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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2-11-28 18:41:35 瀏覽：

前沿拓展：

鄭惟生的朋友圈，他已對讀經教育產生了困惑。

文禮書院的“教室”。8月中旬學生放假，一位教師留守。

鄭惟生展示他“包本”背誦的經典書籍。A14-A15版攝影/新京報記者羅婷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臺灣學者王財貴在大陸宣講并建立起一套名為“老實大量讀經”的“理論體系”，自言以培養圣賢為目的，以全日制讀經為手段。彼時，正是國學熱興起，“讀經運動”在中國勃興之時，王財貴的理論獲得大量信眾支持。十年前，讀經熱進入高潮，全國近百家讀經學堂雨后春筍般建立，大批少年離開體制教育，進入讀經學堂求學。如今，最早的一批讀經孩子已經成人，他們也成為了這場體制外“教育”的實驗品。

那么，近十年的“讀經教育”成效如何？最早的這批讀經孩子又有什么樣的心路歷程？新京報記者關注讀經現象，勾勒出一條以王財貴為主導的讀經教育產業鏈條。

很少有人的求學經歷，比濟南少年鄭惟生更曲折。

小學四年級時他離開體制教育，此后九年，輾轉八省，先后在十個讀經學堂求學。鄭惟生回憶，那是一種接近清修的生活，居于深山，無電無網，與經書為伴，每天背誦十小時。

鄭惟生退學的2008年，正是“讀經運動”在中國勃興之時。這種新的教育模式，宣稱能幫孩子找到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讓他們與孔、孟產生心靈呼應，造就大才，甚至圣賢。

這與家長們逃離體制教育、追捧傳統文化的熱忱不謀而合，此后在全國建起的上千所讀經學堂里，都是搖頭晃腦背著經典的學生。

如今，較早的一批讀經孩子已經成人。19歲的鄭惟生在背完20多萬字的經書后意識到，自己為之努力的一切都已付之東流；20歲的江蘇姑娘李淑敏在大學旁聽時，被突然的震撼所包裹，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學的美。

從狂熱、受挫、困惑到反思，他們推翻了自己曾真誠信仰，并奉獻了全部生活的東西。

正如讀經界一位人士總結：現在回過頭去看，對孩子來說，這真是一場殘酷的實驗。

“你兒子是大才啊”

鄭惟生的書架與同齡人不同，沒有科幻小說，沒有日本漫畫，除了儒家經典，就是佛經。

《沙彌律儀要略增注》、《大佛頂首楞嚴經》……

過去九年，鄭惟生曾整本背誦過這些經書。但如今，他已不愿哪怕再翻開一下。

這個炎夏，他正在備戰英文自考。19歲了，最基礎的小學英文都不甚了解，一切都得從頭再來，很是吃力。

8月12日，在濟南家中，說起兒子讀經這九年，鄭惟生的母親李璇感到迷茫，為什么這條開局充滿希望的讀經之路，最終偏離了正軌？

2008年，鄭惟生在山東師大附小上四年級，他從小愛看書，但作文成績老是上不去。在李璇眼里，兒子上學是在受罪，而受罪的根源是學校教育出了問題。

一天，學校發了一張光盤，是臺灣學者王財貴的演講。王財貴，臺中教育大學教授，1994年在臺灣發起“兒童誦讀經典”的教育運動，隨后來到大陸宣講。歷經20年，他一手締造了“老實大量讀經”思想體系。而這個體系被大量擁躉所追捧。

演講中，王財貴描述了李璇一直夢寐以求的愿景——教育是不費吹灰之力的，只要通過簡單的讀經，就能將孩子塑造成大才，甚至圣賢。

她被這種理念感召，送孩子去上讀經學校的作文培訓班。第一篇作文鄭惟生寫的是孔子，600多字，讀經班的老師感嘆：你這兒子是大才啊！千萬不要在學校里耽擱了。

李璇雷厲風行的性格在這點上體現無疑——立即給兒子辦了退學手續，送到了北京一家讀經學堂。此舉遭到鄭惟生父親的強烈反對，但沒有拗過李璇。

學堂的日常是背書、學書法、武術，不用每天都做作業了，鄭惟生并不抵觸，還覺得“好玩”、“新鮮”。

和李璇一樣，更多的家長并未讀過經典，他們有個樸素的想法：學堂里“不僅教知識，也教做人”。

2008年，江蘇常州，讀經學堂“吉祥之家”成了李淑敏母親心中，拯救叛逆女兒的救命稻草。

不只是李淑敏，這個學堂里招的20多個孩子，大多是因為不聽話被送過去的。說是讀經學堂，其實這更像所謂的“問題少年救助所”。

在這里，李淑敏被要求每天清理衛生間。老師的要求是，臺面上不可以有一滴水，馬桶不允許用刷子洗，而要把手伸進去擦。墩地也不可以用拖把，必須跪在地上，一寸一寸，用手擦得干干凈凈。

在吉祥之家的封閉式管理中度過兩年后，母親對李淑敏的評價是，嗯，乖多了。

最好的讀經老師不是人，而是復讀機

對鄭惟生來說，讀經生涯的正式開端，是2009年，母親嫌北京的學堂太寬松，把他送進河北承德山中的新學堂。

那正是國學熱最盛的時候，這年《百家講壇》蟬聯“中國最具網絡影響力的十大央視欄目”冠軍。數量巨大的人群支持傳統文化、學習儒家經典。遙遠的南方，深圳鳳凰山上開起了上百家讀經學堂。

但鄭惟生覺得，日子變得難熬起來。

新學堂在深山之中，滿山的草木長得瘋野。出山沒公路，得坐農用拖拉機。

十多個學生，每人一間十平方米的毛坯房，糊了粗糙的水泥，沒有自來水，沒有廁所，沒有暖氣。也沒有電子產品。學生們各占一座山頭，不許互相來往。四下也沒有村落，傍晚時山黑云暗，一兩盞燈。12歲的孩子，沒有這樣的生活體驗，不免有凄清之感。

漫長的冬日，四點半就要起床讀經。寒風瑟瑟，小屋子里，只能聽見自己背書的聲音、窗外粗野的風聲，火炕下柴火燒裂時的聲音。

山上沒得吃，他們就整月地吃南瓜。沒有澡堂，整個冬天也就沒洗澡。有一年春節，他甚至不被允許回家。

鄭惟生說，他覺得最難克服的并不是生活的艱苦，而是求學的困惑。這里說是讀經學堂，實際上是佛家的道場，堂主信仰佛教“凈土宗”，宗教化極強。

鄭惟生背誦的經典，雖然也包括四書五經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是凈土宗的佛經。老師要求學生要“銷落妄想”，以“禪定”的狀態來背經。

佛經中的《普賢菩薩行愿品·別行疏抄》，全書十四萬字。鄭惟生背了整整一年。

背誦，不認字、不釋義地背誦，就是這所學堂課程的全部。鄭惟生認為，沒有老師講解，學生不理解文章意思，背誦是沒有意義的。老師的觀點則針鋒相對，反對學生在成熟之前大量讀書，“知道的知識越多，你的障礙越重”。

在一本經典背誦教材的序言中，編者明言：最好的讀經老師不是人，而是復讀機，或者會按下復讀機開關按鈕的人。

但老師之間也會意見不合。學堂里的老師，有些是體制內的小學教師，有些是佛教徒。鄭惟生記得，一位老師要求學生學《弟子規》，全天勞作，一天擦桌子200遍；另一位老師則篤信佛法，要求全天背經。兩人爭起來，吵得不可開交。

學堂里有大量藏書，但大部分都被明令禁止閱讀。如《史記》、《曾國藩家書》等都是禁書，理由就是老師反復強調這些書“增長所知障”，禁止讀書是為了“培養清凈心”。

剛開始，鄭惟生被允許擁有一本《古代漢語詞典》。他發現詞典的詞條釋義中會引用古文例句，還能在背經典的間歇偷看零碎文句。但最后，老師發現他在偷偷理解詞句的意思，詞典也被沒收了。

入學一年后，他被允許獨立學習，便開始了一項冒險計劃：每天午夜十一點，等老師入睡后，溜進另一座藏書山頭的“往生堂”，打著手電筒讀書。

他此后回憶：“在往生堂的手電光照中，我發現了另一個國學經典的世界，這個世界是活靈活現、熠熠生輝的。”他覺得那些被幽閉的精魂，才是斯文所系的命脈，而私塾的“讀經教育”，則很可能是背道而馳的東西。

2012年，長長的書單也到了背完的時候。學堂生活的宗教化規定也變得更瑣碎嚴格。比如要進行宗教儀式的早課，念佛、繞佛、拜佛；上廁所要先拍手三聲，并念專門的咒語，提醒廁所里以排泄物為食的惡鬼；再比如不小心踩死昆蟲，需要進行一整套的宗教儀式，給它超度。

擺在鄭惟生面前只有兩條路，要么成為職業化的佛家居士，要么離開。他選擇了后者。去了密云山中另外一個學堂繼續讀經。

這個學堂更加偏遠。孤獨的大山中，加上他在內，總共只有三個人七條狗。發電靠太陽能，雨天和大雪，還會斷電。

這時，鄭惟生已經長成15歲的少年。沒有老師講經，他獨自背了1700多遍《弟子規》。

面目模糊的“最高學府”

浙江、福建兩省交界處的溫州市竹里鄉，“文禮書院”就藏在一片山谷中，山澗深邃，翡翠色的河流，兩岸是稠綠的樹林。

在讀經界，文禮書院是公認的最高學府，相當于體制教育里的清華北大。如果把讀經比作一個流派，那書院創始人王財貴，就是“讀經派”的教主。他提倡“老實大量讀經”已經多年。

文禮書院于2012年9月28日成立，每年招生兩次，現在有學生33人。由王財貴親自授課。

文禮書院入學條件極為嚴苛，學生們要通過“包本”，也就是對著錄像機，一字不漏地背下《論語》、《孟子》、《佛經選》、《莎翁十四行詩》等30萬字經典，才有入校資格。

文禮書院老師裴志廣介紹，保守估計，全國至少有50家50位學生以上的讀經學堂，宗旨就是幫助學生包本進入文禮書院。比如廣州的明德堂，北京的千人行書院。

“這么算下來，已經有2500個孩子在等待進入這個書院了。”

按照文禮書院的規劃，十年讀經，十年解經，第二個十年的最后三至五年學習牟宗三全集。牟宗三，是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王財貴的老師。

看到這個培養計劃，鄭惟生覺得，讀經之路可能會使自己的人生越走越窄，最后竟然要限制到一個學派里的一個人。“教育不應該是這樣的，怎么會所有人都要往這一個方向呢？”

中山大學教授賀希榮也認為，所謂30萬字的“包本”讀經，純粹是個噱頭，是交代給那些試圖從反體制的讀經教育中培養出圣賢的家長們的安慰劑。

盡管外界對這些學生前途的質疑洶涌而來，書院老師裴志廣卻胸有成竹：我們這些學生將來可不是做老師啊，要治國平天下的！

按他的想法，文禮書院教出的學生，要么是像孔孟一樣的思想家；要么是有思想的企業家；要么是有格局的政治家，為天下蒼生謀福祉。

但實際上，書院里不教真正的政治和商業知識。裴志廣告訴記者，書院里教的是“道”，“天不變地不變道不變，你把道掌握了，做什么都沒問題。”。

鄭惟生也曾去見過王財貴，問到前途何在，王財貴回答，如果還考慮前途問題，那你就不要讀書了。

記者探訪時，正趕上書院放暑假。8月15日，新京報記者在文禮書院里讀到一些孩子的隨筆，一個女孩寫道，我體會不到生命的實感，我所接觸的只是義理，根本沒有去實踐。

導師王財貴在下面的批注則多是，“要靜下心來”、“只有一路，志道樂學，再無他途”。

一位臺灣學生的家長告訴新京報記者，已經有幾位學生以生病為由，暫停了學業。“這些學生都跟王財貴有淵源，所以沒有明確退學，都是請病假。”

書院老師裴志廣承認，如今已經入學的33位學生，有將近半數的孩子家中都開了讀經學堂。而在其他家長們看來，這些學生成為父母招生的“金字招牌”。

回到體制教育

鄭惟生最初的理想也是考取文禮書院。輾轉多家學堂，準備“包本”背完30萬字。

背了20萬字后，他意識到，一切努力不過是徒勞。“我不是怕困難和枯燥，是懷疑這么做沒有意義”。

在海南一家學堂，他把書一扔，干脆跟著漁民出海去打魚。

不僅是鄭惟生，從讀經學堂出來之后，很多學生都不愿意碰書了，他們忘掉失敗感的方式，是迷戀電子產品，一個學生有一個諾基亞手機，俄羅斯方塊他玩了一個冬天。手機沒電了，就充著電玩。也有人看韓劇，一看就是整天。

2015年，鄭惟生終于下定決心，準備自考。自考、藝考，回到體制教育，這也是大多數讀經孩子最后選擇的路。

同年，近十位讀經孩子的家長陸續找到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柯小剛。柯小剛穿布衫，蓄長須，一副夫子模樣。他長期觀察民間讀經運動，常發表建設性意見。他自己也開辦書院，在業余時間教授國學。

找過來的家長們，家庭情況大多相似：經濟寬裕，母親是佛教徒，堅持讓孩子讀經，有人多年陪讀，還有夫妻在是否送孩子讀經的問題上產生分歧，就此離婚。

母親們對孩子的未來有美好想象，希望他們脫離體制內的題海戰術，成為知書達理、通曉古今、能詩能文的君子，也為自己的家族企業培養出一個儒商。或許孩子還能成為一個偉大的人物。

希望破滅后，她們既焦慮又煩躁，悔的是耽誤了孩子的青春，不僅沒有成為君子、大才、圣賢，而且連書都不愛讀了。

家長們認為，柯小剛或許可以為他們出謀劃策，提點一下孩子們的未來。

柯小剛對他們的主要建議就是自考。這兩年，有近十位讀經學生跟著柯小剛學習，一邊在同濟大學旁聽，一邊準備自考。

柯小剛發現，這群學生的功底太差，識字量不行、錯字連篇、英語更是處在小學入門水平。一篇八百字的作文他們寫得吃力，他也改得吃力，要從標點符號改起。

不僅如此，學生們都處于一種相當不安的狀態，沒有學習興趣，沒有自覺能力。他們性情很亂，既自我邊緣化、又摻雜著傲嬌和自卑。

英語底子差，柯小剛就建了一個英語學習小組，讓他們每周聚在一起學習。學了兩次，學生之間就有了矛盾，幾個孩子天天找到他投訴，講別的孩子怎么不好。

有三四個不能適應的孩子，干脆放棄了自考，又回到學堂里去了。

柯小剛顯得很沮喪，他曾對讀經教育抱有希望，希望能培養一些真正的能讀經、為往圣繼絕學的賢者和君子。但在這些孩子身上，他看不出這樣的志向。

從狂熱支持者到堅定反對者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最早的一批曾被“圣賢教育”吸引的家長們，如今已從狂熱支持者變成堅定的反對者。

數十個微信群里，他們每天都在討論，如何以消防安全、辦學資質、非法集資等理由向政府舉報，讓文禮書院關門。

而少年們心里，這種變化則更為微妙。

他們對十年讀經教育的反叛，是余生再也不愿接觸和國學有關的任何東西。

柯小剛發現，這些自考的學生，曾相信體制教育是糟粕，而現在，他們會很羨慕體制內的教育。

在對各種專業的憧憬里，他們更傾向于離國學遠一點的，比如設計、國際關系。

柯小剛曾建議一位學生，以健康的學習方法學完經典，開學堂教書。這位學生反應強烈，覺得像噩夢一樣，馬上拒絕了，“寧死我也不干。”

“讀經給他們的負面影響實在是太大了，整整十年，沒有理智的樂趣，沒有感受力的樂趣，沒有想象力的樂趣，只有長年累月的無意義。”柯小剛說。

在鄭惟生這里，反思讀經之路，那是血肉模糊的廝殺——他的青春就是在讀經中度過的，與局外人的反思不同，對讀經的每一點懷疑，都是對他生命意義的懷疑，讀經方法的所有失誤，都是他生命的失誤，他說，“我心如刀割”。

對讀經教育的另一種反叛，在于學生們與家長的關系陷入緊張。

鄭惟生讀經九年，母親陪讀至少五年。到了讀經末期，前路無著，母子倆都是一個頭兩個大，關系緊張，頻繁爆發爭吵。

2015年，他在內蒙古一所讀經學堂耗了幾個月，決定放棄包本。這決定是他獨自做的。他不再愿意征求父母意見。

十七八歲時，李淑敏在家里呆了兩年。那段近似空白的日子里，她每天都在復盤自己讀經的經歷，開始有真正的思考，和對自我認知的推翻。

說起去年去復旦大學旁聽過的兩節課，她臉色才變得松快，眉飛色舞起來。

歷史系教授韓生講魏晉史，無論是民族、部落還是農業、政治，都深入淺出，重在啟發學生們的思考。臺下的同學們，則思維自由，發言踴躍。

一個半小時的課，上了一個小時，老師就抱著水杯離開。剩下的時間讓學生們“該玩兒玩兒去”。

還有一節是英裔女作家虹影的講座，主題是“我的文學之路”。

虹影講自己出生在重慶大院里，如何度過饑餓的童年，如何在艱難日子里寫作。小小的教室坐滿了人。

她覺得受到震撼，“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文學的美，是這么多年我聽過的，最浪漫、最感動的課程。”

李淑敏想起自己曾在讀經學堂里搖頭晃腦地背誦過，“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十年里，她并不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卻在大學課堂里，真切地觸摸到了。這意味有些諷刺。

（應采訪對象要求，鄭惟生、李璇為化名）

新京報記者羅婷實習生汪婷婷付子洋山東、浙江、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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