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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時，云南軍都督府結合云南實際，意識到“五族共和”并不切合中國的實際，提出“漢、回、滿、蒙、藏、夷、苗各種族結合一體”，同時宣布云南軍都督府的政綱為“漢、回、蒙、滿、藏、夷、苗各族視同一體”，這是事實上的“七族共和”思想，是云南軍都督府對民國初年“五族共和”思想的豐富和發展，使之更適合邊疆民族地區的實際與需要。

“五族共和”不符合中國多民族地區的實際

“五族共和”思想是中國資產階級解決國內民族問題與政治問題的政治綱領，是中華民國的立國之本，對近代中國社會的發展、近代多民族國家的構建、近代中華民族的構建及近代邊疆民族地區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由于“五族共和”思想具有的時代和階級局限性，也在某些方面產生了消極影響。自1919年開始，孫中山對“五族共和”的影響進行了檢討，并多加批評，其后不少政治家也有涉及。如1920年孫中山先生說：“現在說五族共和，實在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由于“五族共和”的提出更多的是指滿、蒙、回、藏與“十八行省”5個地理單元，因而用在指“民族”時，確乎并不切當。雖然可以理解為“五”就是多的意思，但很難要求當時的各民族都這么認識。所以“五族共和”用在民族上，不能全面反映我國眾多的民族成分，也不能反映或體現我國各民族尤其是各少數民族的平等權利，在近代中華民族的建構與整合歷程中，不利于各民族人民對“國家”和近代“中華民族”的認同。

可以說，“五族共和”從一開始提出就與當時中國多民族地區的實際情況不相符合。如新疆，1912年1月伊犁爆發了武裝起義，取得勝利后革命黨人組織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進會”，宣布“五族共和”。接著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宣布“五族共和，改懸五色國旗”。但都督府發布的《敬告各軍士六言諭》中，宣稱“漢族藏回纏哈，均應一視同仁”，將漢滿蒙回藏“五族”改為與新疆各民族實際相符的“漢族藏回纏哈”。在東北，革命黨人張榕等于1911年11月成立奉天聯合急進會，主張“建設滿漢聯合共和政體”。奉天省莊河的革命黨人楊大實提出“使滿、漢、回、蒙共建立中華民國”的口號。黑龍江省各界學生發起成立“黑龍江國民聯合會”，發布《通告書》，號召“滿、漢、回、蒙古、索倫、達呼哩”各族聯合起來，擁護共和。這里又將“五族”結合了東北實際修改為“滿、漢、回、蒙古、索倫、達呼哩”。在民族種類最多的云南，革命黨人建立的云南軍都督府較早接受了“五族共和”主張，提出了符合云南各民族實際的“七族共和”思想，在辛亥革命響應武昌首義的各省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

云南軍都督府提出“七族共和”主張

1911年10月30日，云南革命黨人發動了“重九起義”，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統治，建立了“大中華國云南軍都督府”。云南軍都督府成立初期，民(種)族政策并不明晰。蔡鍔在巫家壩集合部隊宣布舉義宗旨時，“將校中有欲將軍官中滿人容山、惠森二人處以死刑者，經蔡統領、羅統帶力為禁阻……有人從黑暗中向榮、惠二人連放槍二發，幸未中”。

軍都督府又稱“大漢云南軍政府”，對外發布《滇軍政府討滿洲檄》，以1907年章太炎《討滿洲檄》及武昌首義初期黎元洪發布的《中華民國軍第十三章檄告天下文》為基礎，略加刪減改動而成，表現出了強烈的“排滿”主張。軍都督府大樓名“光復樓”，全省懸掛“漢”字白旗。軍都督府所發函電、告示、宣言、照會等，動輒以“誓滅胡虜”、“光復漢族”、“光復故土”、“人心思漢”為號召。原《云南日報》也改名為《大漢滇報》，成為軍都督府的機關報，排滿之說更烈。出現了云南布政使正白旗漢軍世增(益之)、順寧府知府鑲紅旗滿人琦璘等被殺的情況。在臨安(今建水縣)，新軍第七十五標第一、第二營在趙復祥等領導下起義，“第三營因官兵與管帶趙瑞壽感情甚洽，瑞壽又系滿人，故不通知”。起義者計劃占領城墻后，再招第三營來投。后趙瑞壽等見大勢已去，拔營來降，但“因籍隸滿洲”，“未便收納”。昆明及各地都發生了身穿軍裝、手持槍械假借搜索逃官、滿族人為名，任意闖入民居官宅、肆行騷擾的事件，肇事者以剛入伍的學生為多。

隨著形勢的發展，云南軍都督府也在調整自己的民(種)族政策。當革命軍欲將滿族軍官容山、惠森處死時，蔡鍔和羅佩金“力為禁阻，命暫行拘留，俟事后釋放(翌日即縱之使去)”，并宣布：“此次革命實系為改良政治增進國民之幸福起見，非種族革命也。吾輩同志不獨不分省界，即滿清官佐亦當保護，俟大局定后同享幸福。”大家鼓掌贊成，所以“滿清官佐亦未損害”。

對臨安新軍第七十五標第三營管帶趙瑞壽，則“贈以大洋千元而去”。對于昆明等地軍人以搜索滿族人為名擅闖民居官宅的，軍都督府發布告示嚴令禁止，違者“立殺不赦”，其所部長官也“一律軍法從事”。11月初，軍都督府致電永昌(今保山市)各屬回族同胞：“永昌清真寺教習張云舒轉各屬回族同覽：滇垣于九月初九日陸軍、防營全體反正，克定全省，光復舊業。漢、回各族均受滿洲政府壓制二百余年，今掃除專制，一概平等。軍政府為民請命，大公無私，不分畛域。凡我回族，請勿驚疑。盼切。”在大理，新成立的迤西自治總機關部奉令“懸掛漢字旗”，當地回民多以該旗“恐有畛域之分，悉相詰問，周(宗麟)、李(福興)諸君乃演說回漢一致，五族平等之旨。并令舉回民代表二人來部辦事，始各貼然”。

這一時期，為穩定全省秩序，鞏固新成立的革命政權，軍都督府發布了《布告全省同胞文》，聲稱“此次各省義軍風發云涌，恢復舊土，保衛民生。其宗旨在鏟除專制政體，建造良善國家，使漢、回、滿、蒙、藏、夷、苗各種族結合一體，維持共和，以期鞏固民權，恢張國力。本都督府夙表同情，爰倡義舉”。同時宣布云南軍都督府綱要如下：“一、定國名曰中華國。二、定國體為民主國體。三、定本軍都督府印曰大中華國云南軍都督府之印。四、軍都督府內設參議院、參謀部、軍務部、軍政部。部各分設部、司、局、廠。各院部同署辦事。地方文武各官依事務分配，直接各部，秉承辦理。五、定國旗為赤幟，心用白色中字。六、建設主義以聯合中國各民族構造統一之國家，改良政治，發達民權，漢、回、蒙、滿、藏、夷、苗各族視同一體。七、建設次第，由軍政時代進于約法時代，遞進而為民主憲政時代。”該文發布時間僅知為11月，載1911年12月8日的上海《民立報》，其內容與孫璞《云南光復軍政府成立記》、《續云南通志長編》卷一所記相同，唯文字稍異，材料可信。據此我們知道，云南軍都督府成立不久，已經接受了當時在江浙地區影響較大的“五族共和”思想。云南軍都督蔡鍔是梁啟超的學生，通常被視為立憲派人士。他在1912年曾有詩云：“雙塔崢嶸矗五華，騰空紅日射朝霞;遙看杰閣層樓處，五色飛揚識漢家。”(有的資料將最末一句記為“五色旗飛識漢家”)，其贊同和支持五色旗暨“五族共和”的思想溢于言表。

值得肯定的是，蔡鍔與云南軍都督府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兩個月前就表現出了對“五族共和”的理解與支持。尤為可貴的是，他們結合云南實際，意識到“五族共和”并不切合中國的實際，將辛亥革命中各省宗旨徑自改為“漢、回、滿、蒙、藏、夷、苗各種族結合一體”，同時宣布云南軍都督府的政綱為“漢、回、蒙、滿、藏、夷、苗各族視同一體”，這是事實上的“七族共和”思想，是云南軍都督府對民國初年“五族共和”思想的豐富和發展，使之更適合廣大邊疆民族地區的實際與需要。

“七族共和”思想產生了積極作用

11月13日，楚雄府知府滿族人崇謙以楚雄縣議事會、勸學所的名義，先后致電省諮議局議員和軍都督府暨參議院，希望繼續任職，并請求楚雄的軍隊保護他的安全。軍都督府致電大理陸軍統領曲同豐：“此次反正，楚雄府崇守既表同情，且平日政聲洋溢。希告我大漢軍官，凡經過楚雄地面，理應極力保護，不得別生意見。”同時通令全省：“滿人琦守璘能識大義，首先贊同。自當以漢籍相待，一體任用。該處同胞，亦不得視為異族，胥泯猜虞。楚雄崇守謙，廣南桂守福，若能來歸，尤加優待。各屬流寓滿人，本軍府亦必妥籌善法，以相安置，勿自驚擾。”軍都督府軍政部也致電楚雄縣議事會、勸學所：“此次系政治革命，并非種族革命，不得妄生滿漢意見。崇守、涂令(楚雄縣令涂建章)均有政績，理應力為保護，以為親民者勸。除經電飭大理曲統領傳諭所屬軍官，道經楚雄地面，妥為保護外。凡該屬土著客籍亦應仰體德意，不得別生意見，致累賢良。電到仰該會即將電文印刷多張，遍為宣告。”又致電崇謙：“該守蒞楚，實心任事，本政府一視同仁，并無滿、漢意見。已飭曲統領暨地方極力保護。該守仍當靖共爾位，勿生疑慮。”此后曲同豐經過楚雄時，對他進行了安慰，化解疑團。陸軍方炳管帶“見面頗為安慰”，并聚各隊官兵演說。

12月8日，時任云南軍都督府軍政總長兼參議院院長的李根源率軍途經楚雄前往大理，軍隊進入知府衙署，為崇謙所誤解，連夜逃亡。李根源知道后，“甚不過意”，派地方士紳找到崇謙，宣布一定極力保護，并接他返回城內，“甚道歉”，同時頒布獎札，稱“照得此次建義，撥亂反正，實以掃除專制，改造民國為職志。此固政治之革命，不雜種旋(族)之問題，舉凡漢回滿蒙藏，以逮沿邊苗夷諸族，其生息于中國者，皆中國人。方當共同組織，以建立我中國統一之民族國家。第為中國編民，義利必無偏畸，其各屬官吏，身任地方，但當問其賢否，不當強生差別，果屬循良之長，尤為崇獎所先。茲查楚雄府崇守謙雖出滿洲，久官滇土，起家牧令，所主(至)有聲。迨守楚雄，尤多美政，紳耆黎庶，翕然稱之，此在漢族之中，猶不數覯。方今整飭吏治，登進賢良，所宜首予旌獎，以示矜式。又查滿蒙諸族之間，一切習尚，大抵與我同化，惟民族名籍，尚存別異，實畛域之未除者。前代編定譜牒，改易雜姓，所以泯種界之偏見，章同文之郅治。該守世長中土，服習禮教，應準改姓黃氏，取同為黃種之義，入籍楚雄，嫓昔人居潁之風。至該守在官，廉潔自持，民被其惠，為該屬士紳所共認。茲既解任入籍，除由本總統呈請軍都督府，從優獎給銀五百兩外，并由該屬自治局公同酌議，撥送公產一區，為該守資生之具，以表我地方酬報之忱，用獎循良而勸來者……”又頒布札令，任命崇謙為楚雄自治局名譽總理。新任楚雄府知府黃彝隨即發文稱：“遵即調查得大凈室華嚴會寺產，坐落楚雄民東界大烏郎田一分，計二百七十工(楚雄每三工為一畝)，年收市榖租三十一石;又冷水阱新舊米康郎山地租，折銀二十二兩，應完楚雄縣民賦秋糧二石五斗五升二合八勺;并坐落城內舊縣街裁缺楚雄協專城汛署一所，以作卸任黃舊府尊資生之具。”云南軍都督府軍政部接到黃彝的報告后，轉發民政廳并通報全省，要求“闔省官紳士庶，即便一體遵照”。這是云南軍都督府“七族共和”思想積極作用的表現，也是“七族共和”思想保護了部分滿族官員和普通滿族群眾生命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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