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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2-09-23 11:21:27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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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杜深忠是紀錄片《鄉村里的中國》的主人公之一。

數十年里,他一直執著于自己的夢:關于文學,琵琶,一種存在美和思考的生活。

村莊奚落他癡人說夢,不務正業。

他也曾嘗試出走,去北京“不知天高地厚地搞文學創作”,在山東各地干苦力討生活,卻一次次潰敗而歸。

現在,杜深忠68歲了。

他把自己圈養在沂源山區破敗的老屋內,放棄了土地,也放棄了文學與音樂。

回憶起人生,他坦言自己是畏葸不前的“一個懦夫”。

這個一生背對生活的人,仍舊保持著痛苦。

把自己放逐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筆下的伊凡習慣將人比作羊群。

怯懦、溫順、愚蠢、盲從的羊群。

在山東省淄博市沂源縣中莊鎮的杓峪村,農民杜深忠也用同樣的比喻總結自己的一生。

他說農民就是羊群,趕到哪走到哪,自己也是羊,被趕了一輩子。

而現在,杜深忠決心不再順從。

他拋棄了土地,幾乎不去地里,也刻意地讓自己不再想起24節氣——作為果農,24節氣一直驅趕著他的一生。

立春,給蘋果樹打藥上肥。

谷雨時節蘋果花開,點花粉。

小滿套袋,秋分摘袋,寒露采摘。

屬于蘋果的日歷,是懸在杜深忠頭頂重復又無望的日與夜。

在兩畝蘋果地,90多棵蘋果樹間耕耘近40年后,68歲的杜深忠說他不愿再踏進地里。

他說:“我把大量時間用在無謂的事情上,唯獨把自己給忘了。”

讓自己忘記節氣后,時間變得晦暗不清。

他用另一種時刻表繼續著自己的生命:1天至少琢磨、攻克《九成宮醴泉銘》里的40個字,7天從頭至尾練習一遍《九成宮醴泉銘》。

7天后,周而復始,又是新的40個字。

下午6點鐘,余暉尚能照亮院里土胚掉落的灰黃色墻壁,光線卻幾近消失在屋內。

幾乎像是偷光,杜深忠立在靠窗的書桌前,鋪開宣紙,開始寫字。

左手按壓著紙,右手臂筋脈凸起,懸肘向前。

落筆前,大臂和捏筆的指尖細微顫抖。

保持身躬頭俯的姿勢,杜深忠立在昏暗中,輪廓模糊,與黝黑的農屋融為一體。

農屋建于1978年,43年來,除了一些縫補式的修繕,屋內與初建時幾乎沒有任何變化:西邊墻壁上貼滿了孩子們少年時期的獎狀,落款從2008年寫到2013年。

東面墻壁灰黑,貼著杜深忠10年前寫的《蘭亭集序》,宣紙褶皺處落滿灰塵。

房頂上是超過40年的梁木和椽木,身下的香椿木書桌已用了將近50年。

比物件還要年老的,是杜深忠自己。

除了腕肘處不易察覺的動作,杜深忠幾乎靜止,如同生長在書桌前的,一個同樣老舊的家具。

昏暗的黑屋子里,他每夜寫作,有時動也不動地一站就是四五個小時。

一片灰黑色的陰影不分晝夜地站在桌前,妻子張兆珍常被眼前的景象猛然嚇到,“每天寫到半夜,像活死人一樣,鬼一樣!”

墻上貼的《蘭亭集序》

香椿木書桌是杜深忠當兵復員回村后請木匠打的。

20歲出頭時,杜深忠俯在書桌前閉門讀書。

在沂蒙山區深處的小村莊,他讀文學雜志,讀四大名著,也讀現代小說。

1977年,作家徐遲在《人民文學》上發表報告文學《地質之光》,后來又發表了《哥德巴赫猜想》,就是在這張書桌前,杜深忠一遍一遍地閱讀,反復地抄寫,心里感嘆著,“寫得太好了,太美了”。

無論是80年代的《人民文學》《小說月報》、摘抄本和自己寫的小說,還是《魯迅文集》《巴黎圣母院》,都被他拋卻在書柜深處。

曾經連去蘋果地干活時都要偷偷揣本書的杜深忠,似乎平息了對文學的饑渴。

他拿在手里反復翻閱的是歐帖《九成宮醴泉銘》。

翻爛了3本書,寫完了超過10令紙,寫過書法的廢報紙一年能賣100多塊錢。

杜深忠幾乎不踏出院門。

從前執著的那些追求,都隨著時間從他身上一一拋下。

他早先是杓峪村唯一看《新聞聯播》的人,現在,屋里的老式電視機出了故障,他沒有再修。

“我今年68歲了,我只想做自己,提升自己。說出來有些可笑,這么大年紀,提升什么自己呢。我只是不想這么渾渾噩噩的。”

他曾經花費690元——家庭大半年的開支,去沂源縣的琴行買了一把琵琶。

他形容,“抱得美人歸”。

從第一次在村莊喇叭里聽到《春江花月夜》后,琵琶便成了他50多年的夢想,50多年的魂牽夢繞。

“琵琶聲太美了,是圣樂,是天籟。”

買回家后,他騙張兆珍只花了490元。

事后說漏嘴,張兆珍與他大吵一架。

“六七百塊錢買這么個東西!要有這錢,我能干多少事兒!”

“人需要吃飯,他得活著。”

杜深忠一手指著桌上的煎餅,一手抱著琵琶,幾乎憤慨,“精神也需要吃飯,也需要哺養。你不理解就不理解吧!”

而現在,杜深忠拋下了琵琶。

曾經愛不釋手的“美人”被裝在琴盒里,躺在沙發上。

變成同樣塵封在黑屋子里的,一件9年的老家具。

農民的本份,身處農民角色中被認為應當做的事,他也徹底拋棄了。

9月末的杓峪村空氣冷冽,風里能嗅到蘋果和玉米的果香。

沂源山區縣道兩旁,農民們支起攤位賣秋收的蘋果和獼猴桃。

農戶的屋檐下晾曬著捆好的玉米果實,有的人家玉米已經脫粒,一片片方正的黃色鋪在地面。

杜深忠的兩畝蘋果地早在幾年前承包給了別人。

山上還留有一小片玉米地,成熟的玉米至今仍在半山腰,無人采摘。

“他不出院子。趕集,買米買鹽,油鹽醬醋,人情世故,他都不管。熬了我一輩子,什么事兒都沒有成。

“別人家男的要么去外面打工,他不干,錢掙不來。莊戶人該管的莊戶事兒也從來不管。整天追求那些虛的,空的,痛苦的只有我。”

談起杜深忠,妻子張兆珍恨恨地說,語速極快,手沒有停下包餃子的動作。

筷子碰撞著裝韭菜豆腐餡料的盆,發出當當聲響。

聽著這話,杜深忠沉默著,不似從前爭辯,儼然一個孤僻的失語者,背對生活。

他走出屋內,注視著院落正對的群山,打量著院里自然生長的一棵榆樹,從前柔嫩的小枝條現在已經亭亭如蓋。

“真是玉樹臨風”,杜深忠心想。

他的背影看來堅固。

只是回憶往事時,杜深忠稱自己是“一個懦夫”。

尷尬的農民

坐落在半山腰的杓峪村道路盤旋,依60度向上延伸。

走在路上,杜深忠向前傾斜著身子,步速極快。

遠遠看見村里的人,他像羊一樣低下頭,腳下的步子邁得更大,躲避著可能的寒暄。

見他經過,路邊聊天的婦女立刻緘默,連孩子都停下了玩鬧。

他們打量的目光黏在杜深忠身上,像是打量一個村莊的外來者。

“他是有點奇怪。”

被問到杜深忠時,村書記張自恩干笑兩聲說,他與村莊格格不入。

早在9年前,真正的村莊外來者——紀錄片導演焦波駐扎杓峪村拍攝紀錄片時,就已用鏡頭記錄了杜深忠身為農民的尷尬。

天光漸亮時,陽光跨過破損的木頭門檻,擠進黢黑的屋子,在水泥地投下一步長的亮光。

杜深忠蹲在陰影里,左手拿著盛水的塑料盆,右手拿著毛筆,在被光鋪灑的空地上蘸著水寫書法。

寫完后,面對著冬季門框外蒼黃的群山,他起身站立,注視著水漬緩慢變干,注視著字跡消失不見。

杜深忠顴骨高聳,雙頰凹陷,紫黑色的臉上皺紋縱橫,雜亂的頭發糾結于頭頂。

講話時,能看到一半牙齒已經掉落,缺口空空蕩蕩。

穿著黑色破舊棉衣的老農民追著光影寫《道德經》,2012年,焦波第一次與杜深忠遇見時,看到的便是這樣的景象。

杜深忠在地上寫字

“焦老師,這個透進門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張非常好的宣紙。”杜深忠說。

焦波心中震蕩。

傳統敘事里,農民被強加上骯臟、落后、愚昧、麻木的符號。

而眼前的農民,“對美的感受太敏銳了”。

這次見面后,焦波當即決定扎在杓峪村,完成國家電影局派給他的題目《鄉村里的中國》。

2012年2月4日,農歷立春時,攝制組租下村里的一個小院,拍攝正式開始。

在此之前,焦波曾在自己的老家山東淄博走訪鄉村,15天跑了十來個村子。

隨著城市化轉型,他發現多數鄉村已在現代化夾縫中喪失了自我特性,變得“不城不鄉”。

與模仿城市范式的其他鄉村不同,位于沂蒙山區最深處的杓峪村仍保留著立春時涂紅羊角、縫春雞、咬春等習俗。

在經營蘋果、櫻桃等經濟林果為主的杓峪村,沿著一條盤山小道,深沉厚重的農業文明與外來的工業文明在此進行著碰撞。

農耕文化的結構方式逐漸松動、衰退,農民的生活也處在一種混雜的狀態。

新與舊之間,焦波交出了他的答卷。

影片中,杜深忠的尷尬隱藏在他與妻子張兆珍的爭論里。

家里種的玉米地被獾拱了。

妻子張兆珍恨恨地罵,叫杜深忠弄藥把獾藥死。

杜深忠不以為然,“你別看獾吃這點東西,獾是國家三類保護動物。獾糟蹋點就糟蹋點吧,人都昧著良心賣假種子。”

“它還是保護動物?農民種點糧食容易嗎,農民怎么沒有保護?”

張兆珍利嘴地反駁。

村里的古樹被村民刨倒,杜深忠遠遠望著覺得心痛,“都弄到城里搞綠化去了,這叫剜大腿上的肉貼到臉上。光看到這點錢了。”

話音未落,張兆珍打斷他,“你又管不了。就在這兒窮發牢騷。現在有錢就行了,人家有錢的王八坐上席,你無錢的君子下流胚。”

夫妻倆罕見的和諧時刻發生在村里的春節聯歡晚會上。

影片結尾,杜深忠彈奏琵琶,張兆珍唱歌,在不協調的曲調里勉強合作了一首《沂蒙山小調》。

歌曲結束,臺上的人退場,杜深忠仍留在舞臺上繼續撥弦,目光專注。

他的全情投入和戀戀不舍看來滑稽,惹來村民的陣陣哄笑。

“下來,快下來!”

直到聽到村民的起哄聲,杜深忠才如夢初醒,提著小馬扎,尷尬地離開。

2013年4月,《鄉村里的中國》在國內公映,隨著這幅具有內在廣闊性鄉村圖景的展開,人們也看到了非典型農民杜深忠:他樸實深沉,保守著自己的審美與思索,還沒有被生活俘獲。

一時間,杜深忠受到媒體的關注,成為沂蒙山區的文化名人。

“他的心思不在蘋果地里。他就不想管果園。”

張自恩說。

影片里,他更是揶揄杜深忠:“你是咱村里的一個才人。就是蘋果比別人管的少點。”

無論是給蘋果花點粉還是給果子套袋,杜家都不如其他農戶。

除了做農活不麻利,為人處世上,杜深忠表現笨拙。

寒露一過,是秋收的季節。

順著一車道的盤山公路,開著卡車的客商會來杓峪村收蘋果。

客商身著齊整的襯衣,議價時,杜深忠動作拘謹,顯得被動。

不出三個來回,村戶們賣2塊4毛一斤的蘋果被他以2塊3毛5的價格賣出。

他的兩畝蘋果地,是因結婚晚分地時被村民們挑剩的“最孬的地”。

種植90多棵蘋果樹的20余年,收成最好時一年收入3萬,拋去農藥、種子、化肥等成本,掙了兩萬塊錢。

多數時候,一年收入六七千,有時只有三四千。

這樣的收成在杓峪村屬于偏下。

張自恩說,村里167戶,每戶種蘋果的年平均收入約一萬五六,一些大戶一年甚至能收入十來萬。

農閑時村民們基本都外出打工,收入也能增加萬八千。

除了村里的事務,張自恩還管著3畝蘋果地,每年蘋果地里收入4萬元。

今年,他新蓋了4間房。

張自恩不是村莊的個例。

與2012年電影拍攝時相比,農民的生活和杓峪村的樣貌已被現代化進程修改。

村民們蓋起了新房,門樓氣派,瓷磚貼滿院墻,院外停著小轎車,紅磚瓦房頂間錯落著太陽能熱水器。

隔窗望去,家里的擺設也同都市無二。

杜家院子

村子變化巨大,杜深忠的住所卻幾乎沒有任何改變。

無論是張兆珍多年不止息的抱怨,還是破舊衰老的屋子,都提醒著杜深忠作為農民的“失敗”。

沂源紅蘋果脆甜多汁,有“江北第一果”之稱。

甜蜜馥郁的果實背后,杜深忠說:“這些年在果樹上付出的很多,但得到的很少。花十分代價得不到三分收入。無可奈何地在土地上掙扎。身心疲憊,失望透頂。”

“沒有藏身之地”

杜深忠心里有一個理想的鄉村標準。

他認為村民應該講道理,尊崇文化。

這樣的期待眼下看來虛幻,不切實際。

在村莊,文化的崇高感正在經濟觀念和金錢意識的沖擊下漸漸淡薄。

村莊里的等級和階層正被收入水平重新定義。

而現在,作為村里的“文化人”,作為“無錢的君子”,杜深忠感受到的是村莊對他的拒絕。

“用你的時候夸你,不用你的時候只剩貶低。”

杜深忠出生于杓峪村,成長于杓峪村。

在村莊,人們過著一種無意識的生活,在習慣的生活方式和規則中不加思考地呼吸,吃飯,睡眠,干活。

生活吝嗇地關閉了想象力與通往思考的契機。

杜深忠不想圈在村中,他想要走出去,在密不透風的生活里打開一條縫隙。

從學生時代起,杜深忠就保持著寫日記的習慣。

看到的詩句,無論是《蜀道難》還是《赤壁賦》,“愛不釋手地抄寫”,一遍一遍地寫。

他喜歡看書,讀《林海雪原》,《青春之歌》,《野火春風斗古城》。

在山里,一本書往往多人傳閱,《苦菜花》書頁丟失得七零八落,拿到手里時書脊處被彎彎扭扭的鐵絲固定著。

每到周末,他就翻兩座山頭去縣里的新華書店借書,兩毛錢借一次,回來就讀,如饑似渴。

高中畢業在石家莊當了五年炮兵后,杜深忠復員回家。

在父母為他娶妻蓋的新房里,他閉門讀書,專注文學創作,沒有心思結婚。

鄰居老太太說:“他爸不給他送壺水去,他都不知道要吃飯了。”

在農村,“如果25歲還沒有結婚,你就變成了一個社會問題”。

從那時起,高齡未婚的杜深忠就變成村莊的另類。

他把苦悶寫進文字里,寫對愛情的憧憬,也批判黃土文明的保守和落后。

那些3萬字、5萬字的小說從杓峪村走出,寄往各地的大小編輯部,又一次一次地被退回。

多方壓力下,34歲的他妥協,決定結婚。

縫隙出現在1987年寒冷的冬天。

杜深忠收到從北京發來的、來自人民文學函授中心的通知,邀請他去魯迅文學院學習。

通知上寫著,“有很大的創作潛力”。

這8個字點亮了蕭瑟的冬日,也點亮了他十幾年來積郁的失意。

與張兆珍結婚的第二天,杜深忠翻過大山,攥緊從村里借來的200塊錢,坐上了從濟南開往北京的火車。

列車搖搖晃晃,他尋找的東西從未如此之近,他覺得有什么東西正要沖出胸膛。

杜深忠的書柜

北京,一個想象之中又在想象之外的城市,一個被氤氳霧氣籠罩的城市。

北京在杜深忠眼里是灰藍色。

人們穿的衣裳是灰藍色,建筑是灰藍色,城里人說話輕柔文明,也像一團灰藍色。

站在紅綠燈矗立的路口,他望著擁擠的街道上,人們騎著自行車風一樣穿過。

“騎車的,開車的,路上看不見一個閑人。”

繁忙熙攘近在咫尺,他甚至不知道怎么邁出腿過馬路。

接收到魯迅文學院學習通知的有700多人,結果來了四五千人。

東四八條上課的大禮堂被擠得水泄不通,青年們人手一本雜志。

《小說月報》《收獲》,雜志一出很快被一掃而光。

人山人海的文學青年來自城市,來自部隊大院,來自各地政府機關,杜深忠覺得自己格格不入,因為“我是唯一的農民”。

新的知識爆炸式地從西方傳來。

圖書館里擠滿了人,連地攤上都擺的都是西方哲學書籍。

巴爾扎克,狄更斯,拉美魔幻現實主義,達達派,歐洲現代派小說,都進來了。

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杜深忠看了兩遍都沒有看懂,覺得晦澀、無法理解。

圖書館浩瀚如海的書籍更讓他感到畏懼,“天下的好故事都被寫盡了。像我這樣的人,可能有只言片語塞進書里嗎?”

當青年們懷抱著憧憬扎進新世界時,杜深忠心灰意冷。

他寫的文字被老師推薦去各個編輯部,依舊沒有回聲。

唯一的贊賞被掖進心里,再也沒有被拿出來過。

他記得文學院的老師曾說:“你讀過《老人與海》嗎?你的心理描寫寫得真好,像海明威。”

北京不是“奶與蜜的流淌之地”。

在北京,他是個一無所有的莊戶人,在城市知識分子占主流話語權的文學圈,他縮在邊緣,更準確地說,他不在里面。

解凍時期的熱情沒有給他更多的希望,相反,他被徹底擊垮了。

命運合攏縫隙,將他重新驅趕回沂蒙山區。

杜深忠將沒有留在北京的原因歸結為自己的自卑,懦弱。

1987年冬天過后,他回到杓峪村。

他說:“在北京,我沒有藏身之地。”

“外面的世界很無奈”

文學夢破碎后,杜深忠又回到村莊的慣性中,呼吸,吃飯,睡眠,干活。

他懷著遺憾,也接受了派發給他的命運。

“不可能躋身那個行列了,不可能的。老天爺就要我當農民,所以我在土地上苦苦地掙扎。”

書還是繼續讀,逮住什么看什么,只不過已經沒有了目的,僅僅是為了打發時間,緩解內心的躁動。

“一天也不著急,頭頂火炭不覺熱。”

站在“黑屋子”里,張兆珍催促著丈夫。

以往杜深忠總會激昂地回應。

但這份理直氣壯在提起女兒小梅時消失得無影無蹤。

說起小梅,杜深忠神情變得凝重,每一聲都像是嘆息。

小梅上初中時需要70塊錢的學雜費,杜深忠沒有在開學那天按時交給小梅。

或許因為少年的自尊心像霜花易碎,或許是敏感地知曉家庭無法負擔兩個孩子上學。

等他借到錢時,小梅決定不再讀書了。

學生時代小梅的獎狀還貼在墻上——讀書時,她像讀了大學的弟弟海龍一樣努力用功。

14歲,小梅輟學去濱州打工。

“一件新衣裳都舍不得買,把錢都供弟弟上學了。”

杜家墻上貼著兩個孩子的獎狀

不能連孩子的學費、學雜費都掙不出。

虧欠里,作為父親的杜深忠外出打工,希望改變生活。

每年從給蘋果套完袋到蘋果摘袋的時間是農閑時節,這段時間,他連著5年去山東雷州“殺”玉米。

與掰玉米不同,“殺”玉米要砍倒玉米秸稈。

玉米葉鋒利,葉片上有絨毛,刺在身上又癢又疼。

成熟的玉米密密匝匝、浩浩蕩蕩,一眼望不到頭,人鉆進去就看不見蹤影。

拿著鐮刀,彎下腰,一根又一根,重復十幾遍,可能才前進一小步。

覺得腰痛難忍時,杜深忠抬頭,無邊的金色跳蕩在眼前,無邊的前面還是無邊。

“殺”出一畝地30塊錢,每天兩畝地能賺60塊錢。

因為過度勞累,5年內,他掉了13顆牙齒。

他也沿京滬鐵路刻過站牌,從山東德州一直刻到江蘇徐州。

先在石碑上寫好字,再用鉆頭刻下站名。

一天25塊錢。

心腸好的同鄉老板會給口水喝,管幾頓飯。

多數情況下,披星戴月地干完活后,連個吃飯的地方也沒有。

農民外出打工時是沒有地方睡覺的。

鋪一把草,睡在沒有遮擋的站臺上已經算不錯。

更多的時候是露宿街頭。

鐵路旁雜草叢生,夜晚蚊子很多,睡覺時掛個小蚊帳,蚊子密密麻麻地趴在蚊帳上。

白天收蚊帳時輕輕一握,滿手是血。

濟南太陽毒辣,一個夏天回去,杜深忠的頭發被曬成了紅色。

有人問他怎么這么洋氣染了個紅頭發,他只能無奈地苦笑,是啊,去濟南染的頭。

杜深忠選擇對生活順從,卻也不敢完全沉入鄉村生活,不管去哪兒,他都習慣帶著書。

有時累得飯也不想吃,水也喝不下,還是得翻翻書。

在鐵路上干活時,行進的綠皮火車車窗內總會扔出旅客們看完的書和雜志。

他撿起來,一本又一本堆成了一摞又一摞。

他不挑,每本書里都有那么一兩篇好文章,好書法。

一旦看到了,就拿剪刀剪下來,貼在自己的摘錄本上。

像杜深忠一樣外出打工的農民不在少數。

大型企業缺少,沒有工業支柱產業的沂源縣在經濟發展上始終處于劣勢。

從90年代開始,村莊里的人開始外出打工。

多數是干農活,或去淄博、張店的燒磚場里搬磚,去工地上干活。

2012年,同村的張自軍在貴州工地打工時,從腳手架摔下后去世。

回鄉下葬時,張自軍年紀尚幼的兒子站在棺材旁,指著墓穴問:“那是俺爸爸的家嗎?”

“對了,這是你爸爸的家。”

爺爺回答。

“門口怎么這么小?”

“不小,這里頭很寬敞。”

關于打工時和城市、和城里人的相處,杜深忠不愿多說。

“衣衫襤褸,邋邋遢遢,愚昧,無知,麻木。這不該是莊戶人的符號。農民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被逼著出去的。簡直是拿人肉換豬肉吃。”

深吸一口煙,他低聲說。

打工賺到的錢與海龍讀大學的學費相比杯水車薪。

杜深忠講起海龍和小梅的童年。

是一個寒冷的冬夜,窗外下著紛紛揚揚的大雪。

他俯在桌上寫毛筆字,聽著兩個孩子鉆在被窩里說悄悄話。

“不知道為什么,每次升旗的時候我都想掉眼淚。”

小梅說,海龍接話,“那種場合誰能不想哭!”

天亮了就是禮拜一,孩子們在盼望中艱難入睡。

鵝毛大雪沒有要停的趨勢,就那么下了一整夜。

院內積雪漸厚,反射出熒熒亮光,照進屋內幾乎像是晨曦。

兩個孩子興沖沖地穿上最周正的衣服,系好紅領巾就結伴出門了。

杜深忠還在睡夢中,犯了懶,聽見他們離開的聲響繼續睡了。

越想越覺得心慌,他匆匆披上雨衣去找孩子們。

雪還是簌簌地下,杜深忠辨認著孩子們幾乎被雪掩蓋的足跡,順著四串腳印前往學校的方向。

到學校后,在給老師和學生燒水喝的草棚下,他看到兩個孩子挨著鐵鍋睡著了。

他們腳上鞋底的雪還沒有化,急忙脫下濕透的鞋襪,他握住孩子們的小腳。

他們的腳,冷得像冰。

用火柴點著火,烤干襪子,把孩子們喚醒。

貼著教室的門縫,杜深忠聽著打鐘聲,12下,凌晨剛過。

那個瞬間他被愧疚淹沒。

“如果我沒有去,小孩的艱難很難想象。”

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貧窮,家里甚至沒有一塊用來看時間的時鐘。

回家的路上,杜深忠立刻買了一塊表。

在深至小腿的雪地里跋涉,與千萬次走向上的山路相同,他佝僂著背,低頭,彎腰,踽踽向上。

太陽的光芒躍出山脊,眼前是地窖般巨大破碎的山村,他再一次更深地,明白鄉土的貧瘠。

“天地一片大光明”

“無論是家庭生活還是物質生活,別人看我都是特別失敗。”

聊天時,杜深忠反復嘟囔著這句話。

在村莊,唯一能和他談心的是杓峪村會計張自芹。

張自芹推動鄉村文化和書法的展示,村里的春節聯歡晚會也是他組織和導演的。

焦波說,杜深忠和張自芹聊天時,總是回想當年村莊的綠水青山,對村莊環境遭到的破壞,二人義憤填膺,罵娘放粗口,一聊就聊到大半夜。

2018年春天,張自芹摘下鮮嫩的椿芽準備送人。

騎著摩托車下村里的斜坡時,與迎面駛來的汽車相撞,摔下山后被送往醫院,搶救無效后去世了。

張自芹的遺體送回村里時,杜深忠沒有去。

殯葬那天,也不敢去。

一整天,他在屋內坐立難安,聽著隱約的葬禮聲反復踱步。

“寒夜難眠做酒徒”,擰開一瓶白酒,他獨自一人喝完了劣質的老白干,直至酒醉失去意識。

醒來時,已是第二天凌晨4點。

“我沒有朋友了。天地之間沒有人和我對話了。”

杜深忠說起時語氣平靜,渾濁的眼里噙著淚水。

“天就是我朋友,地就是我朋友,太陽是我朋友,月亮是我朋友。”

張自芹死后,杜深忠覺得死亡的陰影開始逼近這副日漸衰老的身體。

他把自己關在屋內,立在書桌前,用極慢的速度一遍一遍地寫。

點畫瘦硬,落筆嚴謹,筆下的字是:

人玩其華,我取其實。還淳反本,代文以質。

杜深忠寫字的書桌

歐帖《九成宮醴泉銘》,他寫了40年。直至今年,才悟出一些意味。

吃飯時,杜深忠聊到書法突然興起,他快步走向桌子,拿起一本已翻閱斑駁的字帖,指著字說,歐陽詢的筆畫太有意思了,有時嚴正規整,有時又有幽默。

多一點不行,少一點不行,近一點不行,遠一點不行。

他叫你理解他,讓你猜他寫字時是什么心理。

你要不斷地揣摩啊,真是趣味無窮。

欣喜涌上他的臉。

“瘋了,瘋了。”

張兆珍無可奈何,看著他的欣喜若狂沒有停止咀嚼。

杜深忠也不惱,甚至笑著,“都這么說,都這么說。”

吃喝、游玩,村里的大小事務都拒絕,杜深忠從沒有被生活淹沒。

除了整日不出院地寫字,他唯一的外出是一個人上山。

從杓峪村向上登,便能登上尹家崮。

山頂平展開闊,峰巔周圍峭壁如削。

這座山陪伴了他的童年,青年。

他記得兒時的山更加蔥郁繁茂,他爬上柏樹,踩著枝條奔跑,可以不挨土地地順著柏樹林一直跑到山的那頭。

而此刻,接納他老年的,仍是這座山。

在經歷了數次被外拒絕和向內塌縮后,鑿開生活厚重的墻壁,杜深忠鉆進一條縫隙。

在雨天聽著淅瀝的雨聲,在秋天聞著果實垂落在土地里山野的味道,感受著山的蓬勃,草木的清甜,看桔梗怎樣在風中顫抖。

像是重新認知世界,杜深忠再次用“美”形容,形容給予他尊嚴的自然,形容生命。

從尹家崮俯瞰村莊

踩著羊腸小道上濕滑的紅頁巖向上攀,他到達了山頂。

腳下是懸崖,他坐在荊棘叢中眺望著沂蒙群山。

背對一切,山風無定向地繞山而行,穿過樹林后便像一波波綠色的海浪。

杜深忠吟誦起詩:

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

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

跨過荊棘叢時,杜深忠突然說,我覺得自己此刻就是這樣的境地。

向下是懸崖萬丈,向前是荊棘叢生,只能硬挨著,繼續走下去。

他從未想過死亡,也沒有給自己選好埋葬自己的一方土地。

在心靈深處重建的狹小空間,乘著書法這一葉扁舟,他終于覺得篤定。

他只想繼續寫下去。

月亮在群山之中升起,杜深忠又一次寫到了深夜。

夜空里傳來一兩聲鳥叫,蟲鳴聲迭起,更顯夜的靜謐。

爬山時,他在荊棘叢中采摘的粉色蘑菇排成一排,晾在被潔白月光照耀的窗下。

屋子仍然黝黑,頭頂的燈泡仍然昏暗,杜深忠揣摩著,用身體、用心靈寫著,他說:“天地一片大光明。”

楊柳,來源:真實故事計劃,每天一個打動人心的原創真實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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