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湖專業(yè)維修燃氣灶(金湖專業(yè)維修燃氣灶公司)

發(fā)布日期：2022-09-26 14:09:23 瀏覽：

前沿拓展：

社會學的知識是多層次的，既包括通過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獲得的實證知識，也包括借助理性概括抽象出來的社會學理論。實證的社會學研究固然重要，但要想中國社會學在現代社會學中占有一席之地，使中國社會學家的名字也像帕森斯、默頓、米德、布勞、達倫多夫這些名字一樣在不同國度的社會學科教科書中頻頻出現，就要對社會學理論做更多的研究，而且這種研究不只是用刻板的腔調對外來的理論作簡單的評判，而是要產生出中國自己的社會學流派。在南開兩年的研究生學習，我并未接受太多的實證研究方法訓練，所以早期我更多的是關注社會學理論，當然不僅僅是譯介國外的社會學理論，而是要著手創(chuàng)建自己的社會學理論。

《社會學導論》由廈門大學出版出版

1988年8月28日至30日,我到福州參加福建省社會學會年會,并提交了《社會單位范疇初探》一文。在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社會單位這一全新的概念,并認為社會學應以社會單位為研究對象。以社會單位這一概念為基礎,我開始了建立自己的社會學理論體系的工作。我喜歡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在中學讀書自己做過手槍，在寧德師專我寫過短篇小說,在南開我創(chuàng)作過校園歌曲，而現在我從事的是理論上的創(chuàng)新。如果說在從未出書時，參與一兩本教材的編寫還有一種新鮮感的話,那么,教材寫多之后我再也不想做那種拼拼湊湊的簡單重復勞動了。只有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才能給我?guī)砼d奮和滿足。“社會單位范疇初探”一文1989年在南京社會科學院的《社會學探索》第6期上發(fā)表。1991年我開始了《社會學導論：社會單位分析》一書的寫作,我為自己構建的理論體系著迷，上課在想、吃飯在想，到海邊游泳也在想。這一年的日記里寫下了我的許多原創(chuàng)性的思想。我在本書中建立了一個全新的社會學理論體系：人有各種需要,這些需要既包括馬斯洛所劃分的五個層次的需要,也包括與人的價值觀相聯系的價值需要。我認為，除了馬斯洛所說的五種需要之外，還有一種“價值需要”，即一種與價值觀、世界觀相聯系的需要。它是個體對外界事物和世界秩序的解釋而產生的，滿足這一需要的資源便是與個體世界觀、價值觀相一致的某種世界秩序。經過社會化的學習，每個人都有一套關于世界的“理論”，盡管這種“理論”有簡單和復雜之分。對于那些信仰某種宗教、學說或主義的人來說，他們的“理論”實際上就他們所信仰的學說，宗教或主義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實際上就是他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對于那些沒有信仰特定宗教或主義的人來說，他們的“理論”可能是自身的經歷和各種知識的綜合。就像人們需要吃、喝、住、穿才能維持生理的平衡一樣，人們要求世界建立與自己世界觀一致的秩序才會有心理平衡。價值需要不僅是個人各種需要中的一種，而且還影響(甚至決定)個人需要體系的結構。人有不同層次的需要，而滿足需要的資源又是有限的，對于滿足低層次的物質資源尤其如此。在每個人都試圖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情況下，一個人的多占必然會使總的資源份額減少，從而損及他人的利益。在這些情況下，個人對自身利益的追求自然就被貼上“自私”的標簽。但是，在另一些情況下，盡管這些情況并不多見，一些人對個人的高層次的精神性需要的追求不僅不會損害他人及群體的利益，反而會增進群體的利益。

在社會學年會上向雷潔瓊贈送《社會學導論》一書

需要是一切社會行為的驅動力。我們把能滿足人的需要的東西稱作資源,資源既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精神的,既包括有形的東西,也包括無形的東西。人為滿足自身的需要,就要從他人那里或自然界獲取資源,互動就是在此基礎上產生的。互動是相互的社會行動,其主體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社會單位，其種類即包括直接互動,也包括間接互動。社會互動有合作與競爭、互助與沖突、交換與掠奪三對基本形式。為了滿足個體的需要,人與人之間發(fā)生社會互動,當互動形成一定的關系網絡時,便產生了社會單位。社會單位所包括的范圍相當廣泛,既包括小到由兩人組成的家庭,也包括大到覆蓋全球的世界體系，既可以指松散的朋友群,也可以指結構嚴謹的社會組織。根據其結構和規(guī)模，社會單位可以劃分為社會群體、社會組織、國家以及世界體系四個層次。為了弄清宏觀社會單位與微觀社會單位之間的共同之處,我又分別從權力關系將社會單位劃分為初級社會單位和次級社會單位,從滿足成員需要情況將社會單位劃分為單一型社會單位、綜合型社會單位和自足型社會單位,以及從結構化程度將社會單位劃分為正式社會單位與非正式社會單位。

1990年5月17日,政治學系與馬列室分開，不久政治學系辦公室搬到了政法學院大樓三樓。1990年,系里要我擔任90級新生的班主任。擔任班主任，雜事不少,但這也是一個鍛煉自己能力的好機會。這個班學生的素質不錯，我盡自己的最大努力把他們帶好。我有意讓他們按一人一票的方式選舉班委會。1990年9月8日，我召集90級新生開會，系副主任吳仲平和輔導員阮輝銘到會，我宣布了臨時班委的名單：班長林劍鋒、副班長張競博、生活委員謝源豹、學習委員蔡聘宇、團支書劉雪濤。因為學生相互間不了解,這幾個班委是我任命的。其實我對這些學生也不了解，我是通過查看這些學生的檔案，看看誰在中學期間有沒有擔任班干部，老師的評語怎么樣，以此為依據挑選了這么幾個人。但這些人只是臨時的班委，在學生們經過一段時間的相互了解之后，我決定完全放權，讓他們一人一票選舉班委。不像一些人的做法，只找?guī)讉€聽話的學生來擔任班干部，我需要的是能做事情的，能為班級服務的同學來擔任班干部，而且他們能夠得到班上同學的支持和認可。1990年12月28日新的班委會經選舉產生：謝源豹任班長，張競博任團支部書記，王珂任副班長，陳星輝任文娛委員，劉雪濤任生活委員，林劍鋒任學習委員，吳首鋼任團支部組織委員，劉愛團任宣傳委員。在一人一票選舉的班干部產生之后，我接著把班干部選舉和改選的做法制度化。1992年1月4日，我擬了幾條班委組成規(guī)定交學生討論，這個規(guī)定中還有關于罷免班委的條款，如果學生對現任班委工作不滿意，也可以通過聯名的方式提出罷免。我讓全班學生參與討論，最后表決通過，然后嚴格按照這一規(guī)定，選出新的班長張競博和團支書劉雪濤。我不時到學生宿舍走一走，了解他們的學習和思想情況。在開會時，我總強調要學好外語,打好基礎。1991年4月20日，我請87級學生白平等人給他們介紹學習經驗，我也講了自己在中學任教時的自學情況。1993年2月，90級學生分三個組，分別在廈門市人事局、泉州市鯉城區(qū)人大以及沙縣縣委辦實習。1994年這些學生畢業(yè)，他們中相當一部分人留在廈門工作，他們經常與我保持聯系。

與政治學系90級的同學在一起

在商品經濟浪潮的沖擊下，學校的教育質量難免會受到影響。由于政府的教育投入越來越少,不僅教師的工資待遇偏低，教學科研經費也日益拮據。為了改變這種情況，學校只好讓各系自己去“創(chuàng)收”。1990年政治學系在漳州辦了兩個行政管理學專業(yè)證書班，一個是脫產班，另一個是半脫產班。我在1990年8月底到漳州給脫產班上社會調查研究方法，12月開始又給半脫產班上。接著政治學系又分別在連城、三明、寧化和尤溪等地辦班。這幾個班的社會調查方法都由我上：1991年7月28日至8月12日，我到連城上課；1992年4月9日至20日到尤溪上課；1992年6月4日到24日分別到三明和寧化兩個地方上課。這些專業(yè)證書班的學員在各自的崗位上工作多年，不少有一官半職。通過給這些班的學員上課，可以到各個地方走一走，加深對中國基層社會的認識。例如，在連城上課期間，龍巖市武裝部的吳冠成等幾位學員陪我游覽了冠豸山；1992年6月14日在三明上完課后，便與學員韓曉東、肖寶珠坐車到清流，15日下午一起到清流嵩口鄉(xiāng)；應三明班全體學員的邀請，系里十多位老師于1992年7月20至25日到三明游玩了將樂玉華洞、泰寧金湖、寧化天鵝洞、清流龍津河、明溪滴水巖、三元格氏栲自然保護區(qū)以及永安桃源洞等。每到一個地方上課，學員們總是很熱情。但這些學員工作繁忙，上課的出勤率并不高。因此,每個班在上第一門課時到的人較多,而到了后面上課的人就越來越少,有時不到三分之一。系里的目的是“創(chuàng)收”,因此學習的各個環(huán)節(jié)也就嚴不起來,即使考試不及格,但最后的補考總會順利過關。這種班上多了,我越來越感到心理不安。這種“創(chuàng)收”政策的負面作用是顯而易見的。每個系領導都面臨繁重的“創(chuàng)收”任務,他們的主要精力不是用來抓教學科研,而是終日忙于“創(chuàng)收”。對于教師來說,出去上課的時間多了,自然也就會影響到校內的教學與科研工作。更為嚴重的是,許多大學生通過這樣的短期辦班被“培養(yǎng)”出來了。在后來的幾年中,這種“創(chuàng)收”形勢又有了新的發(fā)展,許多系不只是在辦“相當于大專”的專業(yè)證書班,一些面對廠長、經理及政府官員的在職研究生班和研究生課程班也紛紛上馬,據說廈門市的好幾位領導都在讀廈大的研究生班。誰都知道，這些領導難得會安下心來讀幾頁書。這樣下去,中國教育的前景實在令人擔憂！其實,解決高校經費困難的辦法是有的。以廈大當時的師資規(guī)模,完全可以招收五萬學生,而那時只有一萬學生。哲學系兩個專業(yè),每個專業(yè)每年僅招10到20個學生,實際上每個班都可以招上50人。研究生的招生數更是少得可憐,常常可以在校園內看到這樣的情況：一個老師面對一個學生在講課。為什么不降低大學和研究生的錄取線、擴大招生規(guī)模,多招一些自費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呢?即使錄取線再低，由于這些人脫產學習,年紀輕、同時也達到了基本要求，完全能夠培養(yǎng)成合格的大學生、研究生。但是,教育管理部門這方面卻卡得很死,而亂七八糟的創(chuàng)收班卻越辦越多。這種政策實在令人費解！

與連城干專班的學員同游冠豸山

1992年5月,《社會學導論》一書完稿,我將書稿交學生謄抄。在書稿完成之前,我寫信與多家出版社聯系出版事宜。有幾家出版社對本書感興趣,但都要作者資助。最后我把書稿交給了廈門大學出版社,并多次找陳天擇社長談出版條件,希望能給予一些照顧。1993年1月5日,我與廈門大學出版社簽訂了出版合同,條件是包銷1000冊書。應該說廈門大學出版社已經給了我相當大的支持了。接著王康教授寄來了為該書所寫的序言,他在來信中對該書做了充分肯定,認為該書“理論氣氛很濃”,我對社會學研究對象的見解“當會引起社會學同行們的興趣”。1993年7月18日，尤溪印刷廠送來了1000冊《社會學導論》。經過一年時間的努力，我的第一部專著終于問世了！

我的創(chuàng)新性思維不僅限于構建社會單位理論，也體現在我的另一篇重要論文《社會學知識的形態(tài)》中，該文發(fā)表于1992年《社會學研究》第3期。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哲學教科書反復提及的概念，但我另辟蹊徑，以我獨特的方式對必然性和偶然性做了重新的定義：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一對與我們看問題的角度相聯系的范疇，當從導致某一現象發(fā)生的充分原因考察時，該現象就是必然的；由于認識能力的限制，有時無法把握（或沒有必要把握）事件的充分原因，而只從部分原因考察，這時特定事件的發(fā)生就是偶然的。我把人的知識按抽象程度分為生活知識、科學知識和哲學知識三類。社會學理論中的相當一部分屬于哲學知識，定量研究試圖在類的層次歸納知識，但定性研究更接近生活經驗。

1992年初我們搬進了海濱一套兩室一廳的單元房。廈門大學分房委員會有條規(guī)定,申請?zhí)追啃枰腥齻€戶口。這實際上剝奪了一批堅持晚婚晚育的青年教師的分房權利,與國家實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大相徑庭。1991年上半年開始,我和人類學系的潘宏立等人便多次找校有關部門和領導反映校分房規(guī)定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的情況,要求解決我們的住房問題。1991年下半年召開的校教代會，終于取消了未生育家庭不能參加分套房的不合理規(guī)定。1991年12月,我分到了海濱48號樓302室的這套房子。拿到新房子的鑰匙后,在弟弟家亮的幫助下,我將房間清洗了一遍，鋪上塑料地毯，于1992年1月26日搬了進去。春霞回穆陽去了,我和兩個弟弟在新房子過春節(jié)。房子沒進行任何裝修，胡楓幫助用木板訂了一個煤氣灶的架子，我自己動手用水泥做了一個灶臺，在廚房里自己貼了一些磁磚,3月份請師傅裝了鐵門和窗戶上的鐵條。沒添置太多的新東西,2月1日我買回一張雙人床,2月9日霞回來后我們又去買回一張寫字桌,3月份買回一臺21寸的彩色電視機。

1992年在清流龍津河上

當時普遍存在工資收入腦體倒掛的現象，社會上有這樣的說法：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體制內工作的收入不如體制外的，一些剛從廈大畢業(yè)于的本科生到了外資企業(yè)，工資居然比老師要高很多。教師工資待遇偏低，不少人到校外兼職，有的則干脆“下海”經商。我也曾有過到校外兼職的想法,甚至幾次也拿著簡歷到市人才中心去看過。值得慶幸的是我最終沒有去兼職。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我無法在花相當多的時間兼職的同時能很好地做好本職工作。無論是做學問還是上課,都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不過，1992年購買廈門市首次發(fā)行“夏海發(fā)”和“廈門汽車”兩家股票,卻使我們有了一筆可觀的收入。1992年6月,廈門海洋漁業(yè)公司等四家公司發(fā)行股票。購買股票需先購買認購申請表,每人可通過排隊購買認購表一份（5張）。6月20日晚上，我領著胡楓、家亮、永清及卓越請來的兩位干專班學員到湖濱南路師范附小的股票認購表發(fā)售點排隊。大部分廈門市民還不知股票為何物，參與的不多,但許多上海人和深圳人扛著大包的錢過來雇請民工排隊,把發(fā)售點擠得水泄不通。因為次日要參加英語監(jiān)考,我在當晚9點半回校,胡楓等人在那里等了一個晚上,于第二天上午買到11份認購表。春霞和阿惠則在另一個發(fā)售點買到5份認購表。每張認購表都要填一個人的身份證號碼，為此我們搜集了不少身份證。我們將認購表填好，送到證券公司。那幾天證券公司的門口擠滿了人,認購表的價格不斷上漲,從最初的每份300元升到后來的2000元。1992年9月21日，中簽號碼公布，我和卓越的9份認購表(已賣掉兩份)中了6張,可購買6000股“廈海發(fā)”股票；春霞和黃惠購買的認購表中了2張，可購買2000股“廈門汽車”股票。由于與卓越合的6張中簽表中有一張用的是來廈打工的老鄉(xiāng)周大北的身份證,他已回壽寧,我急忙給家東去電話,他從城關趕到李家山,又晝夜兼程,在24日將周大北的身份證送到廈門，從此家東就來廈做臨時工。25日我和卓越到湖濱二里繳納股金,每人3000股,需交6000元。另外我又到校門口一條街的建設銀行交款3600元,購得"廈門汽車"股票2000股。經過一年多的等待之后,“廈海發(fā)”股票于1993年11月1日上市，“廈門汽車”在11月8日上市。那幾天,我忙著往檳榔證券公司跑,并在11日拋售“廈海發(fā)”600股、“廈門汽車”800股,并用所得的款在12日買了一輛重慶摩托。后我又在市文化宮的華夏證券公司開了個賬戶。如果說第一次購買股票使我賺了幾萬元錢的話,那么后來購買廈門工程機械廠的股票卻虧了6000多元。股市風云變幻莫測,沒有太多的精力關心股市行情,實際上是很難通過炒股贏利的,1994年股市有過一段上漲的行情,我在9月底人市買下的“飛樂音響”、“福建豪盛”、“閩福發(fā)”、“閩閩東”股票卻使我的資金長期套牢。

1994年在廈門萬石植物園

1991年開始，廈門大學對中青年教師在晉升職稱方面實行了一項新的政策：在各自領域取得突出成績者可以破格晉升教授或副教授職。抱著試一試的想法,我在1991年8月報名參加中青年教師選拔晉升副教授。9月18日下午系里開會推薦，我順利通過。但是，在學校職改領導小組討論時，我未能通過。第一年的嘗試失敗了。時間過得很快，轉眼又到了第二年申報晉升職稱的時候。這一年我發(fā)表了不少成果，原來未出版的著作也陸續(xù)出版。按學校的規(guī)定，年齡在35歲以下者只要達到規(guī)定的幾項條件中的三項即可申報副教授，我已具備其中的5項。1992年10月底,我打聽到校職改領導小組未通過我的資格。聽到這一消息，我當即給林祖賡校長和鄭學檬副校長去了電話：為什么有些條件不如我的人都上了而我卻沒有上?鄭副校長解釋,這是小組成員投票的結果,既然是投票,有時當然就不是很公正,不過他答應替我爭取。不久職改領導小組開會,我被補上。接著我把自己的材料送給學科組及文科組的成員。12月17日下午政法學科組開會,沒想到我只得了5票,雖過半數,但未及三分之二,只好申請文科組復議。12月21日文科組開會，我的復議成功，獲得15票，過三分之二。23日校總委員會開會,我得了21票。幾經周折，我終于晉升副教授職務。這一年我剛好30歲！

拓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