反撲，馬家隊伍（國民黨軍馬鴻逵的部隊）又打了回來，偽縣長重新掌握了政權，共產黨的縣長和人民政府撤退到了三原縣。這期間，葛少林在我姑父家藏槍的事情被一個名叫王開門的土匪二流子知道了。王開門為了得到獎賞，向偽縣長告發了我姑父。

4月的一個晚上，國民黨派出一連的部隊包圍了整個村子找槍并抓捕我姑父。士兵用槍托砸我姑家頭門，全家人亂作一團。姑父家的伙計（長工）董茂林給我姑父說：“大叔，門上的糧子（國民黨兵）打門叫你呢！”姑父對我姑說：“這下活不成了，前幾天北鄉一家人給共產黨干了一點事情，馬回回（國民黨軍馬鴻逵的部隊）過來就把一家人全殺了！”姑父讓我們趕緊藏起來，他自己藏進了客廳的窨子里。我和姑姑慌亂當中藏在了門背后。這時，外面打門的聲音更緊了。伙計董茂林說：“來了！來了！我尋服（找褲子）呢！穿上服給你開門！”伙計掩護我們藏好了，才去開門。門打開后，當兵的問：“王象賢呢？”伙計說：“出去了。”士兵說，你領我們到你家園子。

由于土匪王開門告密，國民黨兵已經知道槍藏在馬窨子，只是不知道具體位置。伙計領著士兵去了園子，一會兒工夫就從園子井口下去把槍拉了上來。下窨子取槍時，伙計對士兵說，我給你們燒點開水去。便又回到家里，他見我們兩個還藏在門背后，就說：“大嬸，人家抓我大叔沒抓住，肯定要來抓你。你還不趕緊跑！”于是，我和小腳姑姑跑到后院，把姑姑連推帶拉推到2米多高的后院界墻上，我們一起翻墻跑到隔壁姑姑她六嫂家，藏進她家5、6米深的窨子。剛藏好，姑姑說：“彩（我的小名），還有兩箱“土”（鴉片）在柜蓋上呢，這是共產黨的東西，要是讓當兵的搜去，更不得了。你快去抱過來！”我一聽是共產黨的東西，二話沒說就返身去找。先踏上1米多高的豬圈草棚，然后踩在豬圈棚上猛地一跳，兩手扒在離地面2米多高的墻頂，用力把身子往上一卷，人就到了墻頂。然后翻過墻踩在姑姑家的后窗臺上，再從后窗臺上跳到地面，跑回房子摸黑到柜子上去找煙土。因為姑父是中醫大夫，他家柜蓋上放了好多裝中藥的端箱，我找了半天，沒找到，就翻過墻爬到窨子邊回復姑姑。姑姑說，這東西絕對不敢叫國民黨看見，叫我再去找。我又翻墻回到家里。這時，伙計回來了。聽見屋里有動靜，問：“誰？”我說：“我！”“你一個大女子還不跑，在這里干啥?”我說：“我姑叫我拿個東西。”說完，又在房子柜蓋上找了半天，還是沒找到。伙計催我趕緊跑，我就再次翻墻跑了回去，回姑姑說沒找到。姑姑說：“這東西要讓叫國民黨兵看見，咱一家就沒命了。你拿包洋火（火柴）再去找。”我再次翻過墻回到家里，戰戰兢兢地劃了十幾根火柴還沒找到。第四次翻過墻姑叫我掂重的，最后在柜蓋最里頭掂到兩個端箱特別重，打開用手一摸，正是滿滿兩箱煙土。每個端箱都有二三十斤重。我把兩箱煙土分別放在姑姑家后院窗臺，再一箱一箱放在界墻上，人翻過墻站在豬圈棚頂，把一只端箱從墻上取下來。正要往豬圈下面跳，腳下的豬圈由于多次踩踏突然頂子塌了半截，我下意識地喊了一聲“媽呀！”，后墻外邊的士兵聽見有人喊，立即向我的方向開槍。子彈從我的耳邊“嗖嗖”飛過。我跳下豬圈抱起端箱跑進到姑姑六嫂的房子，把煙土放在房門背后。這時，后墻外面的士兵還在打槍，槍聲比剛才還要密集，子彈飛過的風聲我都能聽得見。我也顧不了那么多，再次爬上豬圈，從界墻上取下另一箱煙土，跳到姑姑六嫂家的后院，最后下到窨子，把兩箱煙土交給了姑姑。姑父后來把這些東西完整地交給了地下黨。

這是我在解放前第二次為黨做事情。

強秋芳老人在認真備講稿。

第二個故事，豹口余生。

1959年11月，我去陜西乾縣吳店公社臺子大隊下鄉。一天中午飯后，我和臺子村婦女主任到臺子大隊西安地小隊召開群眾大會。西安地離臺子大隊有二華里路。當時寒風凜冽，我圍著一條有勾線窟窿的白圍巾，只把兩只眼睛露在外面。我們走到一個胡同邊上，突然發現前面有個東西，我問婦女主任這是啥？只聽她一聲喊：“媽呀！豹子！”這時，豹子離我們有五十米遠。婦女主任問我：“咋辦？”我說“往回走。”我剛一轉身，就聽耳邊一陣風聲，豹子一爪子打到我的背和頭上，將我打倒在地。這時，我本能地用雙臂抱著頭，只聽豹子“呼呼呼”在我耳邊喘著粗氣，用鋒利的牙齒死死咬著我的右胳膊。我當時穿了兩件棉衣，豹子沒有傷著我的皮肉，只是將棉衣抓爛了。我在短暫的昏迷之后醒了過來，發現自己趴在胡同邊上。胡同有四層樓房那么高，而豹子還在咬著我右胳膊。當時真想跳下去，但轉眼一想，跳下去肯定摔死。這時，婦女主任已經嚇傻了，跪在我身邊不知所措。

胡同底下正在給牲口鍘草的老鄉看到豹子壓著我，立即拿出鍘刀、農具使勁喊打，豹子嚇得扔下我往東面跑去。這時,正好有一頭小豬跑過，豹子一口咬住小豬脖子叼著向山里去了。下面的老鄉跑到胡同上面把我和婦女主任扶起來。老鄉問我，豹子咬傷了沒有，我說沒傷到皮肉。大家這才松了口氣。我拍了拍身上的土，謝過老鄉，和婦女主任一起繼續去西安地村。

晚上，我們按計劃召集了群眾大會，第二天領著西安地村的群眾按時到達臺子村大隊會場。我們到達臺子村大隊時，工作組組長王西賓見到了我，拉著我的手放聲大哭。原來，他們聽說我被豹子襲擊后來到現場，沒有見到我，卻看到了地上的血跡，不知道是豹子咬傷的豬娃的血跡，就沿血跡方向到山里整整找了一個晚上。

第三個故事，為乾縣人民的健康做出自己的貢獻。

這些年，我始終有一個念頭，就是要以做好工作的實際行動報答黨的恩情。從1948年第一次為黨散發傳單到1990年退休，40多年做了一些工作，其中自己感到干得比較好的是在乾縣衛生局長任上。

1969年冬天，我被任命為乾縣衛生局局長。衛生局連我只有四名干部。大家團結一心，工作干勁很大，我們的許多工作都受到上級肯定。作為衛生局長，我始終貫徹上級關于“預防為主”的方針，把工作的重點放在疾病的預防上，經常不懈地抓了食品衛生、環境衛生、食堂衛生、工業衛生等工作。在我當衛生局長期間，全縣沒有發生大的衛生事件,也沒有發生疫情。

毛主席曾說，領導干部的職責，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我按照毛主席說的，把用好有專長、醫術高的醫務人員、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作為我最重要的工作，為他們提供了較好的工作條件，有的還被任命為地段醫院和縣醫院的院長或者科室負責人，周圍縣的不少群眾看病都慕名來到乾縣。

為了落實毛主席“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指示，衛生局重點加強了地段醫院建設。在原有基礎上增建、擴建了門診部，開設了住院部，優化配置了醫療器械，增強力量，培訓人員，提高醫務人員醫療水平。同時，我們還對其他公社醫院進行了修建、改建、擴建。這些醫院建設加強后，積極為群眾防病治病，開展婦幼保健工作，群眾看病基本不出公社。我們還新建了一所縣防疫站，成立了計劃生育辦公室，在全縣300多個大隊建立了合作醫療站。為了培養鄉村醫生，專門新建了縣衛校，安排專門人員進行教學和管理，分期分批培養大隊赤腳醫生，先后培養三期共300多人。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提高了全縣基層赤腳醫生的醫療水平。

乾縣北山區的梁山、峰陽、陽裕、關頭、注泔部分地區、乾陵部分地區的農民祖祖輩輩吃窖水，克山病、大骨節病和甲狀腺腫（乾縣稍少一些）三大地方病長期危害人民健康。中央和各級政府都花費巨大精力、投入大量人力物力進行防治，取得了很大成績。在我的任內，基本消滅了克山病，其他地方病的防治工作也取得了長足進展。1972年春天，省衛生廳在乾縣梁山公社召開了“三大地方病”防治工作現場會，國家衛生部專門派人參加。

我是新中國合格的婦女干部，但不是合格的母親。我把幾乎全部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了工作，兒女們沒有直接享受過母愛。他們最多只能吃我一個多月奶，最小的吃了半個月。但我有一個可親可敬、慈祥偉大的母親，她幫我帶大了三個孩子。因為共產黨對我恩重如山，無私的王杰老紅軍是我一輩子的榜樣，向王杰老紅軍學習、努力工作報答黨就是我的全部想法。

強秋芳老人在反復修改講稿。

最后，給年輕人提幾條建議。

我所處的時代，是共和國的初創時代。我們這一代人在黨的領導下，以無限的忠誠為新中國的萬丈高樓打下了基礎，做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如今，社會主義事業的接力棒已經傳到你們這一代人手中，“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你們比我們更有文化、眼界更寬廣，在許多領域比我們做得更好，這既是你們的驕傲，也是我們的驕傲。如毛主席所說：“你們就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同志們，我今年90歲，已經比一般老人活得長了。90個春秋伴隨著世事滄桑匆匆而去，其中有成功、有失敗、有經驗、有教訓。我的經驗教訓對于你們或許就是財富，我愿意將這些分享給大家。

第一，學習是人生的動力源泉。一個人的實力絕大部分來自學習，尤其在知識更新速度加快的今天，本領恐慌會伴隨著每一個人的每時每刻。首先要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學習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其次要學好黨史。當前全黨開展學習黨史活動，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第三，要做好本職工作。只有不斷提高自己的業務水平、技能水平，才能為婦女兒童服好務，高標準完成工作任務。

第二，敬業是自身的社會責任和義務。你們如今擔負的婦幼保健工作，往小里說關系到患者的健康，往大里說關系到國家的發展和民族的興旺。因為婦女占了人口的一半，兒童又占了人口的三分之一，這兩塊加起來，就是人群的大多數。為這么大的人群提供健康保證，其意義怎么說都不過分。我親身見證了我們的國家從一窮二白到繁榮富強的全過程。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更沒有婦女兒童保健這個事業，這個平臺。你們今天站在這個平臺上，為這么多的人服務，恭敬嚴肅地對待自己的工作，專心致志以事其業，認真負責、任勞任怨、嚴謹細致、精益求精，就是基本的職業道德。那種“干活掙錢”的思想，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

第三，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你們要工作好、學習好，沒有好的身體是不行的。要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飲食、睡眠、鍛煉都要有規律，尤其要保持積極向上的良好心態，不畏浮云遮望眼，不為瑣事費心思。大家現在都還年輕，對身體的重要性認識還不深刻，等到了我這個年齡，就知道好習慣和好心態的重要了。我雖然90歲了，碰到這么好的世事，還想好好活。我在前面給大家帶路，相信你們一定能夠超過我！

謝謝大家！

二零二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強秋芳老人的黨課講稿。

拓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