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大臣集成灶維修(合肥灶具維修)
前沿拓展:
“天寶十二載十月十九日戌時,從龍興寺出,至江頭乘船…乘船下至蘇州黃泗浦…(十一月)十五日壬子,四舟同發。有一雉飛第一舟前,仍下矴留。十六日發。”這段文字,來自于日本真人元開撰寫于公元779年的《唐大和上東征傳》,記載的正是唐代高僧鑒真的第六次東渡。在前五次東渡均告失敗之后,鑒真隨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團自蘇州黃泗浦起航,成功抵達日本。
這段史料,是有關“黃泗浦”三字的最早文字記載,也佐證了黃泗浦在唐代即為出海港口。與此同時,黃泗浦遺址諸多唐代時期遺跡的揭露和大量遺物的出土,為實證鑒真從黃泗浦東渡啟航提供了重要考古學線索和資料。
江蘇張家港黃泗浦遺址宋代河道底部的石構件(T22及擴方,東-西)。
在3月29日上午在北京揭曉的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江蘇張家港黃泗浦遺址與廣東英德青塘遺址、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時代遺址、陜西延安蘆山峁新石器時代遺址、新疆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山西聞喜酒務頭商代墓地、陜西澄城劉家洼東周遺址、河北張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重慶合川釣魚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遺址、遼寧莊河海域甲午沉艦遺址(經遠艦)水下考古調查共同入選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些入選考古新發現中,時間跨度極大,以史前考古和夏商周考古為主,其中史前考古占據四項,夏商周考古入選兩項,唐宋考古入選兩項,金代考古一項,近代考古一項。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表示,十大考古新發現越來越受到普通民眾的關注,考古成果與公眾之間的聯系也更加緊密,這歸功于公眾生活水平提高以后對文化的需求,考古學家的主動講解和對社會責任的承擔,以及媒體宣傳的共同努力。王巍再次重申了自己的“公共考古”主張,在他看來每一次重大考古發現,都是一次傳播歷史文化、認識我們自身的契機,“所以我主張公共考古。什么叫公共考古?就像一輛公交車,有司機,有售票員,有乘客,但大家都在一輛車上。不同于過去的我來宣講你來聽這種單調的形式,而是動員大家來參與,更加貼近民眾。”
周王室同姓諸侯國的最后政治中心
“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評選始創于1990年,由中國文物報社、中國考古學會受中國國家文物局委托聯合主辦,每個年度在全國范圍內評選當年的重大考古發現,一向有著“中國考古界的奧斯卡獎”之稱。值得強調的是,這里提到的新發現,主要指的是過去一年中國考古的最新成果,或者呈現出的考古新理念、新方法及新技術的應用,在保證發掘質量的前提下,發掘內容要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且為中國考古學科提供新的內容信息及新的認識。
此次入選的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有不少都屬于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項目的最新成果,目前這一項目已經形成“河套地區聚落與社會研究”“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長江中游地區文明進程研究”“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等四個重點項目,以及新疆、西藏阿里、南亞廊道等邊疆地區考古工作方案。此外,也有被犯罪分子盜掘之后所進行的搶救性發掘,比如聞喜酒務頭商代墓地,實際上有五座帶墓道的大墓,但其中四座都已經被盜掘,很多新發現都是“劫后余留”。
以聞喜酒務頭商代墓地為例,之所以被稱為“劫后余留”,正是因為該墓地于2015年因被盜而發現。在山西公安對當地系列盜掘古墓葬案件的偵辦中,通過循線追查追繳被盜文物,發現其中很多珍貴文物重器,線索都指向酒務頭墓區。后經當地文物部門上報請求搶救性發掘,才發現這一墓區時代為殷墟四期,應為極為難得的晚商高等級方國貴族墓地,也就是“匿”族墓地。其中5座帶墓道的“甲”字形大墓的發現,對研究商代晚期商王朝的勢力范圍、政治地理格局,以及商代晚期中條山銅礦開采歷史都有重要價值。也正因為此,終評小組給出了這樣的意見,“該墓地的發現與發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僅為‘匿’族青銅器找到了歸屬,也填補了晉南地區晚商遺存的空白。”
山西聞喜酒務頭商代墓地M1出土的各種食器。
一同入選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劉家洼東周遺址,位于陜西澄城縣王莊鎮劉家洼村西北,這里同樣遭遇過被盜掘的劫難。2016年11月底,一起盜墓案讓劉家洼這個小村莊出現在世人面前,被警方收繳的被盜文物包括“青銅禮器60余件,車馬器、玉器、棺環、瑪瑙珠……”在其后對遺址展開勘探和搶救性發掘中,考古專家認定該地為東周時期芮國的又一處都邑遺址。在歷史上,芮國正是與周同姓的諸侯的最后政治中心。好在大墓和部分中型墓雖遭嚴重盜掘,但仍發掘清理出大量青銅器以及金器、玉器、鐵器、陶器和漆木器等珍貴文物。這些發現填補了芮國后期歷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地)向東周諸侯國發現演變的典型案例。
吉仁臺溝口遺址上推燃煤歷史千余年
據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介紹:2018年國家文物局共批準955項考古發掘,其中有212項是主動考古發掘(也包括21個大學考古專業的學生實習)。活動組織者共計向84家考古機構和136名學會理事發出選票(220張選票,收回177張),共同推薦20項重要考古發現。宋新潮表示,他同有些評審專家的意見一樣,認為這些考古發現的價值其實比大量玉器出土更有意義,某種程度上,它們的歷史價值、學術價值,以及在科技領域的價值都更為重要。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李伯謙總結了這十大考古新發現的特點:時間跨度涉及的年代很長,地域范圍非常廣泛,而且具有多樣化的內涵。“從入選的十大考古發現可以看出,其涉及的年代是很長的。從舊石器時代到新時期時代過渡,一直到甲午海戰沉艦經遠艦。第二就是涉及的地域非常廣泛,西邊到新疆,南邊到廣東。第三就是它的內涵很多樣。有古人居住的遺址、城址,還有墓葬。其中城址、墓葬當中都含有一定的手工業生產,比如新疆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這么早就已經發現有燃煤的使用,這是一個了不得的發現。這對我們古代歷史,特別是五千年來的文明史,補充了很多新的材料,提出了很多新的論證,也使得我們對文明史的發展演進有了更清楚的認識。包括那些沒有入選的重要項目,對我們的文明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都提供了很好的例證。”
新疆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遺物:煤塊。
資料顯示,吉仁臺溝口遺址是目前新疆伊犁河谷發現的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以青銅時代為主體的聚落遺址,對于研究新疆史前時期的年代分期、文化譜系、聚落形態、社會狀況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等,都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結合近400平方米的大型單體房屋建筑和氣勢磅礴的石構高臺遺存,初步推測這里是伊犁河流域青銅時代晚期的中心之一。在2015年、2016年和2018年進行的三次考古發掘中,累計發掘4500余平方米,揭露房址37座,窯址、灶(火塘)、灰坑、冶煉遺跡等300余座,采集遺物標本1千余件。此外,在遺址中還發現了極為豐富的燃煤遺存,出土大量煤塊、煤灰、煤渣及未燃盡煤塊等。
新疆博物館館長于志勇在進行專家點評時表示,他已經在新疆從事考古工作二十余年,此次吉仁臺溝口遺址發現了豐富的與青銅冶煉有關的遺物遺跡,是新疆史前唯一一處有明確冶金證據鏈的遺址,對中國新疆乃至中亞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義和價值。而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燃煤證據的重大發現,上推了人類燃煤歷史千余年。此外,出土的動植物遺存,也為揭示生業方式的轉變和早期農作物的東西交流提供了新視角。
F27內炭化黍種子。該遺址集中出土了2000余粒炭化黍種子,也有少量源自西方的農作物如大麥、小麥的發現,為揭示早期農作物的東西交流路線提供了新視角。
甲午沉艦“經遠艦”
確證沉滅于莊河老人石南
此次入選的十大考古新發現,也極好地呈現出考古新理念、新方法及新技術的應用。王巍表示,過去很多新技術和考古手段被更多地運用于史前時期,但從這次入選的項目來看,其實運用在歷史時期也大有可為,這對研究當時的環境、食物以及人們的遷徙等都有很大的意義,比如DNA的應用。
王巍特別表示,在所有考古新發現中,此次經遠艦的發現和研究所強調的濁水技術非常值得關注。在這一考古發現的終審專家意見中也指出,該項目提供了濁水海洋環境里綜合運用多種技術開展水下考古的成功案例,為以后大型沉艦遺址的調查、清理與展示工作提供了借鑒。王巍進一步解釋,在過去,世界各地的水下調查基本都處在清水范圍,簡單來說,就是在水下可以看到,現在濁水技術的運用,能夠通過雷達在非常渾濁且比較深的水域進行考古調查,這是一個非常突出的進步,在世界范圍內都具有指導意義,“原有很多地方都認為在濁水區是沒有辦法進行的。”這里提到的莊河海域甲午沉艦遺址(經遠艦)水下考古是今年唯一入選的水下考古項目,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院長柴曉明在終審意見中指出,“經遠艦”是繼“致遠艦”之后,我國水下考古工作獲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經(經)”字銘牌和“逺(遠)”字銘牌。此次考古調查最大收獲是發現了軍艦的艦名“經遠”兩字,確定了軍艦身份。
資料顯示,“經遠艦”由德國伏爾鏗
(Vulkan)
船廠建造,1887年底回國后編入北洋海軍,管帶(艦長)林永升。1894年9月17日,中日甲午海戰在黃海北部大東溝海域爆發,“經遠艦”遭到日軍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四艦圍攻,全艦官兵在管帶林永升的率領下毫無懼色,奮勇接戰,至死不升降旗,戰至最后絕大部分官兵與艦同沉,少數人員因游至老人石得以幸存。
調查前期,考古隊運用多波束聲吶獲取海底殘存艦體影像,按其形狀與結構推斷為“經遠艦”水線處的防護裝甲“鐵甲堡”,并初步判定為倒扣狀態。隨后在遺址右側抽沙,相應發現呈倒置狀態的排污水管口,由此確認整艦為上下倒扣的埋藏狀態。經過科學分析,工作目標確定為尋找右舷艦銘牌上,并用差分GPS精準定位,最終在連續抽沙20多天后在泥下5.5米深度找到“經遠(經遠)”艦銘牌,由此確證莊河鐵質沉船即是北洋海軍在甲午黃海海戰一役中沉滅的“經遠艦”。
“經遠艦”的發現,平息了“經遠艦”沉滅地的爭議。在此之前,沉滅地有大鹿島、莊河、海洋島等多地的分歧,而此次隨著“經遠(經遠)”銘牌的發現,最終確證“經遠艦”沉滅于莊河老人石(舊稱蝦老石)的南面,與民國《莊河縣志》的記載“艦在蝦老石東八里許”基本吻合。此外,在3月28日舉行的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入圍項目展示中,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研究館員、“經遠艦”考古調查領隊周春水表示,“經遠艦”比“致遠艦”保存更好,可以說是保存最好的一艘北洋海軍軍艦。另外,在“經遠艦”水下考古調查中,考古人員在沉艦附近收集了一些陣亡將士遺骸,但“比較零碎”。
遼寧莊河海域甲午沉艦遺址(經遠艦)水下考古項目領隊周春水工作照。
附201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介紹(按年代早晚排序):
1、廣東英德青塘遺址
發掘單位: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青塘遺址位于廣東省北部清遠市所轄英德市青塘鎮,地處北江支流滃江中游,包括黃門巖1號至4號洞、朱屋巖、吊珠巖及仙佛巖等多處洞穴地點。
青塘遺址是華南新舊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典型洞穴遺址,發現晚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期連續的地層堆積,清理出墓葬、火塘等多個重要遺跡,出土古人類化石、石器、陶器、蚌器、角骨器、動物骨骼及植物遺存等各類文物標本一萬余件,建立起距今約2.5萬至1萬年連續的地層與文化序列。反映出晚更新世晚期以來現代人行為復雜化發展的新階段以及社會復雜程度,系統再現了中國南方從狩獵采集社會向早期農業社會過渡的歷史進程。
墓葬遺跡與人骨化石。
專家點評:廣東英德青塘遺址連續的地層與文化序列,揭示出環境變遷與文化演進的耦合關系,為華南乃至東南亞舊-新石器過渡階段的學術研究提供了一把重要的標尺;墓葬與人骨的發現對舊石器時代晚期原始宗教信仰、社會復雜程度、區域現代人群體質演化及擴散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大價值;豐富的文化遺存為研究華南該階段原始聚落形態、早期陶器的出現與傳播、現代人行為的特點與多樣性、區域史前文化間的關系等提供了珍貴的材料,為破譯舊大陸東部現代人出現與擴散、東亞與東南亞史前文化交流、舊-新石器時代過渡過程中生計模式的轉變等前沿課題提供了新的契機。
2、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時代遺址
發掘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城河城址位于湖北省荊門市沙洋縣后港鎮雙村村十三組、龍垱村三組,地處漢江西岸,長湖北岸。城河及其支流分別從遺址的西、南及東側流經,于遺址東南方匯合。該遺址在1983年文物普查中被發現。2017年11月,聯合考古隊在北城垣外側200米左右的王家塝地點進行勘探,發現屈家嶺文化時期墓葬235座,遂于2018年3月開始系統發掘,取得重要收獲。
城河遺址為屈家嶺-石家河文化的重要城址,面積約70萬平方米。經過數次發掘,發現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遺存等重要遺跡,從內部聚落形態的角度揭示了屈家嶺社會的發展。墓壙和棺木形制清晰,絕大多數為豎穴土坑墓,但有少量墓一側略帶“偏洞”,棺木一半被嵌偏洞中,并且發現同穴多“室”合葬墓。超過70%的墓葬可見葬具,發現率和保存完整狀況在長江中游史前墓地中非常少見。幾乎所有墓葬都隨葬陶器,少則數件,多則六十余件。除陶器外,亦有玉鉞、石鉞、象牙器、竹編器物、豬下頜骨、漆器以及疑似木器等遺存。
從墓葬規模、葬具、隨葬品等情況來看,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社會分化。在發掘區內,面積在1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葬有7座。大、中型墓葬有體量巨大的棺木、精美的玉鉞、石鉞、漆器、象牙器以及大量磨光黑陶、豬下頜骨等遺物。
M4出土器物組合
專家點評:湖北沙洋城河新石器時代遺址發現的城垣、人工水系、大型建筑、祭祀遺存等重要遺跡,從聚落形態的角度豐富了屈家嶺文化與社會的內涵。王家塝墓地則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屈家嶺文化墓地,填補了長江中游地區史前大型墓葬的發現比較缺乏的空白,完備而獨特的墓地結構與墓葬形制改寫了學術界關于屈家嶺文化墓葬禮儀的認知。這些發現表明,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國史前社會動蕩整合的廣闊背景下,屈家嶺文化在長江中游地區文明化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新的考古發現也為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研究提供了更為全面的信息。
M112出土葬具及部分隨葬品。
3、陜西延安蘆山峁新石器時代遺址
發掘單位: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延安市文物研究所
蘆山峁遺址位于陜西省延安市寶塔區蘆山峁村。1981年2月,蘆山峁村民陸續向當時的延安地區群眾藝術館送交了28件龍山時代玉器,蘆山峁遺址由此受到學界關注。2016年-2018年,對核心區四座人工臺城中面積最大、最南端的 “大營盤梁”頂部開展發掘工作。發掘確認,大營盤梁人工臺城及其頂部建筑始建年代為廟底溝二期晚段,與甘泉史家灣、襄汾陶寺遺址早期年代相當,陶器以斝、單耳罐、圜底甕等器類為代表,屬于廟底溝二期文化的一個區域類型。
在蘆山峁遺址核心區——“大山梁”的頂部,經鉆探確認了至少四座大型夯土臺基,每座臺基之上坐落著規劃有序的圍墻院落和建筑群,相當于四座相對獨立而聯系密切的夯土臺城和高等級院落遺址。初步判斷,蘆山峁遺址是以四座臺城式建筑群為核心,周邊拱衛著大量普通居住地點和居址葬墓地的大型聚落,面積超過200萬平方米。對四座人工臺城中面積最大的“大營盤梁”展開發掘工作,發現其頂部分布著三座院落,由北部一座大型院落和南部兩座小型院落構成“品”字形布局。
蘆山峁遺址大營盤梁臺地上的三座院落俯視圖。
專家點評:蘆山峁遺址是繼神木石峁遺址之后的又一重大考古發現,為認識龍山時代晉陜高原人群流動、社會變遷、中原與北方區域互動,乃至探索中國史前社會復雜化、文明起源和“早期國家”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資料。遺址核心區的多座人工臺城及其構建的規整院落,似可視為中國最早宮殿或宗廟建筑的雛形,對于研究中國聚落、都邑形態演變和早期禮制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筒瓦和槽型板瓦的發現,將中國使用瓦的時間提前至廟底溝二期文化晚期。大量玉器的發現進一步證明其與周邊地區普遍流行以玉為禮的現象,背后可能隱藏著精神思想層面上的價值認同。
營盤梁院落北門外祭祀坑出土大玉刀。
4、新疆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
發掘單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
吉仁臺溝口遺址位于尼勒克縣科蒙鄉恰勒格爾村,地處西部天山伊犁河谷,由居址區和高臺遺存兩部分組成。居址區位于喀什河溝口北部山前三級臺地上。三次考古工作累計發掘4500余平方米,揭露房址37座,窯址、灶(火塘)、灰坑、冶煉遺跡等300余座,采集遺物標本1千余件。此外,在遺址中還發現了極為豐富的燃煤遺存,出土大量煤塊、煤灰、煤渣及未燃盡煤塊等。
遺物:陶范、銅刀、石杵等。
吉仁臺溝口遺址是目前新疆伊犁河谷發現的年代最早、規模最大的以青銅時代為主體的聚落遺址,由居址區和高臺遺存共同構成。結合近400平方米的大型單體房屋建筑和氣勢磅礴的石構高臺遺存,初步推測這里是伊犁河流域青銅時代晚期的中心之一。
與冶鑄活動有關的遺物
專家點評:新疆尼勒克吉仁臺溝口遺址發現了規模宏大、布局復雜的大型聚落遺址,是伊犁河流域青銅時代晚期的中心聚落之一,為建立伊犁河流域的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提供了極為寶貴的資料,也為西天山地區人群的生業方式從畜牧經濟向游牧經濟轉變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對整個歐亞草原地區此類研究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發現了豐富的銅、鐵冶煉相關的遺跡遺物,是新疆史前唯一一處有明確冶金證據鏈的遺址,對中國新疆乃至中亞史前冶金考古具有重要研究意義和價值。迄今為止世界上最早使用燃煤證據的重大發現,將人類對燃煤的使用歷史上推千余年,為中國古代科技史研究增添了重要的科學資料。出土的動植物遺存也為揭示生業方式的轉變和早期農作物的東西交流提供了新視角。
5、山西聞喜酒務頭商代墓地
發掘單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酒務頭墓地位于山西省運城市聞喜縣河底鎮酒務頭村西北,北、東、南三面環山,北臨沙渠河,南望湯王山。墓地處于垣曲盆地、運城盆地、臨汾盆地交匯的要沖之地,是古代從河南進入山西最便捷的通道之一,亦是考古學文化交融的關鍵地帶。
經過考古勘探和科學發掘,在5500平方米墓地范圍內發現商代晚期墓葬12座、車馬坑6座以及灰坑5個,其中“甲”字形大墓5座,共出土銅、玉、陶、骨等各類材質的文物500余件(組),加上正在陸續追回的被盜文物,該墓地隨葬文物數量可能達數千件。
在發掘現場進行高光譜信息采集。
專家點評:山西聞喜酒務頭商代墓地是一處擁有帶墓道大墓的大型晚商墓地,對于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結構、葬俗、墓道功能與等級關系提供了極好的資料。該墓地應為晚商高等級方國貴族墓地,從青銅器中兩種族氏銘文的差異性來看,該墓地應為“匿”族墓地。該墓地的發現與發掘是商代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不僅為“匿”族青銅器找到了歸屬,也填補了晉南地區晚商遺存的空白。
公安機關追繳的獸形銅觥。
墓地的大墓形制、青銅器組合和器型紋飾風格等表現了商文明演進過程的同一性與復雜性,加上該墓地所處的特殊位置,對于認識晚商文化的區域類型、商王朝西部勢力范圍的變遷、中央對地方管控方式和國家政治地理結構等課題具有重要意義。
6、陜西澄城劉家洼東周遺址
發掘單位: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博物館、澄城縣文體廣電局
劉家洼遺址位于陜西澄城縣王莊鎮劉家洼村西北,分布于洛河支流長寧河上游的魯家河兩岸。
調查確認遺址范圍約3平方千米,以自然沖溝和人工壕溝相連組成一個封閉的大型遺址區域。在遺址東區面積10余萬平方米城址內,采集到陶鬲、盆、罐、豆、三足甕等春秋陶器殘片。勘探發現有大量灰坑和板瓦等建材堆積,屬重要建筑所在,應是高等級人群居住區。城址區外圍為一般居址區和墓葬區。勘探發現墓葬共4處220余座,大墓和部分中型墓雖遭嚴重盜掘,但仍發掘清理出大量青銅器以及金器、玉器、鐵器、陶器和漆木器等珍貴文物。通過對出土遺跡、遺物綜合分析,推斷這里是芮國后期的都城遺址及墓地,填補了芮國后期歷史的空白。
大墓中出土的甬鐘。
專家點評:從陜西澄城劉家洼東周遺址所發現的居址和墓葬特點來看,可以確定這里是一處芮國后期的都城遺址及墓地。芮國,這個歷史上與周王室同姓的諸侯國的最后政治中心,經劉家洼遺址的考古發掘最終得以確認。這一發現填補了芮國后期歷史的空白,也提供了周王室大臣采邑(地)向東周諸侯國發展演變的典型案例。不同文化傳統、族系背景的居民共同使用同一墓地的現象,揭示了芮國后期民族、文化融合的真實圖景,呈現出地緣國家的基本特征,是研究周代社會組織、人群結構的重要材料。大墓出土的樂器組合,為我國音樂考古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出土的三欄木床遺存將我國使用床榻的歷史提前到春秋早期。
7、江蘇張家港黃泗浦遺址
發掘單位:南京博物院、蘇州市考古研究所、張家港博物館
黃泗浦遺址位于江蘇省張家港市楊舍鎮慶安村與塘橋鎮灘里村交界處,現北距長江約14千米。
通過考古發掘,在遺址西區清理了南朝至唐宋時期的道路、灰坑、水井、水溝等遺跡,在遺址東區發現了唐代和宋代的河道、木橋、房址、水井、倉廒類等諸多遺跡,證實了黃泗浦遺址是長江下游一處非常重要的港口集鎮遺址。其中對唐代和宋代河道的揭示,河道內大量的磚瓦瓷片堆積以及木橋遺跡,都說明了黃泗浦作為港口曾有的繁華及在江南地區重要的歷史地位,是目前長江下游港口型遺址中非常重要的發現。黃泗浦遺址諸多唐代時期遺跡的揭露和大量遺物的出土,也為實證鑒真從黃泗浦東渡啟航提供了無可替代的考古學資料。
唐代大型院落(北-南)
專家點評:考古工作者歷經十多年,揭示了唐宋河道,發現了河道內大量的磚瓦瓷片堆積和棧橋遺跡,提出了黃泗浦河為唐宋時期江南地區入江的主干水道之一,江蘇張家港黃泗浦遺址曾為繁華的港口,在江南地區有著重要歷史地位的新認識。黃泗浦遺址發現了唐宋時期的寺院,發掘者認為可能與鑒真和尚第六次東渡的地點有關,是較為重要的新認識。這是目前長江下游港口型遺址的重要發現。為中外文化交流、海陸交通路線及海岸線變遷等諸多課題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宋代河道中的棧橋遺跡。
8、河北張家口太子城金代城址
發掘單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張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崇禮區文廣新局
太子城遺址位于河北省張家口市崇禮區四臺嘴鄉張家口奧運村內,東南距北京市區140公里,西距崇禮縣城20公里。
太子城遺址經勘探與發掘確認為一座平面呈長方形的城址,總面積約14萬平方米,現東、西、南三面城墻存有地基,墻外有護城河。出土遺物以各類泥質灰陶磚瓦、鴟吻、頻伽、鳳鳥、脊獸等建筑構件為主。太子城遺址是第一座經考古發掘的金代行宮遺址,是僅次于金代都城的重要城址,是近年來發掘面積最大的金代高等級城址。城址雙重城垣選址理念,主體建筑呈軸線分布、前朝后寢的布局方式對金代捺缽制度、行宮的選址與營造研究有重要意義。
正在進行文物修復。
專家點評:河北張家口太子城遺址是目前唯一經考古發掘的金代行宮遺址,是金代考古的重要發現之一。這是迄今發掘面積最大、僅次于金代都城的高等級重要城址。根據考古新發現并結合歷史文獻,推定此遺址很可能是金章宗夏捺缽的泰和宮。其雙重城垣選址理念,主體建筑呈中軸線分布、前朝后寢的布局等對金代捺缽制度、行宮選址與營建研究具有重要學術意義。編號“七尺五”“四尺五” “三尺”的鴟吻分別對應城內不同等級建筑,與《營造法式》記載完全吻合,是金代官式建筑研究的重要資料。“尚食局”款定瓷、仿汝窯青瓷、雁北地區化妝白瓷等組合的確認,極大地推進了金代宮廷用瓷制度的研究。
9、重慶合川釣魚城范家堰南宋衙署遺址
發掘單位: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
釣魚城位于重慶市合川區東城半島的釣魚山上,西距合川城區約5千米。在13世紀宋蒙(元)戰爭中,釣魚城為宋廷川渝山城防御體系的“八柱”之一,地勢險要、控扼三江,嬰城固守卅六載,創造了以山城設防擊敗蒙元鐵騎的奇跡。范家堰遺址位于釣魚城西部二級階地上,地處弧形山坳地帶,背山面江,地勢西北低、東南高,呈四級階梯狀分布。
范家堰南宋衙署遺址規模宏大、布局規整、軸線清晰、性質明確,是釣魚城的政治軍事中心,符合中國傳統衙署建筑規制的同時又具有鮮明的山地城池特色,為研究我國宋代城址與衙署建筑、古代園林及宋蒙(元)戰爭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遺存。遺址出土的鐵雷片口、底、身及鑄造痕跡完整清晰,為上下合范法鑄造,經初步檢測為白口鑄鐵,內填火藥,是世界中古史火器與冷兵器并用時代開創階段的珍貴見證。
考古發掘時的工作場景。
專家點評:重慶合川釣魚城范家堰遺址是目前國內罕見的經過大規模考古發掘、保存完整的宋代衙署遺址。結合歷史文獻推斷,該遺址應為1243年南宋四川制置使余玠修筑釣魚城時所徙的合州州治。范家堰遺址是釣魚城的政治軍事中心,符合中國傳統衙署建筑規制,同時又具有鮮明的山地城池特色,豐富了宋元時期城市考古的資料。這為研究我國宋代城市與衙署建筑、古代園林及宋蒙(元)戰爭史等提供了珍貴的實物遺存。遺址出土的鐵雷是世界中古史火器與冷兵器并用時代開創階段的重要見證。
后堂F43與水池H26、H27(俯視)。
10、遼寧莊河海域甲午沉艦遺址(經遠艦)水下考古調查
調查單位: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大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經遠艦”遺址位于遼寧省大連市莊河黑島老人石海域。2014年夏,水下考古隊依據資料線索與磁力儀物探數據在該處發現一艘鐵質沉船殘骸,并推測很可能為中日甲午海戰時沉滅的“經遠艦”。經國家文物局批準, 2018年7-9月,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隊,開展莊河鐵質沉船遺址專項調查工作,最終證實為甲午海戰北洋海軍沉艦——“經遠艦”。
水下考古調查發現,艦體殘骸呈上下顛倒翻扣在海底,總體殘長80米,寬12米。現存大約3米高的生活艙室、2米高的甲板舷墻。本次調查提取鐵、木、銅、鉛、玻璃、陶瓷、皮革等材質各類遺物標本500余件,種類包括艦體結構、武器裝備、個人物品等。此次水下考古調查摸清了整個沉艦的殘存情況、埋藏狀態、遺物分布等諸多信息。
殘存的鐵甲堡艦體外殼。
專家點評:“經遠艦”是繼“致遠艦”之后,我國水下考古工作獲得的又一重大成果。首次發現了北洋海軍的艦銘牌,并首次明確了其材質、工藝及安裝方法。甲午海戰是木質風帆戰艦被蒸汽機裝甲戰艦取代后的第一次大規模海戰。“經遠艦”是德國設計制造的裝甲巡洋艦最早實例之一。它的發現為研究中國近代史、海軍發展史和世界海戰史等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同時,該項目提供了濁水海洋環境里綜合運用多種技術開展水下考古的成功案例,為以后大型沉艦遺址的調查、清理與展示工作提供了借鑒。
(文中所用圖片均由中國文物報社提供)
作者
:何安安
編輯
:覃旦思;校對:薛京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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