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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2-09-17 12:32:31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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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8期，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譚德塞11日表示，在未來的幾天和幾周內，COVID-19病例數、死亡人數和受災國家的數量將可能進一步攀升。為此，世衛組織評估認為，COVID-19已具有“大流行病”（pandemic）特征。

從遙遠的《舊約》時代直至當下，流行性傳染病存在的歷史幾乎與人類本身的歷史同樣漫長。而它每一次出現大規模爆發，幾乎都和城市化特別是全球化進程中那些被忽視的“小問題”有關。進入21世紀后致命流行病發生頻率的上升，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上一波城市化進程的缺陷，也有必要再度回顧歷史的教訓。

文 | 劉怡

嚴格說來，所謂“瘟疫”或者Pandemic（大流行），其實是對一系列曾在較大地理范圍內傳播開的感染癥流行病的統稱。按照目前WHO采用的標準，它必須同時滿足三項條件：病患數量在較短時間內呈現指數級增長（流行性）；有感染癥存在（傳染性）；擴散范圍不限于一地一國（跨地域性）。前WHO助理總干事福田敬二對此有一個更簡略的概括：“所謂大流行，就是全球性爆發（Global Outbreak）。它意味著既存在病原體的傳播，又有不僅限于病毒傳播的其他疾病活動出現。”

按照上述標準，我們可以把季節性流感、癌癥以及戰術性化學武器襲擊引發的傷亡剔除出大流行疾病的清單。但反過來，要逐一羅列出可能導致大流行的病原體卻要困難得多：大部分流行病都由病毒導致，而地球上平均每平方米空間存在8億個病毒，并且從未停止復制和突變。這種復雜性意味著人類很難開發出類似廣譜抗生素的疫苗，以提前消滅未及爆發的流行病病原體。

但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大流行”案例依然可以給我們提供一定參照。它們大部分發生在距今5000年之內，波及范圍和致死人數與遠距離交通條件的妥善度具有直接關聯。更進一步看，大流行可以被當作是城市化和全球化進程的一個始料未及的副產品；每當有現實中的“瘟疫公司”開始肆虐，總會暴露出特定城市醫療、衛生條件乃至國家公共衛生系統存在的疏漏。一些“古已有之”的高風險社會習俗，也是在流行病的警示下才逐步得到修正。考慮到最近十余年“大流行”再度進入了活躍期，歷史的教訓離我們并不遙遠。在慶幸醫療技術已經獲得極大提升的同時，人類依然不得不殫精竭慮防范下一波考驗的出現。

帝國的喪鐘

人類學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學教授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他廣為人知的作品《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中指出過一項重要事實：盡管細菌和病毒在地球上出現的時間甚至早于人類這一物種，但直到公元前1600年左右，天花才作為第一種廣為人知的流行病開始了傳播。這主要應當歸因于定居農耕生活方式的出現：與流動的狩獵采摘生活相比，定居顯著增加了單位面積內的人口密度，使病菌通過糞口途徑在人與人之間傳播的概率有了顯著上升。而當農耕生產的糧食積聚到一定規模之后，作為農業消費者聚落的城市也隨之出現。城市的人口密度相較農村有了更驚人的上升，并且需要頻繁地和其他地區交換生活資料、進行貿易往來。病菌的傳播范圍于是日漸擴大，頻率更加驚人，最終積累到了大流行的規模。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地理學教授、《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賈雷德·戴蒙德。

可以確定的是，致命的流行性傳染病在距今約4000～5000年前的古埃及時代就有過爆發記錄。在《圣經·舊約》中，“瘟疫”（Pestilence）一詞先后出現了65次，“災病”（Plague）出現了47次。盡管記錄者的初衷是為了渲染“上帝降災懲戒罪人”的能力，但那些陳述瘟疫發作狀況時的字句，顯然是出自作者的親身經驗。在《民數記》中，遷徙中的以色列人曾經兩次遭遇大瘟疫，死亡人數分別達到1.47萬和2.4萬。《撒母耳記》中記錄的另一場大疫則殺死了7萬人，使得但城和貝爾謝巴之間的村莊幾乎淪為無人區

盡管今天已經無從考證這些病癥的詳情，但《舊約》的記錄者曾經提到在埃及出現過只在牛馬牲口間傳播對人類卻無害的疫情，以色列則出現過只在城市中傳播而未殃及鄉村的災病，足見當時的流行病在類型上已經相當豐富。《舊約》和《新約》中還曾62次提及麻風病（盡管它們未必等同于今天的同名病癥），并專門強調“先知以利沙的時候，以色列中有許多長大麻瘋的”。而這種慢性傳染病存在的記錄將從那時起一直延續到今天。

進入城邦時代，地中海文明開始成為“大流行”最初的犧牲品。公元前431年，雅典與斯巴達之間爆發伯羅奔尼撒戰爭。為了對抗擁有強大陸軍的斯巴達，雅典統帥伯里克利（Pericles）將居民遷回到堅固的衛城城墻內，僅通過比雷埃夫斯港維持與外界的聯系。大批倉促內遷的希臘農民在城中無法覓得合適的住處，有限的水源和公共衛生設施也因為居民數量的陡然增加而不堪重負。

恰在此時，前430年，起源于東非的流行性斑丘傷寒隨著雅典艦隊船艙內的虱子進入了比雷埃夫斯港，并迅速傳播到骯臟不堪的衛城內。短短一年時間里，包括伯里克利在內的10萬雅典人死于這場瘟疫，全城將近1/4的人口為之一空。這個曾經無比輝煌的城邦國家從此永遠告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不僅輸掉了戰爭，而且再也未能恢復到巔峰時代的繁榮水平。

“雅典大瘟疫”（Plague of Athens）是西方世界第一場存在可靠史料記載的傳染病大流行。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瘟疫的幸存者修昔底德（Thucydides）記錄了雅典人在災難到來之際無所適從、隨波逐流的景象，也提到集中火化尸體可能是阻止瘟疫進一步蔓延的有效手段。但到了羅馬時代，悲劇再度重演：165年，圍攻塞琉西亞（在今伊拉克巴格達省境內）的羅馬軍隊中第一次爆發了流行性天花。

阿爾弗雷德·圖切莫林油畫《接種疫苗》，描繪19世紀中葉法國陸軍為新入伍的士兵接種牛痘疫苗，以預防天花的情景。

由于頻繁的部隊換防和病患返鄉，病毒很快被帶回到帝國的核心統治區，并在隨后的15年里反復發作。這場出現在安東尼王朝治下的“安東尼大瘟疫”（Antonine Plague）殺死了一位皇帝和500萬～1000萬軍民，幾乎令羅馬軍團的戰斗力徹底瓦解。到了公元3世紀，由麻疹病毒引發的“西普里安瘟疫”（Plague of Cyprian）更是把羅馬帝國廣泛的統治危機推向了最高潮，并使帝國一度分裂成三個事實上的割據政權，從而埋下了未來東西分治的伏筆。

根據全球史泰斗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的統計，到公元3世紀末為止，地中海地區的主要大流行案例并沒有脫離“內循環”模式：天花和麻疹病毒都是地中海南岸的“原生”病原體；它們首先在北非的牛群中出現，接著被傳播到牛肉的消費者歐洲居民中間，并在主要城市迎來大爆發。

尼古拉·普桑油畫《亞實突的瘟疫》（17世紀），描繪《舊約·撒母耳記》中記載的亞實突人遭天降疥瘡懲罰的情景。

但隨著“絲綢之路”的開辟和歐亞大陸東西兩端間交往的頻繁化，地中海以外的病原體也開始侵入這一地區，其中又以鼠疫的影響最為深遠。541年，起源于中亞山地的淋巴腺鼠疫桿菌搭乘著埃及運糧船駛入東羅馬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引發了持續一整年的“查士丁尼大瘟疫”（Plague of Justinian）。此前正因查士丁尼皇帝的窮兵黷武而不堪重負的帝國一舉喪失了超過2500萬的人口，相當于當時歐洲總人口的將近一半，君士坦丁堡有超過40%的居民死于非命。

這場慘劇徹底奠定了流行病大爆發作為地中海帝國掘墓人的地位——希臘—羅馬文明的軍事帝國主義性質意味著其核心統治區的大量城市人口無法擺脫對來自北非、西亞以及西歐的谷物和牲畜的依賴，因之也無法阻止那些蟄伏在沙漠邊緣和森林深處的病毒被駝隊和商船帶到地中海東岸。而經久不絕的戰爭往往使主要城市的公共衛生系統處于年久失修和嚴重過載的狀態，完全留不出因應流行病爆發的冗余。任何一種新病菌的傳播都可以在短期內奪走數以十萬計的青壯年人口的生命，帝國的喪鐘自然也將隨之敲響。

隨著最后一場“地中海鼠疫”在公元8世紀中葉呼嘯而過，這種為禍甚烈的流行病在歐洲銷聲匿跡了將近600年。麥克尼爾對此的解釋是：東羅馬帝國的衰落瓦解了有利于病菌傳播的人口和社會構成，阿拉伯帝國的崛起則在事實上阻斷了鼠疫桿菌隨“絲綢之路”西進的通道。但隨著崛起于歐亞大陸腹地的蒙古帝國于13世紀啟程西征，鼠疫再度返回歐洲。這一回，它有了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黑死病”（Black Death）。

彼得·勃魯蓋爾油畫《死亡的勝利》（16世紀），以恐怖的意象描繪了“黑死病”肆虐的年代歐洲尸橫遍野的情景。

1347年，第一種發生過突變的腺鼠疫桿菌隨著蒙古騎兵抵達黑海沿岸，接著乘坐熱那亞商船登上了西歐大陸。在英法百年戰爭和拜占庭—奧斯曼戰爭經久未絕的背景下，病菌迅速橫掃骯臟的歐洲主要城市，在每個國家都引起十萬人級規模的死亡。天主教會以“天罰說”來解釋這場飛來橫禍，組織了大大小小的祈福活動，卻為病菌提供了密集人流這一最理想的傳播媒介。兼充醫院功能的修道院很快就成為停尸房的同義詞。土耳其方面的情況同樣糟糕：盡管他們的阿拉伯老師從希臘人那里習得了一部分應對惡性傳染病的經驗，但狂熱的宗教信徒把瘟疫視為“直升天堂”的捷徑，拒絕實施預防，這使得中近東很快成為下一個人間地獄。

從1347年到1352年，“黑死病”殺死了歐洲1/4左右的人口，數量在2000萬到3000萬之間。隨后的400多年里，死亡人數過萬的鼠疫在歐洲和北非至少又爆發了21次，史稱“第二次大流行”。整個14世紀，全球人口由于鼠疫減少了大約1.25億，直到17世紀初才恢復到1347年時的水平。當時的病理學家依然在用過時的“瘴氣理論”解釋鼠疫的成因，這給防治這種疾病造成了極大的干擾。所幸積極的因素也已經開始累積：出于對教會醫療體系的不信任，歐洲各諸侯國政府和城市自治團體陸續組織了“瘟疫醫生”（Plague Doctor）進入疫區，從事統計死者數量和救治患者的服務。這些身著長袍、頭戴駭人的鳥嘴面罩、手持木拐以查看患者傷口的勇士，日后成為現代感染及傳染科醫生的雛形。

而在第二次大流行期間，西歐各國先后建立了對疫區進行強制封鎖以及每日統計新增患者數量的制度。在奧地利和奧斯曼帝國的國境線附近建立了一道“防疫線”，任何從東方進入西歐的人員和貨物必須先在該線附近隔離21天。中世紀的長夜，至此已近尾聲。

舊大陸與新大陸

在《槍炮、病菌與鋼鐵》的第三章，戴蒙德記錄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1532年11月16日，西班牙殖民探險家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指揮著168名歐洲士兵，在秘魯的卡哈馬卡擊敗了印加帝國的近萬人大軍，俘獲了皇帝阿塔瓦爾帕。一年后，整個秘魯都被皮薩羅征服，“舊大陸”國家西班牙在中南美“新大陸”建立起了龐大的殖民帝國。幫助西班牙人取勝的不僅有質量更好的鋼刀、長矛、盔甲和馬匹，還有一種隱形武器：歐洲風帆戰艦帶來的流行病。在環境學上，它們也被稱為“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

第一個使用“大交換”這一術語的美國歷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指出，隨著以哥倫布為代表的歐洲探險家在15、16世紀之交抵達美洲，原產于“新大陸”的馬鈴薯、玉米、西紅柿、煙草等作物開始進入歐亞大陸，為“舊大陸”飲食結構的改變和城市人口的進一步增長創造了條件。作為交換，歐洲人也把水稻、柑橘、葡萄和馴養家畜帶到了美洲，使原住民得以改良其傳統的耕作和生產方式。

但作為這種“大交換”的副產品，已經對多種流行病形成免疫力的歐洲人還帶來了美洲人聞所未聞的病菌和帶菌動物，這在“新大陸”上迅速引起了滅頂之災。1545～1548年，腸道沙門氏菌大流行在墨西哥殺死了500萬到1500萬印第安人。到了1576年，類似的病癥又使至少200萬人死于非命。加上天花、麻疹和黃熱病（由歐洲人運進的黑奴所攜帶）的影響，從1492年到17世紀中葉，美洲原住民總數的90%死于克羅斯比所說的“處女地流行病”（Virgin Soil Epidemic），許多地區的印第安人直接遭到滅絕，從而徹底改變了當地一系列新獨立國家的初始人口結構。

1621年秋天，乘坐“五月花”號帆船抵達北美的歐洲清教徒與印第安原住民共度第一個感恩節。由歐洲人帶往美洲的“處女地流行病”在16～19世紀殺死了當地90%的原住民。

不過，類似的報復很快就降臨到了歐洲人自己頭上。1816～1826年，在英國東印度公司治下的孟加拉省和中南半島、東非以及外高加索爆發了第一次霍亂大流行，死難者超過10萬人。這是麥克尼爾所稱的“四大病毒倉庫”之一孟加拉灣沿岸的原生疫病首度擴散到南亞以外。不過由于1824年底罕見的冬季低溫殺死了大部分霍亂弧菌，這次疫情并沒有在西歐引起警覺。

僅僅過了5年，1831年，商船再度載著這種“印度特產”駛向歐洲各大港口，這一回它在沙皇俄國、奧屬匈牙利、英國、法國和埃及造成了超過60萬人死亡。霍亂弧菌還沿著北太平洋航線進軍加拿大和美國，使這兩個剛剛在印第安人放棄的土地上建立了新城市的國家也體驗到了“處女地流行病”的威力。從19世紀初到20世紀70年代，全球共計爆發7輪霍亂大流行，累計死亡人數超過5000萬；從炎熱的南部非洲到冰天雪地的北極圈附近，整個世界再無一寸可以逃脫“大流行”的凈土。霍亂弧菌也因此成為整個19世紀發作頻率最高、造成死亡人數最多、波及范圍最大的流行病病原體。

全球化之于“大流行”的加成作用，由此可見一斑。“舊大陸”居民期待從殖民活動中獲得的是歐洲以外的貴金屬、廣袤土地和商品市場；但作為副產品，他們同樣無法阻止反向發生的“處女地流行病”從亞洲和美洲流入歐洲。交通條件的普遍改善還使大量人員聚集的場景在豐富性和頻率上都有了顯著上升，從而大大有利于傳染病的擴散。整個19世紀，至少有兩次霍亂大爆發是在前往圣城麥加的穆斯林朝圣船上出現，這在長途旅行不便的中世紀絕無實現的可能。而病菌從南亞傳播到西歐的時間也由過去的幾個月縮短到了幾星期。

麥克尼爾將這種現象稱為“寄生平衡”。如同希臘—羅馬文明寄生在北非出產的谷物和牲畜基礎之上，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始和整個歐洲的城市化進程進入最高潮，“舊大陸”對海外貿易的依賴已經變得空前驚人。整個歐洲大陸現在聚集著全世界數量最多的產業工人，國家需要他們在工廠中勞作以創造經濟效益；相應的，為如此之多的城市居民提供口糧和原材料的任務就被分配給了歐洲以外的地區。歐洲國家越是在工業產能方面保持領先，它們對輸入物資的依賴就越是突出，外來細菌和病毒進入歐洲的道路也越是暢通。

和病菌的張牙舞爪相比，人類的病原學（Etiology）知識在擊退“黑死病”之后的一個多世紀里幾乎陷入了停滯狀態。盡管在應對腸道沙門氏菌、麻疹和黃熱病的過程中，大多數歐美國家已經形成了一套大致行之有效的檢疫和隔離辦法，但其中的經驗因素還是遠遠大過科學性。醫學界的主流觀點仍是發端于古希臘時代的“瘴氣理論”；接觸感染理論雖然在16世紀中葉就已經萌芽，但直到19世紀20年代還被當作是無稽之談。在英國甚至出現了取消進出口貨物檢疫制度的呼聲，理由是“那不過是幾百年前天主教愚昧思想的殘存”。

轉機出現在19世紀60年代。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通過實驗證明：細菌并非如“瘴氣論”所言可以由動物自發生成；它們已經存在于空間中，需要借助空氣、水等媒介方能對動植物施加影響。作為這項實驗的一個注腳，巴斯德在19世紀70年代末發現了牛炭疽桿菌，并證實通過接種人工培養的雞霍亂和牛炭疽疫苗，可以有效避免禽畜感染同類疾病。

19世紀80年代，法國微生物學家路易斯·巴斯德（右）嘗試在兔子身上培育狂犬病疫苗。

到了1884年，德國人科赫（Robert Koch）從印度的霍亂患者身上分離出了霍亂弧菌，從而徹底顛覆了“瘴氣論”的支配地位。在那之后的短短20多年里，結核桿菌、狂犬病毒等一系列臭名昭著的病原體陸續被發現；病原學家逐漸了解到，細菌和病毒可以通過空氣、水、血液、直接接觸以及其他媒介（如糞便）等五種路徑進行傳播。要預防和控制“大流行”的發生，切斷相應的傳播路徑最為重要，接種疫苗則是利用人體自身的免疫機制達到殺滅病毒功效的有效方法。至此，人類在病原學和流行病防控方面終于取得了里程碑式的突破；這也是在各種流行病已經肆虐全球數千年、殺死數以億計的生命之后，人們所獲得的最彌足珍貴的新知。

流感世紀

在人類與流行病漫長的對峙史上，還沒有哪個時刻會像20世紀初那樣洋溢著近乎無處不在的樂觀氣息。是的，霍亂照例又在北非、中東和東歐開始了傳播，美國西海岸和中國東北出現了腺鼠疫疫情，非洲錐蟲病正在剛果和烏干達肆意橫行。但在西歐，公眾比過去任何時候都確信自己的國家有足夠能力抵御新的“大流行”的進攻。疫苗接種的普及有效降低了城市中新生嬰兒的死亡率，局部傳染病爆發則被視為“落后”的同義詞——只有在骯臟的俄國農場和非洲部落中還會出現數以萬計的倒斃者，“先進”的西歐已然與之告別了。

這種信心，首先來自城市化進程的“趨于結束”。1900年，全球范圍內的城市人口第一次無須依賴農村移民而可實現自主增長。在西歐，這意味著城市化在城鄉人口間造成的急劇流動接近結束，城市形成了屬于自己的社會生態和人口增長模式。為了應對這種變化，從19世紀開始，西歐各國陸續對其主要城市的基礎設施進行了改擴建，連帶也改善了一般居民的生活環境和公共衛生條件。1848年，英國政府在著名社會改革家查德維克（Edwin Chadwick）的推動下頒布了《公共衛生法》，開始以新的排水管和下水道系統強制替換那些與巨型化糞池無異的露天城市排污管道，并為所有城市住戶提供經過過濾的不間斷自來水（這一目標直到半個世紀后才完全實現）。這一舉措顯著阻斷了可以通過污水和糞便傳播的霍亂弧菌、結核桿菌等病菌的擴散，意義極為重大。

《公共衛生法》規定的成立一系列地方衛生委員會來監督本地區水源、養殖和屠宰場所、公共環境衛生等事務的做法，隨后也被美國政府所效仿。法國則是在第二帝國時代，通過奧斯曼勛爵對巴黎的整體改造，徹底告別了隨地便溺、臭氣熏天的日常面貌。這對抵御以水、糞便和空氣作為媒介的傳染病顯然極為有效。

基于軍事需要實施的醫療和衛生規范改革，則是另一項影響深遠的舉措。從拿破侖時代起，義務兵役制的普及和公民軍隊的出現使得戰爭的人力規模驟然膨脹到上百萬之巨。那些被倉促征召入伍的新兵，在防疫經驗方面顯然不及封建時代常年活動于火線的雇傭兵，而數量卻遠遠過之。

為了使如此龐大而昂貴的人力資源不至于被一場流行病摧毀，政府開始為軍隊配備全職醫療人員，并通過接種疫苗、集體理發、滅蟲、定期換發內衣和被褥等舉措來保證他們的衛生條件。1853～1856年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英國率先試行了專業護理制度以降低戰地醫院中的傷患死亡率（此前各國的隨軍護士大多由教會修女兼任），被證明行之有效，隨即得到推廣。到1904～1905年日俄戰爭時，死于傷口感染和其他流行病的士兵數量已經下降到直接戰死數的1/4。

然而樂觀主義的花朵僅僅盛開了不到20年。1918年，整個世界再度陷入“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帶來的恐慌之中。根據倫敦瑪麗女王大學病毒學家約翰·奧克斯福德（John Oxford）在1999年的研究，最初是某種鳥類攜帶的病毒感染了法國加來海峽大區一處傷病營中圈養的家禽和活豬，接著人類也開始被殃及。由于流感病毒可以隨飛沫傳播，并且加來是新近參戰的美國士兵在法國最重要的登陸口岸之一，病毒的擴散范圍很快從西歐延伸到了北美、中近東和東南亞，最終造成大約5億人被感染，相當于當時全球人口的27%。

西班牙流感”爆發期間，美國陸軍在馬薩諸塞州布魯克萊恩的科里山建立了隔離醫院，專門負責接收患病官兵。醫院護士在取水時也戴上口罩，以防病毒隨飛沫傳染。

從“雅典大瘟疫”開始，戰爭狀態就是最易于導致“大流行”蔓延的溫床，1918～1920年的情況也不例外。“一戰”在歐洲造成的醫療條件惡化和藥物短缺使得法國前線的傷兵營迅速成為一個個病毒培養皿；當癥狀更重的患者經由火車送往后方醫院時，病毒也隨之傳播出去。24個月里，法國有40萬人直接或間接死于這場流感，英國也有25萬。美國的青壯年人口則是受到直接打擊最嚴重的群體——當第一批歸國的傷兵把病毒帶回北美大陸之后，那些剛剛被征召到訓練營中的新兵很快受到感染，免疫系統的劇烈“細胞因子風暴”迅速殺死了這些更加年輕力壯的男性。最終，1.05億美國人中共有28%患上流感，至少67.5萬人因此去世。

在席卷全世界整整24個月之后，大流感像它最初出現時那樣悄無聲息地消失了。沒有證據表明它是被人為治愈的。一些病毒學家認為，病毒本身的突變產生了致死性較低的新毒株，最終自然結束了整個流行周期。身為中立國的西班牙是唯一一個從一開始起就正面報道這場流感的國家；由于該國自國王阿方索十三世以下幾乎全民患病，歷史學家決定以“西班牙流感”為這一事件命名。但就實際死亡人數而言，被歐洲人習慣性忽視的印度才是最大受害者：根據《英國醫學期刊》2000年的估算，整個英屬印度（含土邦國）共有1700萬人遇難，占當地總人口的5%，接近西歐國家的兩倍。中國的死亡人數也在百萬級規模。而全球范圍內死于這場大流感的總人數據信在5000萬到1億之間，幾乎相當于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死難人數之和（7700萬）。

以“西班牙流感”的爆發作為標志，流感正式取代霍亂和鼠疫，成為20世紀威脅人類健康的頭號“大流行”禍首。1957～1958年，甲型H2N2流感（“亞洲流感”）在中國和東南亞造成約200萬人死亡。由該種病毒亞型重組產生的甲型H3N2流感（“香港流感”）在1968～1969年又造成了全球接近100萬人死亡。在人口密度較大的香港，共有50萬人患病，占當時在地人口的15%。即使在進入21世紀之后，流感的陰影也依舊不曾消除：2009～2010年，甲型H1N1流感（“豬流感”）疫情在全球范圍內再度造成了至少15萬人死亡。

2019年1月30日，印度拉賈斯坦邦城市阿杰梅爾的小學生在課間戴上口罩，以預防能隨飛沫傳播的甲型H1N1流感。自20世紀初開始，流感已經成為全球范圍內致死人數最多的主要流行病。

相較前哥倫布時代“大流行”的單中心特征，流感乃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均質”疫病：任何一個受到影響的國家都有可能成為新的爆發式增長點，四通八達的交通工具又會使疫情的擴散完全不受限制。人們花費了整整100年時間來研究自己面對的新敵人，確認了3種可感染人類的基本型流感病毒（即我們所知的甲乙丙三型流感）的存在；但由于這種病毒的高度不穩定性，疫苗抗體往往只能在事后發揮治療效果，而無法起到預防作用。未知的新病毒亞型依然寄存在飛禽、哺乳動物以及其他物種身上，等待著某一天突然現身。

環球同此涼熱

21世紀的人類很難再具有一個世紀以前樂觀主義者那種“勝利在望”的心理。相反，我們所了解的病原學知識越是豐富，對“大流行”可能重現的恐懼就越是深重。這首先是因為可能導致疫情的病原體近乎無處不在：相較每平方米空間內存在的8億個病毒的基數，今天人類對它們的認知不過是滄海一粟，更何況病毒還擁有近乎無解的復制和突變能力。美國病毒學家、非政府組織“生態健康聯盟”研究部門負責人奧利瓦爾（Kevin Olival）對此舉過一個形象的例子：“從2009年到2014年，流行病學界的‘病毒捕手’發現了大約1000種新病毒，同時不得不暫時放過其他幾百萬種。誰敢賭下一波大流行一定是出現在那1000種之內呢？”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健康中心資深研究員阿德加（Amesh Adalja）呼應了這一懷疑。在他看來，“流感世紀”的出現在公眾心目中造成了一種錯覺，仿佛只有爆發頻率最高的流行病才是對人類健康威脅最嚴重的疾病。實際上，由于全球的進一步融合，一些過去僅僅存在于特定地理環境中、尚無大流行歷史的病毒如今也有機會進入人口密集區域，而它們的傷害性絕不亞于流感。1999年西尼羅河病毒在美國紐約的意外現身便是一個實例：在那之前，沒人能預見到攜帶有病毒的尖音庫蚊竟會從埃及搭上國際航班，遠渡重洋來到北美。

好萊塢電影《傳染病》（2011）劇照

更何況，對于過往歷史中一些近乎轉瞬即逝的神秘流行病，今天的病毒學家依舊所知不多。這方面的典型之一是汗熱病（Sweating Sickness）：1485年亨利七世擊敗理查三世、開創英國的都鐸王朝之后，英國本土很快開始流行一種以畏寒、頭疼和大量出汗為特征的新型瘟疫，超過50%的患病者會在精神錯亂后死于數小時之內。這種病癥存在了大約6個星期，造成超過1.5萬人死亡，旋即銷聲匿跡。之后的60多年里，汗熱病在英國貴族圈、倫敦、愛爾蘭以及東歐仍有若干發病記錄，但在1551年之后就徹底沒了蹤影。直到上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才大體確認罪魁禍首乃是一種名為漢他病毒（Hantavirus）的RNA病毒，它可能由啃齒科動物攜帶，跟隨亨利七世的騎兵進入英國。但無人能確知漢他病毒是否已經變異，又是否會在某天再度爆發。

1976年11月，美國丹佛的社區醫療人員使用無針注射器為莫雷中學的在校生接種甲型H3N2流感疫苗。

是的，無論是全球化帶來的交通條件進一步改善，還是快速城市化為人畜共患病傳播提供的便利，都使得“大流行”的風險和涉及病種變得比100年前更為復雜離奇。在2003年，沒人能預見到蝙蝠攜帶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冠狀病毒竟會經由果子貍這個中間宿主傳播到廣州這樣的大城市；正如在2012年，中東游牧貝都因人飼養上千年的駱駝意外地成為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冠狀病毒的宿主。奧利瓦爾在郵件中告訴我，2016年他的團隊曾對最有可能在人類中出現流行的哺乳動物病毒進行了一系列羅列，最終結果有188種——“其中還不包括像天花這樣正在死灰復燃的‘老伙計’，以及其他具有潛在致病性的品種”。

2015 年6 月18 日，韓國首都首爾的防疫人員身著防護服，對一處發現中東呼吸綜合征（MERS）冠狀病毒的劇場實施噴淋消毒。

中國從來都不是“大流行”歷史的局外人。就在歐洲爆發“安東尼大瘟疫”之后不久，流行性斑丘傷寒同樣在東漢末年的中國引起了“建安大瘟疫”。而元朝末年爆發于淮河流域、造成全國人口幾近腰斬的大規模鼠疫，顯然與蒙古騎兵傳播到歐洲的“黑死病”屬于同一病種。進入近代，中國在多次全球性“大流行”中已然成為重要爆發點：無論是1910～1911年造成超過6萬人死亡的東北鼠疫，還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亞洲流感”和“香港流感”，乃至進入21世紀后的“非典”以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無人能獨善其身。

如果說在清末那場席卷整個東北的鼠疫疫情中，是接受過現代醫學教育的華僑伍連德的出現，使中國得以開始建立系統的檢疫和防疫制度；那么到了今天，中國在抗擊“非典”、甲型H1N1流感以及新冠肺炎方面的經驗教訓，同樣可以為全球醫療界提供足夠豐富的研究素材。畢竟，在最近一個多世紀里，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在如此之短的時間里完成對如此之多人口的城市化轉型。每一次“大流行”暴露出的問題和缺陷，都可以為更多國家提供參照。而中國做出的應對及其成效，在未來的全球防疫史上也將成為重要記錄。

從這個角度看，2019年底在武漢爆發的這場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既是中國醫療和科研系統面臨的挑戰，也構成全球化時代這場人類共同的“病毒戰爭”的一部分。人類相互融合與需要的趨勢既已不可能逆轉，則應對“大流行”的出現，各國皆責無旁貸。畢竟，環球同此涼熱，無人可以在病毒面前獨善其身。

-本文原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8期，點擊文末封面圖一鍵下單-

（參考資料：《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修訂版）》，〔美〕賈雷德·戴蒙德著，謝延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瘟疫與人》，〔美〕威廉·麥克尼爾著，余新忠、畢會成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The Columbian Exchange: 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 by Alfred W. Crosby, Praeger Publishers 2003; The Mystery Viruses Far Worse Than Flu, by Zaria Gorvett等）

作者檔案

劉怡

周刊特約主筆，原《戰爭史研究》副主編，不擅長聊天、沒有社交網絡賬號的文字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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