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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地，也是中國革命紅色基因的發(fā)源地。這里遍布光輝耀眼的紅色歷史足跡，如中共“一大”會址、中共“二大”會址、中共“四大”會址、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舊址、中共中央政治局機關舊址、中共中央文庫舊址、《新青年》編輯部舊址、《義勇軍進行曲》誕生地、中央特科舊址等等。

中共“二大”會址紀念館外貌。朱嘉偉 圖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外貌。朱嘉偉 圖

為進一步挖掘和傳承上海城市的紅色文化資源，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下文簡稱“中心”）近年集中力量進行學術研究和實地調(diào)查，確認了上海全境內(nèi)千處紅色紀念地。日前，集中體現(xiàn)中心調(diào)研成果的《初心之地——上海紅色革命紀念地全紀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學林出版社出版。

日前，《初心之地——上海紅色革命紀念地全紀錄》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學林出版社出版。

“我希望上海紅色革命紀念地的研究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近日，中心主任、上海師范大學教授蘇智良接受澎湃新聞記者專訪，“《初心之地》花了中心十年的時間，但研究與修訂還在繼續(xù)，因為上海歷史的復雜程度是少有的，尤其革命歷史更為隱秘。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上海人文歷史數(shù)據(jù)庫，《初心之地》是這個數(shù)據(jù)庫項目的第一個產(chǎn)品。”

為了還原歷史場景，彩色版《初心之地》配有各類歷史老照片、實物圖、場景圖、示意圖等近1000幅。在“近觀”和“回望”兩個部分還提供交通和場館開放時間等實用信息，便于讀者按圖索

“對于這些紅色紀念地，公眾配合著書去實地看看，一定會有很深的體會。”翻開《初心之地》，其中配有近1000幅圖片，還提供紀念地交通和場館開放時間等信息。在上海共產(chǎn)黨發(fā)起組成立百年之際，蘇智良特推薦了一條“建黨紅色之旅”，這條路線上的紅色紀念地包括：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新漁陽里6號（今淮海中路567弄6號）、三益里17號（后為自忠路163弄，今翠湖天地）、成裕里又新印刷所（今復興中路221弄12號）、輔德里625弄（今老成都北路7弄30號）、延慶里博文女校（今太倉路127號） 、樹德里106、108號（今興業(yè)路76、78號） 。

上海的紅色革命紀念地基本是成片成區(qū)的

上海的紅色革命紀念地基本是成片成區(qū)的。上海師范大學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制圖

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起組成立地（《新青年》編輯部）舊址位于南昌路100弄2號。“星火初燃”——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起組成立地（《新青年》編輯部）舊址史跡陳列展于7月1日試運營開放。

“老漁陽里2號的歷史地位無比特殊。”蘇智良說，陳獨秀曾于1920年4月入住這里，此后亦有毛澤東等人慕名來訪。1920年6月，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tǒng)、陳公培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共產(chǎn)黨組織，并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chǎn)黨，還起草了黨的綱領。此后不久，陳獨秀征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chǎn)黨”，陳獨秀表示完全同意。

在陳獨秀主持下，上海的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正式成立，取名為“中國共產(chǎn)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chǎn)黨組織。

漁陽里廣場。趙雪舟 圖

老漁陽里2號的歷史意義還不僅于此。蘇智良表示，它還是共產(chǎn)國際代表與陳獨秀商議建黨的首議地、《新青年》編輯部、第一本中譯本《共產(chǎn)黨宣言》的校對地、中共第一份黨刊《共產(chǎn)黨》的編輯部、中共一大的籌備地、一大后中共中央局的辦公地。“這里見證中國共產(chǎn)黨醞釀建立的過程，為黨的誕生提供了各種條件。”1921年7月30日晚，一大代表們還在老漁陽里2號與李達夫人王會晤，討論了去嘉興開會之事。

除了老漁陽里2號，這條“建黨紅色之旅”中的其他“站點”也意義非常。蘇智良告訴澎湃新聞記者，新漁陽里6號是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成立地、共產(chǎn)國際工作組在中國后第一個工作機構“中俄通訊社”的建立地、上海共產(chǎn)黨早期組織創(chuàng)辦的第一所培養(yǎng)革命干部的學校——外國語學社的所在地；三益里17號是《星期評論》的編輯部所在地，陳望道正是在這里接受了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的任務；成裕里又新印刷所是《共產(chǎn)黨宣言》中文全譯本的承印地；輔德里625弄是人民出版社誕生地、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地；樹德里106號是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地；延慶里博文女校則是當年“一大”代表參會期間的食宿地。

博文女校舊址外貌。朱嘉偉 圖

“上海的紅色革命紀念地基本是成片的，成區(qū)的。像‘建黨紅色之旅’這條路線上的紅色紀念地，基本都在現(xiàn)在的新天地附近，行走方便。”蘇智良說，此外上海還可以有無數(shù)條紅色之旅路線，比如“上海工運之旅”“中央特科隱蔽戰(zhàn)線”“毛澤東在上海”“周恩來在上海”等等。

蘇智良在寶山路403弄92號——鄧中夏、李立三、劉少奇等住所前留影。

從600處到1000處，完善上海紅色文化“最全圖譜”

上述紅色紀念地都收錄于《初心之地》一書。2019年，中心發(fā)布了他們調(diào)研梳理出的1000多處紅色紀念地，堪稱上海紅色文化“最全圖譜”。

蘇智良說：“在中心調(diào)研之前，上海已經(jīng)做好了前期準備。比如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牽頭做了很多基礎工作，過去一共頒布了600多個紅色紀念地。我們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往前再推進。”

相對于上海已廣為熟知的中共“一大”、“二大”會址等來說，中心新考訂的近400處紅色景觀有李白故居暨秘密電臺舊址、上海地下黨秘密錢莊、中共協(xié)助建立二戰(zhàn)中最出色的南市安全區(qū)等，更加全面系統(tǒng)地豐富、彌補了從前上海紅色景觀的不足。

比如，與2012年所作的革命遺址普查《上海市重要革命遺址通覽》相比，現(xiàn)在這1000處紅色紀念地較為完整地展現(xiàn)與革命相關的名人在滬故居，民主黨派人士在滬活動點，中央特科在滬聯(lián)絡點，與革命相關的大中小學校，中央秘密電臺，與革命相關的印刷所、出版社及書店，難民收容所，新四軍、八路軍在滬辦事處及聯(lián)絡站遺址，在滬地下黨活動點。并將原先相對孤立的點、線連接漸趨鋪成一個完整的紅色景觀面。每處紀念地也都經(jīng)過中心師生實地探訪和考察確認，廣泛征詢老上海市民的口述認證，并與史料互證。

此外，這上千處上海紅色紀念地是指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由中國共產(chǎn)黨人、先進分子和人民群眾共同奮斗、建立新中國的革命史跡。時間范圍從1915年《青年》雜志創(chuàng)刊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空間范圍則覆蓋今日上海全境。因為中心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并非一蹴而就的，是需要前期眾多歷史事件和運動的醞釀鋪墊才得以完成，譬如與之息息相關的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等。

呼吁公眾實地探訪，推動上海的紅色歷史風貌保護

為了還原歷史場景，彩色版《初心之地》配有各類歷史老照片、實物圖、場景圖、示意圖等近1000幅。在“近觀”和“回望”兩個部分還提供交通和場館開放時間等實用信息，便于讀者按圖索驥前往參觀。此外，掃描書中二維碼，讀者可以收聽到上海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員孫暢誦讀的本書音頻版文本。

“希望它們能為公眾的實地參觀提供更多方便。”但這項工作并不容易，畢竟時間過去了這么久，很多街區(qū)信息都變了，又有新的地鐵和公交不斷加入。蘇智良說，每次中心成員都要重走這些地方，才能一遍遍確定最新的紅色遺址及其交通信息。

在調(diào)研過程中，中心成員還遺憾地發(fā)現(xiàn)不少紅色遺跡已經(jīng)消失了，比如中共中央秘書處機關——青海路善慶坊21號（后來的青海路19弄）和小沙渡路遵義里11號（后來西康路24弄），曾經(jīng)是中共中央在租界里的“紅色堡壘”，周恩來、鄧小平、鄧穎超、惲代英等革命領導人的身影經(jīng)常在這里出現(xiàn)。蘇智良感慨：“在八九十年代，還有一些老革命來上海考察時表示自己年輕時在這里工作過。”

因此，在項目成果呈現(xiàn)上，除了書籍，蘇智良希望可以借助更多的新媒介與新技術，比如未來公眾可通過二維碼與手機APP看到“消失的建筑”，回到曾經(jīng)的歷史場景。此外，各大單位可以根據(jù)研究成果不斷豐富、完善上海的紅色歷史風貌保護工作。“像新亞大酒店，周恩來于1937年8月中旬在這里和葉挺見面，并勸說葉挺擔任新四軍軍長。如果可以在新亞的門廳樹立周、葉兩位的雕像，記錄這段故事，也會別具意義。”

研究依然有種種“存疑之處”，調(diào)研仍在繼續(xù)

《初心之地》出版之后，中心有關“上海紅色革命紀念地”的調(diào)研還在繼續(xù)。蘇智良坦言：“考慮到出版物的嚴謹性，研究中尚有爭議的紀念地我們都沒有放進書里。還有不少紀念地的位置并不明確，有待我們進一步考證。”

比如，據(jù)《毛澤東年譜》記載，1919年3月12日，毛澤東因母親病重從北京動身回湖南，為歡送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青年，在回湘途中繞道上海，于3月14日到達上海。第二天，毛澤東在上海參加環(huán)球中國學生會召開的赴法留學生歡送會。17日，送別第一批湖南青年；29日參加又一批赴法留學生的歡送會并于31日送別。

那么，毛澤東到底在上海哪個碼頭送別兩批湖南青年的？蘇智良提及，學界對此有四種說法：第一種，是從虹口黃浦路、武昌路口的日本三菱碼頭（現(xiàn)為揚子江碼頭）上船，虹口的中共四大紀念館中展示內(nèi)容持該種說法；第二種，是在虹口的楊樹浦碼頭上船，湖南師范大學學報中的《赴法勤工儉學熱潮興起的原因探析》持該種說法；第三種，是從楊浦的黃浦碼頭上船，由上海楊浦區(qū)出版的《楊浦百年革命史跡》持該種說法。第四種，在漢口路海關碼頭送別。

又比如，中共四屆三中執(zhí)委擴大會議在上海哪里舉行？蘇智良稱，該會于1926年7月12日至18日召開，主要討論北伐戰(zhàn)爭中中國共產(chǎn)黨的組織路線、國共合作策略、民眾運動的政策問題。會后中共中央發(fā)布第1號通告，指示各地黨組織“立刻起來做地方政治的直接奮斗”，“一直到推翻當?shù)氐能婇y政權，建立地方的人民政府”。但這次會議的舉辦地址至今尚未找到。

“上海歷史的復雜程度是少有的，尤其是革命歷史更為隱秘。有關上海的紅色革命紀念地，我們依然有很多疑問，有很多值得進一步追問、探索的地方。”蘇智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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