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欽文 但漢松 張偉劼

5月29日，在南京大學出版社和先鋒書店共同舉辦的“守望者·傳記&訪談”閱讀分享會上，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的三位老師——德語文化學者欽文、英語系教授但漢松、西班牙語系副教授張偉劼，圍繞貧困、死亡、愛、戰(zhàn)爭、流亡與文學之間的“相愛相殺”，探討了世界文壇巨匠的真實人生與虛構世界。澎湃新聞經南京大學出版社授權，刊發(fā)講座的錄音整理稿。

活動現(xiàn)場

傳記與訪談

欽文：有朋友說今天講座的主題太沉重了。但這些關鍵詞是很多作家要面臨的境遇。但我們今天肯定不僅僅是圍繞這三個詞。既然是談傳記，首先我們破一下題，說一說傳記這件事情。兩位老師如何看待傳記，尤其是以文學家作為傳主的傳記？你們平時會去讀傳記嗎？讀傳記的原因是什么？

但漢松：我們不僅是在談傳記，我們是在談作家傳記，這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傳記亞類型。因為很多成功名流的傳記受到讀者青睞，大家去閱讀是為了獲得成功人生的樣本，期待的是一些心靈的雞湯、人生的法則。但是讀作家的傳記時，很多時候其實會讀到一些糟糕透頂?shù)纳睿锩娉錆M了狗血的情事、狂暴的生活、黑暗的秘密。

很多時候，普通讀者閱讀心愛作家的陳年往事，就如同進入一段復雜的愛欲關系。我們讀這樣的傳記作品，希望更好地去了解一個對我們生命至關重要的人，試圖搞清楚為什么這個作家可以用文字擊中我們的心靈。當然，我們也會有一顆八卦的心，他們的人生通常灑滿了狗血，遠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復雜。

讀完作家傳記后，很多時候我們會經歷一種幻滅：哦，原來文學偶像有如此不堪的過去！但在這種幻滅之后，我們往往又會進入一種更深層次的同情性的理解。作家被生活所塑造，但他們的文字又大于他們的生活。他們所經歷的這種復雜性、含混性，其實和我們自己的人生是一樣的。讀完傳記、訪談，再回去重讀他們的文學作品，又會開啟一些新的暗門。

所以，我覺得讀作家傳記，至少有三方面的好處。一方面，當然是了解他們的生活世界到底是什么樣子，相當于歷史細節(jié)的一次個案考察。另外就是了解他們所處的文學關系網(wǎng)，因為作家往往是在文學圈子里成長起來的，同道之間相互崇拜、嫉妒、影響，這些都很有意思。最后，好的文學傳記本身也是非常出色的文學批評作品，比如傳記作家寫勞倫斯的時候，不是簡單講他寫了什么，一定還會有一些對作品本身的評論。這也是作家傳記非常吸引我們這些文學批評從業(yè)者的一個原因。

張偉劼：其實作家的人生和作家講的故事之間的關系是非常有趣的，有的時候作家會把自己的人生變成他的故事，作家的人生和他的小說之間有著很多的相似。

傅雷先生講過一句話：“赤子孤獨了，會創(chuàng)造一個世界。”有些作家自己的人生非常平淡，他們更情愿在自己的書房中創(chuàng)造出一個非常精彩的虛擬世界。這一點我覺得在波拉尼奧身上體現(xiàn)得特別明顯。我們看波拉尼奧的人生，年輕的時候確實也經歷過一些很瘋狂的事情，但就他大部分的人生來講，特別是他定居西班牙之后，似乎可以寫進傳記里的東西、可以挖掘的八卦是很少的。與之形成對照的是，他在小說創(chuàng)作中想象出了一個非常吸引人的世界，在《2666》這本巨著里面，有一部分專門寫墨西哥和美國邊境的一座城市里接連發(fā)生的女性遇害案件，一段接著一段，寫的如此血淋淋、如此赤裸，給人印象非常深刻，但事實上波拉尼奧從來沒有去過美墨邊境，他主要是根據(jù)新聞報道和自己的想象來創(chuàng)作這些故事。

《加西亞·馬爾克斯訪談錄》

我們讀《加西亞·馬爾克斯訪談錄》，馬爾克斯面對不同的記者講起自己的人生會給出不同的版本，我也在其他的馬爾克斯傳記當中讀到過一個很不一樣的馬爾克斯。我印象比較深刻的有墨西哥作家恩里克·克勞澤寫的馬爾克斯。在他的筆下，馬爾克斯是一個言語和行動很不一致的人，他可以在演講、小說中控訴社會的不公，為拉丁美洲的公平正義吶喊。但根據(jù)克勞澤的描述，在實際生活中他是一個仰慕權力、追求奢華生活的人，用西語里面一個用來描述某種知識分子的短語來講，叫做“魚子醬左派”。這樣的人一面鼓吹公義，一面享受高級生活，同時把自己偽裝得很好。但是這只是馬爾克斯生活的一面。每一個作家的生活應該說都是多面的，就看是從哪一方面表現(xiàn)這個作家。

欽文：“守望者·傳記”系列有自己的定位，一般是中等篇幅的傳記作品。關于作家，尤其是大作家的傳記作品可能有很多，我想出版者、學者、廣大讀者都有自己的選擇標準。在這里我想聽聽兩位老師的意見：哪種類型的傳記對學術研究來講更為重要？哪一種傳記普通讀者會更感興趣？

但漢松：我覺得普通讀者通常會選暢銷書排行榜上的傳記，因為比較有話題性，這類傳記往往聲稱會給傳主做一次大揭秘，讓我們看到他們不為人知的一面。這樣的傳記作家不一定是專門去研究這些作家的，很多時候只是出于選題的投機性。一些大作家的文學遺產執(zhí)行人往往非常痛恨這樣的傳記作家，他們覺得這會對文學家的形象產生很大的影響。還有另外一類傳記，就是獲得作家本人或后人授權的傳記，好處是原始資料特別豐富。但是出于公關的考慮，也可能會刪除過濾一些敏感內容，從而維護作家的形象。這樣的傳記往往非常厚，七八百頁，事無巨細什么都有，但很難找到作家的秘密。

我建議專業(yè)讀者還是以資料性為主，因為它里面有很多書信、訪談，或者對家族史、朋友圈的考證，這是非常重要的，是一手的研究素材。但對于絕大多數(shù)讀者來說，南大社的這種傳記系列就比較合理：不一定是最權威的、最厚的，但是可讀性強，較好地平衡了故事性和資料性。

《雷蒙德·卡佛訪談錄》

張偉劼：我自己更感興趣的一種傳記是自傳，作家自己寫自己的經歷。但自傳又分兩種，一種是作家告訴你：我寫的這本書就是我的自傳；還有一種自傳是作家的虛構作品，在當中可以很明顯看到作家自己的經歷，我認為這算是西語文學的一種傳統(tǒng)，比如《堂吉訶德》里就能讀到塞萬提斯的冒險經歷。西語作家很喜歡寫關于作家的故事。《雷蒙德·卡佛訪談錄》里面，卡佛說他不愿意去寫、不傾向于去寫作家的故事，他不想讓作家成為他的虛構人物。而西語文學可能恰恰相反，有很多作品的人物就是作家本身。我個人還是更喜歡讀作家自己寫的傳記，不管是作家寫自己，還是作家半寫自己半編故事，都非常精彩。

欽文：有些作家不喜歡寫自傳。無論是自愿的還是被迫的，或者是出于其他考慮，他可能會接受訪談這樣的形式。在我們“守望者·訪談”系列當中，有不少作家的訪談錄，有些是作家與固定談話對象的系列訪談，有些是與不同人的對話，然后結集成書。我想請兩位談一談：你們怎么看待訪談錄這樣一種文體，以及它在多大意義上有傳記性或非傳記性？

但漢松：我覺得訪談錄是對傳記很好的補充，但是兩者其實不能相互取代。如果說傳記更像是用文字來給作家畫肖像的話，那么訪談錄在我看來，更像是戲劇演出，在里面你可以真實地感受到你心愛的作家如何與人交談，而你仿佛就在他們旁邊豎耳偷聽。所以，訪談錄更具有現(xiàn)場感。

但是另外一方面，這種現(xiàn)場感、表演性可能也會帶來一些麻煩。作家在接受訪談的時候，可能會撒謊。成名后，他們可能經歷過無數(shù)次類似的訪談，他會給訪談者一些套路化的答案。當然，有時候你也能感覺到他們真性情的一面。我讀卡佛的訪談，覺得他總體來說還是很誠實的，有一種鮮明的個性躍然紙上。

張偉劼：剛剛但老師說訪談是一種戲劇性的演出，這一點可能在西語作家的身上體現(xiàn)得更為明顯。講西班牙語的人本身就是喜歡開玩笑的，而且他們會覺得你杜撰得越精彩，說明你能力越高超。所以我估計如果今天馬爾克斯也坐在先鋒書店的臺子上，我們把《馬爾克斯訪談錄》里面同樣的問題再問他一遍，他絕對會給出不一樣的回答。

貧困與文學

欽文：我們讀作家傳記的時候，往往也會有這樣一種感覺，有的作家在訪談時搖身一變成了段子手，雖然其實可能有商業(yè)因素在起作用，但似乎有意無意一直在重復這樣一個主題：我想過上更好的生活。這就涉及我們今天要談的一個話題：貧窮。

很多作家在成名之前，貧困或者說經濟的拮據(jù)往往會是很常見的狀態(tài)。在多大程度上，拮據(jù)的生活是促使其創(chuàng)作的原因？還是說創(chuàng)作是他面對這樣一種生活窘境的治療？我想聽兩位老師談談：在你們各自研究的對象中，有哪些作家的創(chuàng)作與貧困密切相關？

張偉劼：想想我自己讀過的西語作家，可能貧困與他們的寫作之間沒有特別必然的聯(lián)系，既有那種養(yǎng)尊處優(yōu)的、寫出很好的作品的，也有那種在貧困當中寫出好作品的作家。但是我印象中那些最經典的偉大作品，往往是誕生于貧困之中。馬爾克斯寫《百年孤獨》的時候是辭掉了自己的工作，向親戚朋友借了點錢，然后把自己在家里面關了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寫出了《百年孤獨》。對于拉美的現(xiàn)代作家來說，貧困可能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這和拉丁美洲的現(xiàn)狀之間有必然的聯(lián)系——拉丁美洲作家是在一種欠發(fā)達的狀況下去寫他們的作品的，相較于在英美國家，在拉丁美洲當作家要更為貧困。加萊亞諾曾經說過——這是有數(shù)據(jù)作為支撐的：拉丁美洲只有百分之五的人買得起冰箱。在這樣一種狀況下，作家寫出來的小說可能都沒有很大的市場，所以他們不得不在寫作之外再打一份工。

我們知道很多拉美作家會兼一份職，其中最多的是新聞記者。像馬爾克斯、略薩、加萊亞諾等，他們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一邊當記者寫報道、寫新聞，一邊去搞文學創(chuàng)作的。還有很多拉美作家除了貧困之外，在政治上也受到很多限制，其中很多人在歐洲流亡，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這方面，我想加萊亞諾的例子最能說明問題。20世紀70年代，加萊亞諾的名字已經上了烏拉圭和阿根廷軍政府的黑名單，不得不流亡，他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沒有保障的情況下去完成很多創(chuàng)作的。

但漢松：在這些作家當中，曾經最窮的、日子最苦的就是雷蒙德·卡佛。卡佛苦到什么程度？當時他和妻子瑪麗安育有兩個孩子。他一直想成為職業(yè)作家，愛荷華作家工作坊當時錄取了他，然后他們全家就開車過去，但是身上據(jù)說只有一美元，開到半路連油都沒有了。怎么辦？他老婆就去路上的快餐店打小時工，賺到錢去加油。可能有讀者會打抱不平：憑什么卡佛不去打工？因為瑪麗安特別寵愛他，她覺得卡佛來到這個世界有他的使命，他就是要成為一個偉大的作家。所以她愿意去打很多工養(yǎng)活她的老公，讓卡佛有一個相對沒有干擾的環(huán)境去寫作。試想，如果瑪麗安來自富貴的家庭，那么按照卡佛的說法，他可能會寫出比《2666》更長的長篇小說。他為什么不能寫長篇小說？卡佛的解釋是，家里太窮了，每天都是一地雞毛，想著賺奶粉錢，想著該怎么付電費和水費。孩子天天在那兒哭鬧，老婆又在外面打工，他只能窩起來寫短篇小說，因為這些文字迫切地需要發(fā)表和換錢。

所以，貧困一直以來刻入卡佛的骨髓。當你出身貧寒，那么寫作這件事情其實就是破釜沉舟的抉擇，你是在放棄了正常謀生的飯碗，去做一件成功希望很渺茫的事情。你可能會成為大作家，但更可能會一直籍籍無名。生活其實很殘酷的，更大的概率就是你永遠都寫不出來好作品，永遠都沒有辦法被世人認可。卡佛從最開始寫作，到最后被美國文壇關注，中間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時間。《雷蒙德·卡佛訪談錄》提到一個特別感人的細節(jié)：他的短篇小說第一次被“年度最佳美國短篇小說選”收錄的時候，他捧著雜志上床睡覺。那是他人生的巔峰時刻，但是為了這一天，他犧牲了很多東西。所以，貧寒子弟從事文學，往往更加渴望得到承認，更害怕失敗，更退無可退，而且也更容易禍害家人。瑪麗安就是典型的例子，她為了給卡佛創(chuàng)造寫作條件，甚至給他單獨租了一個公寓，讓他住在那兒寫作，但最后兩人婚姻還是走向了破碎。

在我看來，貧困對于天才作家來說，某種意義上固然是一筆財富，它讓你知道社會底層是什么樣子，讓你意識到普通人是怎樣在油鹽醬醋里掙扎。如果不是親歷這種貧困，卡佛也沒有辦法寫出那種骯臟現(xiàn)實主義的作品。但另外一方面，我認為不應該過分浪漫化貧窮。貧窮其實是對文學創(chuàng)作非常大的干擾，如果他更早獲得了承認，也許卡佛會寫出更多更好的東西。

貧窮并不是作家的繆斯，很多時候其實就是痛苦之源。如果雷蒙德·卡佛當時有錢，試問誰敢去刪他的稿子呢？就因為他沒有錢，所以編輯把他原本寫得非常好的短篇小說刪成了極簡主義。他其實對一些刪改是很憤怒的，但是沒有辦法，因為是窮困潦倒的小作家，在出版社那里沒有話語權。相比之下，我還是寧愿謳歌財富，我也希望更多的作家早日實現(xiàn)財富自由，能夠有一臺哈雷或者瑪莎拉蒂，能夠隨時去遠方旅行，不用擔心朝九晚五，可以過自由而無用的生活，我覺得那才是屬于作家的體面。

愛與文學

欽文：但老師剛才說不要把貧困浪漫化，對于很多正在練習寫作或者夢想成為作家的人來說，這無疑是必須要清醒看到的現(xiàn)實。作為普通階層出來的人，當你決定要以寫作為業(yè)，注定在經濟方面是要冒險的。這樣的例子在世界文學中數(shù)不勝數(shù)，但是最終我們能夠看到的，多半是那些后來成功的作家。那些“失敗者”的苦難挫折是我們根本就不知曉的。

剛才但老師講到卡佛的妻子，她覺得幫助卡佛寫作是她的使命，因為這是一個天才作家。可能很多人不太理解這種心態(tài)，但是我們看那些藝術家、文學家的女恩主，大多是這樣一種心態(tài)。這里自然過渡到我們下面一個話題——愛。

我們剛才講的恩主和被贊助人之間的關系，如果是夫妻，那也就會包括情愛，但是還有一種超越情愛的大愛，這種大愛其實就是對文學本身的摯愛，所以她才會有這種使命感，要去贊助一個作家或藝術家，讓他為這個世界留下好的作品。當然，愛本身也是文學中很重要的主題。所以我想請兩位同行給我們聊一聊你們各自研究的領域中，作家對愛情的態(tài)度，以及他們在作品中如何處理愛情這一主題。

張偉劼：西語文學當中也有很多以愛情為主題的作品。中國人比較熟悉的，比如聶魯達的《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這部作品的中譯本就有不下十種，聶魯達在他的這些詩中寫到了很多情人。當作家把他們的情人寫進詩中的時候，其實那個美的形象也不再是情人本人了。

作家之間有時候因為情感甚至會發(fā)生一些沖突，文學史上有很多這樣的逸事。比如巴爾加斯·略薩曾經在一個酒吧里面打過馬爾克斯一拳，據(jù)說就是為了一個女人。這兩位老兄都不算是對自己的伴侶特別忠誠的，可能會在情場上發(fā)生一些沖突，加上在文學上和政治觀點上兩個人又互相有一些看不上，而這種沖突在評論家眼里會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但漢松：很多人讀這些偉大的文學作品，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家對愛有比較大的困惑，所以想看一看小說里面的情愛是什么樣子，仿佛里面存在著關于愛情的密碼。但是，當你打開作家的傳記，會感覺到其實他們的生活是一團糟的，他們能夠講很雋永的故事，但是他們其實照樣過不好自己的一生，他們也是在巨大的困惑和彷徨當中，反復陷入相愛相殺的愛情迷局。

就拿卡佛來說吧。瑪麗安十六歲就嫁給卡佛，最后卻被他無情拋棄。瑪麗安懷孕時，挺著大肚子去打工，為了給卡佛買他人生中第一臺打字機。因為懷孕，瑪麗安被迫輟學，無法圓自己的律師夢；瑪麗安整個人生完全是在為卡佛奉獻，奉獻了二十年，最后變成了前妻。兩人的婚姻故事我就不說太多了，但如果你了解一個大概，就會有一種道義上的憤怒，覺得卡佛這個人不配談愛情、不配談婚姻。但是讀傳記的時候，你會發(fā)現(xiàn)事實其實遠比前面說的更復雜。他和瑪麗安的關系到離婚以后其實還很好，瑪麗安并不恨他，兩人每年圣誕節(jié)都會打電話，他也會給瑪麗安寄錢貼補家用。最后卡佛死的時候，瑪麗安依然是愛著他的。

勞倫斯是和自己老師的妻子私奔了，兩人到處流亡，生命的最后十年基本上沒有回自己的祖國。這兩個人性格都比較強勢，相互家暴。但另一面，你會發(fā)現(xiàn)兩個人相愛相殺，勞倫斯每次跟妻子打完架以后，甚至是妻子有了外遇或離家出走之后，兩人又會愛得如膠似漆，覺得離開對方沒法活。我們在傳記里看到這些，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但這就是愛情，一個亙古難測的謎。這些作家當然沒有找到愛情謎題的答案，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在不斷的嘗試和挫敗中度過這一生的。

戰(zhàn)爭與文學

欽文：剛才但老師說，很多人去讀文學作品，尤其是愛情主題作品的時候，希望從中獲取一些答案，或者說是獲取一些可以借鑒的東西。而事實上，正如但老師所說，作家自己的日子可能過得很糟糕，在座的可能有看過浪漫愛情片《成為簡·奧斯汀》的，而現(xiàn)實生活中，簡·奧斯汀并沒有找到她心目中的達西。這就說明了作家自己的人生與其作品中的世界的反差。但這其中也有關聯(lián)，就是有的作家一生去追求愛情或者渴望愛情，于是便會在作品中建構一個不同于自身感情經歷的愛情世界。

除了愛情之外，另外一個主題，我們覺得這一輩子或者在漫長人生當中不會去經歷的，但是可能某一天它就切切實實發(fā)生在我們的身邊，或者在世界的另外一端，那就是戰(zhàn)爭。所以今天我們也想談一談戰(zhàn)爭、流亡和這個世界上出現(xiàn)的各種各樣的巨變對于作家人生的影響，以及對于作家創(chuàng)作主題的影響。

張偉劼：西語文學中自然有很多作品直接和戰(zhàn)爭相關，因為作者自己參加過戰(zhàn)爭，比如塞萬提斯。波拉尼奧自己雖然沒有經歷過戰(zhàn)爭，但他特別喜歡讀“二戰(zhàn)”的歷史，對“二戰(zhàn)”當中的一些重大戰(zhàn)役如數(shù)家珍。我們讀《波拉尼奧的肖像》，就知道波拉尼奧對“二戰(zhàn)”非常著迷。

《加萊亞諾傳》

其他的一些拉美作家，在他們的書中雖然看不到這種非常直接的對戰(zhàn)爭的描繪，但是我們會看到非常鮮明的反戰(zhàn)反暴力的主題。像加萊亞諾，他并沒有真正經歷過戰(zhàn)爭，但是對于當時的拉美作家來說，他們事實上經歷的是一種內戰(zhàn)——20世紀70年代，拉丁美洲的那些軍政府對知識分子進行迫害，他們不得不去流亡。加萊亞諾在回憶這一段經歷的時候寫了一本書叫《愛與戰(zhàn)爭的日日夜夜》，這里面很多的體驗其實就是一個經歷戰(zhàn)爭的人的體驗，而且經歷的是內戰(zhàn)。傷害你的人不是侵略者，傷害你的人是你的同胞，是跟你講同樣一種語言的人，甚至有的人原來就是你的鄰居、你的好朋友，因為這樣的一種政治環(huán)境，他跟你反目，然后他成了你的加害者，這里面有很多非常慘痛的體驗。而對于拉丁美洲來說，軍國主義實際上一直是阻礙拉丁美洲現(xiàn)代化的障礙。

但漢松：戰(zhàn)爭對于英美作家其實影響非常大。一個是雷蒙德·錢德勒，他參加過“一戰(zhàn)”。D.H.勞倫斯也經歷過“一戰(zhàn)”，雖然沒有直接參戰(zhàn)，但戰(zhàn)爭對他的影響很大。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每天的朋友圈里，都是關于戰(zhàn)爭的爭吵：支持德國，還是支持英國？支持戰(zhàn)爭，還是反對戰(zhàn)爭？戰(zhàn)爭這件事對于這些作家來說，不僅是國際政治事件，很大程度上也是一個思想危機，“一戰(zhàn)”帶給一代歐洲知識青年巨大的幻滅感。

面對戰(zhàn)爭給歐洲造成的巨大災難，大家會反思：西方的啟蒙理性、現(xiàn)代性，到底會把我們帶到哪里？維多利亞時代有一種昂揚向上的進步主義、樂觀主義，但 “一戰(zhàn)”造成了一種巨大的末日感，人們覺得西方文明是沒落的，西方文明是危險的。在這樣的廢墟之上（不僅僅是戰(zhàn)爭的廢墟，也是艾略特說的那種道德荒原），我們該如何重建價值觀，重新想象國家和民族身份。戰(zhàn)爭經歷不僅僅是這些青年作家的成年禮，而且會促使一代人產生思想的轉向，包括文學風格的轉向。譬如，“二戰(zhàn)”之后存在主義就非常流行。

《約瑟夫·康拉德傳》

此外，我還想簡單聊聊另外一個話題：流亡。建議大家關注一下康拉德的傳記。在我看來，康拉德是20世紀最偉大的文學流亡者。眾所周知，康拉德是波蘭裔的英國作家，但是他的身份遠比這個要復雜。康拉德生于現(xiàn)在的烏克蘭，他的父母是波蘭人，當時烏克蘭還沒有復國，但在之前波蘭人是烏克蘭的主人，奴役了烏克蘭的農奴，維持自己的貴族生活。后來，波蘭被俄國吞并，主人變成了奴仆。康拉德童年時，他的父母一直致力于波蘭復國主義、民族主義運動。所以，他的身份是非常曖昧的。從法律上來講，他是俄國國籍，但在文化上，他又是生在烏克蘭的波蘭人。之后，他離開了這片土地，加入英國國籍。很多學者批評康拉德政治保守主義，因為他在新的祖國比英國人還愛英國。這樣的流亡不僅是政治流亡，實際上更是一種多重意義的精神流亡。

讀康拉德后期的小說，包括《在西方的目光下》和《間諜》，你會感覺到他不斷在思考所謂的“波蘭問題”。雖然他后半生沒有回到波蘭，但波蘭始終他的故國。波蘭是典型的“間于齊楚”，一方面深受俄國斯拉夫文化的影響，另外一方面又是西歐的文化。波蘭是要走向斯拉夫化，還是要走向西歐化？他不斷在參與這樣的思考和論戰(zhàn)。但是，他晚年又和自己的祖國非常隔閡，不和任何僑居英國的波蘭裔交往。所以，這個人對故國的態(tài)度和納博科夫還不同，非常復雜。讀康拉德傳記的晚年生活，我們也能從中獲得一些關于當今烏克蘭困局的思考。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欒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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