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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不知道你有沒有仔細去數,前幾天的政府工作匯報,有142個字提及房地產。
值得注意的是,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長租市場問題,都是首次被提及。
當然,關于住房問題,老百姓更加關注。
一連多天,“幫助青年人緩解住房困難”、“降低租房稅費負擔”等話題,屢屢登上話題熱搜。
這似乎在透露一個信號——大城市的年輕人,住房壓力已經大到需要宏觀調控了?
那么,大城市還留得住年輕人嗎?
那些留不下來的年輕人,又該去哪里尋找“福報”?
關于大城市和年輕人的話題,熱度很熱,數據卻很冰冷。并且,這幾年格外的“冷”。
年輕人似乎越來越不喜歡大城市。尤其是這幾年,情況愈發嚴峻了。
2019年,一份《2019年應屆生求職趨勢報告》中,公布了一則“不起眼”的數據:
37.5%的應屆生選擇到杭州、成都西安等城市發展,一線城市北上廣深應屆生吸引力首次跌破30%。
而在去年,國家農村農業部也公布了一則“不起眼”的數據:
2020年,返鄉創業創新人員比上一年增加160萬,年度返鄉人數首次超過1000萬。
在麥可思發布的《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中,本科畢業生選擇在一線城市就業的比例,從2015屆的26%下降至2019屆的20%。鄭州更是夸張,每當有4個人去到北上廣深,就有5個從北上廣深回來。
看來,年輕人們已經開始“逃離”北上廣深了。
如今,政府工作報告也在重點關注大城市年輕人的生活壓力。
在硬幣另一面,北上廣深似乎對年輕人越來越不友善了。
2009年,一部講述群租現象的電視劇《蝸居》上映,全國轟動。
同年,北京開啟了長達十年的整治群租亂象活動。房價貴了,越來越多的人在北京活不下去,就走了。
根據《北京人口藍皮書·北京人口發展研究報告(2019)》顯示,自2015年以來,北京市常住外來人口持續呈現負增長。
這還不算完。
2017年,國務院又出臺《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16年—2035年)》,嚴格要求,到2020年將北京市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2300萬人以內。
同年,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專項行動》提出北京全市要對住宅的“開墻打洞”現象進行大力整治。
不僅是北京,上海作為中國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也在進行人口控制。
根據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35年前,上海常住人口將控制在2500萬人以內。
廣州要在2035年前,將人口控制在2000萬。
深圳要在2020年,將人口控制在1100萬。
正如那句流行語,“一線城市容不下肉身,二三線城市安放不下靈魂。”一線城市不要你,二三線城市又不想去,這屆年輕人,究竟該如何選擇?
面對這一系列問題,我又想起9年前的那次對話。
2012年3月,深圳IT巨頭峰會,主題本來是互聯網。談到校園招聘環節,馬化騰、李彥宏,互相吐苦水,稱對方開出的工資太高,導致自己招人壓力大。
李彥宏補充道,因為年輕人要靠工資買房,“現在已經成為一種攀比風氣,年輕人要結婚時,丈母娘會先要一套房子,導致買房成為一個投資,都想盡早買。”
為解決這一問題,馬化騰表示要在二三線城市布局,因為不論是買房還是租房,一線城市都很貴。
在二者將矛頭共同指向大城市房價時,房地產老總們也很委屈:房價明明是因為你們IT行業的高工資、高股權收益才被推高了!
一方說,大城市房價導致年輕人壓力大;另一方說,房價高,是高工資待遇“內卷”的結果。
不論什么原因,大城市的年輕人,生存壓力確實越來越大了。錢,似乎也越來越難掙了。
想當年,大城市好像遍地黃金,俯拾不盡。馬、李一輩人,都是在那樣的時代,創造財富機會。
這樣的機會,還會有嗎?前人的故事,還能復制嗎?
01
歷史回撥到1984年。
已過40歲的柳傳志,拿著中科院計算所給的20萬啟動資金,帶著10名年紀相仿的同事,在中關村一個20平米的傳達室里,創辦了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
5年后,公司改名聯想集團。
而此時,一個比柳傳志小7歲的廣西青年王石,已經在深圳闖蕩了好幾年。
通過做“飼料中間商”賺差價積累的300萬元,王石成立了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經營從日本進口的電器和儀器產品。同時他還蓋起了服裝廠、手表廠、飲料廠、印刷廠,只要能賺錢,他都干。
1984年,王石經過整合業務,最終將業務鎖定在房地產,成立萬科。
離深圳不遠的廣州,順德人潘寧從老鄉口中得知了大家對冰箱的強烈需求。
雖然對冰箱技術一竅不通,但他還是決定把寶押在了冰箱上,帶著幾十個村民去學習冰箱的研發技巧,這樣的野路子自然經歷了無數次失敗。
終于在1984年,潘寧用手錘鑿出了一臺冰箱,并創立了容聲冰箱。
當年,全中國共有電冰箱53萬臺,而電腦就更少了。王志東,一個來自廣東東莞虎門鎮的青年,剛剛考入北大無線電電子學系。因為專業的原因,王志東第一次摸到了電腦,突然覺得找到了自己的人生方向,后來創立了新浪。
豪杰輩出之季。另一邊,來自貴州山村、同樣40歲的任正非,厭倦了在深圳南油集團消極的工作氛圍。
他直接走到老總辦公室立下軍令狀,要求單獨管理一個公司,但是老總并沒有同意。后來他開了家電子公司,幫朋友賣程控交換機。
1987年,在一間雜草叢生的房子里,任正非靠四處籌借的2.1萬元,豎起了一個招牌:華為。
很快,時代的財富窗口,再度被打開。
1992年,前美國總統阿爾·戈爾提出美國信息高速公路法案。中國的領導人,看到了這條信息公路未來的重要性。
1年多之后,時任中科院副院長的胡啟恒就專程赴美,拜訪主管互聯網的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
1994年,中國第一條64K國際專線正式接通。不過,民間仍是空白。
次年,馬云以翻譯的身份前往美國,首次接觸互聯網,用“一指禪”在鍵盤上輸入“中國”一詞。雖然,查無所獲,但他預感到大時代即將到來,回國創辦了中國黃頁。
“中國人離信息高速公路有多遠———向北1500米”。
1995年,從中國科學院高新技術企業局離職、賣了3年尋呼機的張樹新,在中關村南大門,豎起了一塊廣告牌。32歲的張樹新,創立了中國首個互聯網公司:瀛海威。
海報的設計雖然讓人一言難盡,廣告語卻讓人倍感興奮。在互聯網這個詞還沒走出學術界的時候,全國人民就知道了信息高速公路。
從此以后,在這條公路上,一場持續25年的飆車大戰拉開了帷幕。
1997年,香港回歸后不久,中國人民的激動和喜悅情緒還在高漲,對外界信息充滿好奇。在廣州工作了兩年的“粵漂”、26歲的浙江青年丁磊,創立了后來中國三大門戶之一:網易。
那個時候,中國人上網獲取信息太不容易了。丁磊希望能夠讓更多的中國人都能更容易地使用互聯網,給公司起名為網易。
1998年的春晚上,王菲和那英合唱了一首“相約1998”,火遍大江南北,大家創業的熱情也被再度調動起來。
沒過幾天,來自陜西的34歲青年、麻省理工博士后張朝陽,就在中關村創辦了中國三大門戶網站之一:搜狐。
當時,剛剛大學畢業3年的江蘇宿遷小伙劉強東也在中關村。只不過,他只是租了電腦城里的一個小攤位,售賣刻錄機和光碟,取名“京東多媒體”。
而大學開始轉行鉆研計算機、畢業十年的王志東,也創建了新浪網,成為繼網易搜狐之后的中國三大門戶網站之一,要掀起中國互聯網一場“新浪潮”。
此時浙江杭州,18歲的黃崢從杭州外國語學校畢業,被保送至浙江大學竺可楨學院。8年后,他將從谷歌離職創業,再過8年,才在摸爬滾打之后創立拼多多。
2000年,搜狐、網易、新浪接連在納斯達克上市。這些稱雄一地的大廠,各種傳奇財富故事,吸引了無數追隨者效仿,也創造了無數的崗位。
美團創始人王興甚至這樣表示,創業者來了北京,已經拿到了3成的成功幾率。
此后10年時間,北上廣深迎來了人口的迅速膨脹期。
從2000到2010年,北京常住人口增加了600萬,并在2011年突破2000萬人口大關;上海增加了700多萬,早在2007年就突破了2000萬人口大關;廣州和深圳也都增加了300萬人左右。
大城市的人,的確越來越多;而大城市的財富機會,卻似乎越來越少了。
為什么馬云、馬化騰、李彥宏、王興、劉強東等人能摸到時代紅利,而其他人就摸不得?
是因為如今的機會都被這些先行者壟斷,而年輕人就只能淪為996社畜、用身體換錢嗎?
02
各路雞湯老師、成功學大師,為了收割智商稅,在講述馬云等人故事的時候,都故意加了一層濾鏡——強調他們的“草根”身份。
之所以這些人能成為時代寵兒,除了“草根”,更重要的是他們其實都是“佼佼者”,是那個時代、任何大城市都稀缺的人才。
柳傳志,1966年畢業于西安軍事電訊學院。同齡的任正非,也是在1960年代畢業于重慶大學。王石,1970年代畢業于蘭州交通大學。
他們這代人創業時,既有當時稀缺的高學歷,又有豐富的工作經驗。
比他們更年輕的一代,畢業院校、學歷也更出色一些。
1990年代,馬化騰畢業于深圳大學;丁磊畢業于電子科技大學;李彥宏是紐約州立大學碩士;張朝陽在讀完清華之后,去麻省理工讀了博士……
即使成績比較差的馬云,還憑借英語特長,以專科分數破格提拔進了杭州師范。
在他們混江湖的年代,國內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極其稀缺。
只有他們,才能在第一時間抓住時代的機會,享受時代紅利。
故事轉折發生于1999年。
這一年,教育部出臺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簡而言之,就是高等教育擴招。
截至2000年,國內受過大專及以上高等教育的人數僅4571萬,只占到總人口的3%。
如果把這些人全部堆進北上廣深,都堆不滿。
因此,當時不論是柳傳志、任正非,還是馬云、馬化騰,走到哪里都是香餑餑。
不過,從此之后,學歷就逐年“通脹貶值”了。
到了2009年,我國大專及以上人口占比就提升到7.29%,2019達到了14.58%。
幾乎每10年,就翻一番。
如今,全國受過大專以上學歷的人數,已經超過2億。
北上廣深四座城市加起來,最大容載量是7900萬人,無論如何也塞不下2億人。
事實上,一座城市覆蓋千行百業,衣食住行各個領域,不可能都是高學歷的人去做。
嚴格來說,一座城市的人才結構,應該是金字塔式,才是最合理的。
學歷相對低的占絕大多數,學歷越高的占比越少。
從這個角度來說,北上廣深已經有點“畸形”了。
2019年數據顯示,北京2100多萬人中,有近1100萬人口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占比超過50%。其中,本科及以上學歷人口超過35%,高學歷人口密集度全國第一!
而上海的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超過30%,其中本科及以上學歷占比超過18%,高學歷人口占比排名全國第二。
一座城市擁有如此之多的高學歷人才,真的是好事嗎?
暨南大學教授胡剛等專家提出這樣的隱憂:
這樣的狀況如果持續下去將來會加劇“內卷”,導致博士生不得不降維去擠占研究生的工作,研究生不得不降維去擠占本科生的工作,本科生又去擠占專科生……一級一級地降下去,造成了教育和人才的雙重浪費。
這也是最近幾年,北上廣深的漂族,感覺壓力越來越大,“內卷”越來越嚴重的根源。
這四座城市的財富機會,也變得越來越少。
2006年,我國出現了首個GDP過萬億的城市“上海”,拉開了全國各大城市追求“GDP破萬億”的序幕。
當時GDP增長最快的,就是北上廣深這4個一線城市。
很快,北京也加入“GDP萬億俱樂部”。2010年,廣州也來了。次年,是深圳。
雖然目前北上廣深依然是全國GDP的領頭羊。按照名義GDP排名,上海、北京、深圳和廣州這4個中國最大的城市,包攬了全中國GDP總量的12.5%。
但是,增長期才有更多機會和紅利。
而根據各市公布的數據來看,近10年,共有25座城市的GDP增長超過100%,14座城市GDP增幅超過190%,14座城市超過全國GDP平均增速。
中國GDP增速最快的10大城市分別是:貴陽、遵義、蕪湖、襄陽、宿遷、重慶、宜昌、淮安、漳州和連云港。
北上廣均跌出前10。
或者說,北上廣深已經過了“不惑之年”了。已經有了很明確的身份標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人,不需要什么人。
比如北京,金融、信息、計算機服務和軟件、科研與技術服務等第三產業,2019年占到了北京GDP的76.7%;上海,擁有金融、信息、高端制造、汽車等強勢產業;廣州,是汽車、化工、電子。深圳,則是高新技術、金融、物流、文化等。
因此,北上廣深雖大,優勢產業基本定型,已經不是快船了。
與此同時,國內“GDP萬億俱樂部”的規模卻在快速壯大。
即便在疫情最嚴重的2020年,居然還有5座城市成功加入!
截至2020年底,全國邁過GDP萬億門檻的城市,已經達到23個,比10年前增長了4倍多!
新加入的萬億GDP城市中,重慶、蘇州均超過2萬億元,和一線城市的差距不斷縮小。
23座萬億城市!
眼界放寬點,打掉北上廣深的偶像包袱,這23座城市,可都是“一線城市”!
如此之多的一線城市,即使把國內2億多中專以上人才全部堆進去,也堆不滿。
歷史,已經在重演。
屬于這代年輕人的北上廣深和淘金時代,已經到來。
那么,其他的城市歡迎年輕人嗎?
03
任正非曾說:“21世紀什么最貴?人才!搶人才,就是搶未來。”尤其是在當下出生率下降的大背景下。
就在2017年初,北上廣深人才趨于飽和之際,一二三四線60多座城市已經做好了準備。
它們對于年輕人,豈止是歡迎,簡直就是在爭搶。
杭州,滿1年社保,就能落戶。后來又將本科生落戶補貼1萬、碩士2萬、博士補3萬,改成了本科補2萬、碩士補3萬、博士補5萬。
鄭州給予青年人才首次購房一次性補貼,博士10萬元、碩士5萬元、雙一流本科生2萬元。
武漢承諾,讓大學生八折買房。成都,高端人才獎勵300萬。
西安,拼的是效率。
西安不僅大幅刪減了落戶流程,放寬落戶政策。還發明了“10分鐘立等落戶”以及“一人遷入,全家隨遷”的新手段。甚至,去西安走親戚也會被民警盯上,只要條件合適,帶到派出所就給落戶。
因此,西安就創造了一連串落戶奇跡:1天8000,3天15000,3年過百萬……
搶人大戰開啟之火,就愈演愈烈。
即使兄弟城市,搶起人來也絲毫不給對方面子。溫州剛宣布本科生可七折價購房,蘇州這就提出租房就能落戶。
南京,只要來面試,就給1000塊。
長沙,降門檻,大專就能落戶。鄭州,中專也給落戶。
四川在農民工返鄉必經之路上,貼滿了“歡迎農民工春節回家!”的標語。
這些城市歡迎年輕人的誠意,是不容置疑的。年輕人也真的來了。
那么,這些城市留得住年輕人嗎?
簡單來說,就是在這些城市,有沒有年輕人打工、創業、發財的機會?
那就得用產業來說話了。
任正非可能從來沒有想到,自己的家鄉有朝一日會成為大數據中心。
以前,貴州人對自己家鄉是這樣評價的:“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
2000年,貴州全省GDP總額不到北京市的40%。
但是貴州的“惡劣”地理和氣候環境,反而非常有利于架設數據中心服務器。如今,貴州已經成為中國首個國家大數據綜合試驗區。
2013年,貴州大數據企業不足1000家,目前總數已經達到9551家。
包括騰訊、阿里巴巴、華為、蘋果、谷歌、IBM、百度等企業,都在貴州設立了數據中心。貴州也從“地上”,轉到了“云上”。
在貴州,連小學生都知道“云”。很多在北上廣深拼搏的貴州年輕人,也開始回歸家鄉,投身到到“云建設”中。
其省會城市貴陽,則成為國家級大數據產業發展集聚區、呼叫中心與服務外包集聚區。
安徽合肥市政府賭上了政治生命、頂住GDP考核的壓力,不斷進行產業“豪賭”。
比如,2008年,合肥不僅拿出財政收入的1/3去資助京東方,還在電動車產業的至暗時刻,投資了蔚來汽車。
語音技術最強企業科大訊飛,也是在合肥成長起來的。在科大訊飛的帶動下,合肥正在將我國首家語音和人工智能領域的國家級產業基地“中國聲谷”,推向全世界。
如今的合肥,成了全國半導體產業鏈最全的城市,合肥政府也被譽為“最牛風險投資機構”。
合肥,也成為中國近十年發展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
在江蘇,2009年到2019年的增長冠軍,被劉強東的故鄉——宿遷這個籍籍無名的地級市奪得。
蘇州正在將本地高勞動成本的企業,放置到宿遷的低勞動成本地方去。
重慶不僅是中國中部唯一的直轄市,也是中西部唯一GDP突破2萬億的城市。作為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金融、科創、航運和商貿物流中心,重慶已經不折不扣的成為西部發展的新“引擎”。
其中,汽車產業和電子信息產業是重慶經濟的兩大支柱產業,一度占據當地工業總產值的半壁江山。
如今,貴州、合肥、重慶等城市,也都有了自己差異化的產業標簽,都在打造自己的拳頭產業。
除此外,西安重點發展航空航天;鄭州電子、新材料、醫藥;南京電子、化工、汽車制造……
幾乎每一座城市,都在做強自己的長板,都在吸納自己需要的人才。
當年,北上廣深摸著石頭過河。當下的數十座城市,都在摸著北上廣深過河。
并且,這些城市都是增長性很大的城市,是一艘艘充滿財富機會的快船。
因此,離開了北上廣深,是更廣闊的天地。
尾聲
有句話說,任何人,無法掙到他認知能力以外的錢。
同樣,任何人,也都無法從不屬于他的城市,獲得財富機會。
當年,不僅北上廣深缺少人才,全國都缺。任正非、王石、馬云、馬化騰等人,成為時代稀缺,抓住機會,用自己的才能換取了時代紅利。
如今,大城市產業版圖基本趨穩,滿園都是果實,但是不屬于后進者。
后進者,只能選擇屬于自己的荒地,開發出自己的北上廣深。
國內2億多中專以上學歷的人才,不能只盯著北上廣深,廣闊的天地間,還有23座萬億城市。
當然,遼闊的中國,不止只有2億人,還有數量更為龐大的中專以下學歷的人口。
而中國也不止只有這23座萬億城市。
2000年,國內GDP超過千億的城市只有18座。到了2009年,已經超過88座。2019年,數字已經增長到181個。
客觀來說,只要你不再心存對北上廣深的執念,不論你是本科以上,還是專科以上,甚至只是中學以上學歷,對于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來說,你都是人才。
在更廣闊的天地中,每個人都當有所作為!
越早地根據學歷“降維”選擇城市,機會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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