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靜安區英雄燃氣灶維修(上海靜安區英雄燃氣灶維修電話)

發布日期：2022-10-07 17:57:45 瀏覽：

前沿拓展：

上海靜安區英雄燃氣灶維修

這個是上海日立的維修電話,請看看

提起“工人新村”，上海市民不會陌生。這些建于上世紀五十至九十年代市區邊緣或近遠郊、由4-6層高磚混住宅構成的規規矩矩的行列式小區，是今天上海最為重要的城市景觀。雖然工人新村在1990年代以后逐漸退出了住房建設市場，不少第一代新村在舊城改造過程中也被拆除，但工人新村依然是上海多元城市肌理的重要組成。

工人新村，可以從狹義和廣義兩個角度去理解。狹義的工人新村，是指1949-1978年間，由政府出資，按照統一投資、統一建造、統一分配、統一管理的原則，為工人群體建造的公共住宅。而從廣義上，如果關注 “新村工人”獨特的生活和生產方式，就不難發現，工人新村實際上是一種居住制度、空間實踐、生活方式和治理手段，并且與意識形態、經濟政策、政治運動和技術發展等諸多因素相互作用。

當前，以工人新村為代表的老舊小區是城市更新與社區治理的重點對象。但不可忽視的是，新村生活是工人階級重要的集體記憶，新村經驗對當下的公房建設仍具有重要借鑒。

工人新村的緣起

如何對資本主義大都市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1949年新政權接管上海時面臨的重大問題。工人新村正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空間與社會實踐。一般認為，工人新村的產生有三個主要背景：

一，新村建設是對戰后住房短缺的一種回應。

受蘇聯模式影響，1949年上海提出將工業化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目標，通過增加產業工人比重，把畸形的消費型城市轉變成生產型城市。工人數量的持續增長，造成了城市住房的嚴重短缺：300萬的產業工人連同家屬住在條件簡陋的棚戶、廠房和舊式里弄，人均居住面積不到4平方米。

二，新村建設是一種政治意愿。

戰后工人階級不僅在數量上快速增長，其政治和社會地位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工農兵學商”，當時的主流媒體把工人置于社會階層的首位。在1951年的市政工作會議上政府提出，新政權必須通過為工人建新村來履行“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政治承諾。

三，新村建設是一種社會思潮。

早在五四時期，新村理念就從日本被介紹到中國知識界，并成為流行于新青年之間的一種思潮。“共同勞動，共同消費，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新村理念以及“通過普及教育來戰勝資產階級，建成社會主義天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影響了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在他成為新中國領袖之后的許多治國理念中，都能看到這種新村情結。

工人新村的建造過程

從建設量上看，在1949-1978年間，上海新增的1756萬平方米住房面積中，有1139萬平方米是工人新村，占三分之二。新村建設主要集中在兩個時間段：建國初期（1952-1954）和“一五”末期至“大躍進”初期（1956-1958）。

第一階段的“1002戶”和“兩萬戶”項目共建造新村70個，面積436萬平方米，占三十年新村總量的22%。這兩個由政府投資的試點項目旨在“為全市工人住宅指明一個方向，號召私營企業積極地解決職工住宅問題”。第二階段始于“一五”后期，針對蘇聯模式不理想的現狀，中央意識到不能為了發展內地而犧牲沿海地區。上海借機爭取到相對寬松的財政政策，工業項目、工人數量和新村建設都經歷了一個短暫的擴張。這一時期在市區邊緣另辟基地11處，建設新村126個，面積達1308萬平米，占三十年新村建設總量的64%。尤其是1958年，以40個新村、760萬平米的建設面積達到了建設高峰。

然而，中蘇關系破裂和美越戰爭爆發使得中央在1960年代開始實施“三線城市”戰略布局，上海再次成為支援內地建設的人才和技術輸出地。從此，上海的工業逐漸萎縮，住宅建設也因為財政困難進入了緩慢期甚至是停滯期，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1970年代末。

上海工人新村的建造過程1950-1978。本文圖片均來自作者。

從空間上看，工人新村選址與工業區布局有很大關系。第一階段（1952-1954）的“1002戶”和“兩萬戶”的新村建設主要圍繞滬東（楊浦）、滬西（普陀）和滬南三個市區邊緣工業區展開；第二階段（1956-1958）基本是在第一階段新村選址的基礎上擴建和新建。1958年后，江蘇省的十個縣劃給上海，上海的城市發展空間得到了極大的拓展，在近郊規劃了吳淞、彭浦、漕河涇、桃浦等十大工業區。然而，行政區和工業區的擴大并沒有造成新村的快速擴散（這說明工業區規劃與實際建設之間存在一定滯后），新村大規模向近郊工業區和遠郊衛星城遷移是1990年代以后才出現的現象。

上海工人新村布局1952-1997

需要強調的是，工人新村的建設還極大地促進了社會主義公房體系的形成。在投資方面，新政權一邊對私有房產實施社會主義改造，一邊加大新建公房的投資力度：1950-1958年間，城市公房建設資金中75.6%來自政府，到1959-1976年這一比例上升至97%。

在組織營建方面，1930年代上海房地產市場有各類營造公司3000多家，到1950年這些大大小小的私人企業迅速合并為五家國營企業，1952年合并為兩家（上海建筑工程局和華東建筑工業部），1958年繼續合并為上海工程局——全市唯一的建設單位。

在公房分配方面，國家和單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管理方面，房管局（所）是公房的主管部門。居民需按時交納房租，但無權對住房進行改動，即使是水管漏水這樣的小問題，也必須報修，由房管所派專人維修。這種高度集中的公房體系是新中國計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會主義城市的空間實踐

華盛頓大學的陳金永教授將蘇聯、中國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城市發展理念歸納為“生產先于消費”、“消滅城鄉差別”和“高速工業化與低城市化率并存”等特征。上海的工人新村從微觀視角為此提供了生動案例。從新村選址到社區規劃、再到戶型設計，工人新村集中體現了上海社會主義改造的空間策略——“先生產后生活”、“社區管理的行政化”和“集體生活的培育”。

從城市角度來看，新村選址顯然是以服務工業生產為目的。大部分的新村集中安排在滬東、西、南三大工業區附近。同時，新村內部的公交線路大多通往工廠而非城市中心。商業服務設施的長期匱乏也說明新村不是一個獨立的住宅計劃，而是作為工業區配套設施出現的。

于是，遠離市區的新村工人不得不依賴于廠區的服務設施，居住地和工作地的靠近方便了工人的通勤，也模糊了工作與休閑、集體生產與個人生活之間的界限，“先生產再生活”、“以廠為家”、“舍小家為大家”的生活方式在新村中十分普遍。

新村規劃：從鄰里單元到居住區

1950年代初，在城市規劃和建筑設計的國家體制尚未建立之際，上海的新村規劃主要依靠有留洋背景的建筑師和工程師。曹楊新村設計師汪定曾先生承認，新村規劃采用了當時國際建筑界流行的“鄰里單元”的方法。《建筑月刊》中已經出現了對“鄰里單位”理論的系統介紹。

1951年曹楊新村規劃圖

1934年的《建筑月刊》對“鄰里單位”的介紹

然而，“鄰里單元”很快被當作資本主義規劃思想受到批判，取而代之的是來自蘇聯的“居住區”規劃理論。后者被認為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城市空間上的體現。

與鄰里單元不同，居住區的重點不在于形成一個自給自足的鄰里，而是要與國家政治生活相適應；“區”的劃分也不再以步行范圍和鄰里互助為依據，而是要形成一套“根據人口管理單元（街道、居委會、區塊、樓組），把居住用地劃分為區、小區、街坊和組團等若干等級，并配有相應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治理方法。

在隨后的新村建設中，規劃師們十分注意空間等級和人口單元之間的對應關系。從“鄰里單位”到“居住區”，新政權找到了一種更為高效的基層社會治理方法，新村規劃也從單純的工程技術過渡為一種含有“制度安排和行政組織”的實施手段。比如，曹楊八村出現了與其他街坊截然不同的布局形式，也是這一思想轉變的產物。

新村住宅：標準化戶型與集體生活

在戶型方面，新村大量采用了標準化設計。標準的設計方法是實施計劃經濟的重要保證。通過住宅“定額指標體系”對住宅人均/戶均面積和單位面積造價進行規定，國家可以精確地掌握住宅建設的投資與產出。這對完全依賴國家投資的計劃經濟模式來說非常重要。

同時，標準化大大加快了建設速度，降低了造價，彌補了新中國初期設計施工人員短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低標準的住宅單元設計也具有政治上的含義。在中國1950年代反浪費和城市人民公社運動中，不斷縮小的私人空間和相對增多的公共設施促進了一種集體生活。在1958年以后的“大躍進”和“城市人民公社運動”中，對集體生活的強調達到高潮，有些新村內部甚至出現了托兒所、公共食堂和街道工廠。

曹楊新村里的集體生活

“新村工人”：一種社會身份

新村工人也是一種社會身份。已有研究發現，雖然工人群體在解放戰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由于職業收入、文化習慣和政治信仰方面的差異，很難說存在一個定義清晰的“工人階級”。而1950年代以來的工人新村，卻通過住房分配、社會宣傳和社區治理等一列手段，成功塑造出了新的社會身份——新村工人。

居民選拔：工人勞模

新村住房的分配主要有兩個階段：（1）政府在全市范圍內對申請企業進行挑選；（2）入選企業對內部職工進行挑選。

從第一階段看，“兩萬戶”項目中約6100套分給了上海央企，12900套分給給地方國企（這兩項占到總數的95%），私企僅有1000套（5%）。新村住房的分配帶有明顯的傾向性——重點服務與國家戰略需求緊密相關的國營企業。

在第二階段，各單位參照政府指導意見，制定了嚴格的選拔標準和流程。以上海申新第九紡織廠為例，該廠在5926名職工中要先選出120名候選人，再通過評議決定新村居民28人。

選拔依據四項原則：第一，根據車間人數按比例分配名額；第二，在工廠里從事技術創造發明，對生產有顯著貢獻者；第三，生產上一貫帶頭的優秀先進工作者；第四，工齡較長的老工人。

選拔環節包括：利用勞保干部大會和職工政治學習進行動員；各車間召開車委大、小組長聯席會議，提出候選人名單；車間群眾大會報告，分組討論并對候選人提出意見；集中全廠候選人名單，由工會按條件評選出最終候選人；開展新村住戶座談會；最后歡送入住。

從選拔結果來看，最后入選的往往是各廠在思想政治和業務能力兩方面表現優異的“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他們在職業、年齡、收入、政治信仰方面具有高度同質性。新村居民的選擇，實際是根據單位性質、業務能力和政治忠誠度，對工人群體進行的一次社會分層。

社會宣傳：社會主義新生活

如果說住房分配是第一次身份建構，那么政府、單位和公眾對新村的持續關注則成為 “新村工人”身份的第二次建構。各單位都以住新村為榮，所謂“一人住新村，全廠都光榮”。住房分配名單一經確認，企業要召開表彰大會，組織歡送隊伍，敲鑼打鼓送勞模進駐新村。

新村建成之后，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成就，工人家庭成為外國記者、政要，甚至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參觀對象。例如，曹楊新村從1955年至1990年代，持續接待了世界155個國家和地區的外賓7209批，共10萬多人次（平均每周有4-5批外賓）。

新村里的外賓

作為全市重要的對外窗口，街道還設立了外事辦公室。這些參觀接待成為新村居民日常生活和集體記憶的一部分。當時還有不少的小說、電影、畫冊、報紙，對新村里的生活場景和勞模事跡進行了報道。工人新村成為社會主義新生活的象征，新村工人也成為受人尊敬的社會身份。

自我認同：單位制社區

特殊的住房分配制度導致相同或相似單位職工在新村高度聚居，新村管理也帶有明顯的單位制色彩。這些在國營企業中成績顯著、一貫積極的勞模工人對新村工人的身份高度認同，對待新村公共事務和處理鄰里關系時也大多以勞模標準要求自己，容易形成和諧的社區氛圍。加上當時的職業流動非常少見，新村工人的居住狀態也相當穩定（極少搬遷或換房）——這進一步加強了居民對新村的認同感。

需要指出的是，新村獨特的空間環境對居民的身份認同也產生了積極作用，這也說明社會關系的形成無法脫離空間環境。

例如一位曹楊居民這樣回憶他的童年生活：“搬過來的時候我跟哥哥姐姐抱在一起跳，開心死了，這么好的房子！有自來水、抽水馬桶，不敢想象。……新村房子三戶人家一層，天井是用高籬笆分隔的，干干凈凈的空地，放個垃圾桶。前院也是用矮籬笆圍起來，每家都可以種花草，外面是柏油馬路，里面是石子路，特別漂亮。……到1964年煤氣公司給我們裝煤氣灶的時候，靜安區的老房子都沒有煤氣呢！”

除了住宅，整個新村被整齊有序的河道環繞，四周配有大片綠地，走進新村就像進入了一個大花園，所有道路也全部以花木命名。新村住宅高聳的煙囪、精致的漏窗、公園、小河、紅橋等標志性景觀頻頻出現在報紙和電影中，不僅新村居民，上海人一看就知道這是曹楊新村。

1960年代曹楊新村全景

這種特征化的生活場景大大加強了新村工人的自我認同，這種認同甚至超越了鄉土社會基于地域劃分的人際關系：“3-4工區的蘇北人多一點，但我們沒有覺得誰是蘇北人就看不起他。能住進新村的都是勞模，都是優秀的工人。雖然不是一個單位，但我們現在都住在一起，我們就要好好相處”。

工人新村研究的意義與展望

新村建設的高潮已過，但新村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依然存在并產生著持續影響。

從縱向看，工人新村不是一個孤立現象。如果將視野放寬到近現代上海的居住史，會發現工人新村只是其中一個階段。在此之前和之后，上海都不乏公房建設的經驗：如1920-1930年代的平民村、1990年代的動遷安置房、 2009年至今的保障房建設——這些不同時期的公房和工人新村之間究竟有著怎樣的區別和聯系？

根據我的研究，近年來上海在近遠郊建設的各類大型保障房社區（大居），不僅延續了半個多世紀前的新村選址和規劃原則，在征地和安置方面，采用“請農民上樓”和“就近安排就業”的做法也與新村經驗異曲同工。

從橫向看，工人新村研究還需要國際視角。新村現象并非中國獨有，不少歐洲國家的公房建設也有著相似的演進脈絡。如法國在19世紀中葉開始建設“帶有烏托邦色彩”的工人城，到一戰后“為工人階級服務”的花園城，再到二戰后快速建造的大型居住社區（Grands Ensembles）。比較這些不同時期、不同文化圈的住區和戶型平面，依然能夠發現其中的共同點。也許工人新村（公房）作為載體，可以串聯起一個知識流動的國際網絡。

（本文根據作者在同濟大學“近現代中國城市規劃發展史”系列講座“工人新村（1949-1978）：社會主義城市的空間樣本”整理。宋代倫對此亦有貢獻）

拓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