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愛妻燃氣灶售后維修(愛妻燃氣灶售后維修電話)

前沿拓展：

太原愛妻燃氣灶售后維修

點火裝置內部故障

目前燃氣灶的主要點火分時共分為電脈沖點火以及壓電陶瓷沖擊點火兩種，如果在點火時燃氣灶有放電的火花，則表明點火部分正常。但如果沒有放

電的火花，則表明燃氣灶點火裝置出現了故障。出現這樣的問題，需要向專業維修人員求助。

燃氣灶氣路系統故障

燃氣灶點火時火花正常卻無法點燃的情況，還有可能是引火頭發生了堵塞，可燃氣體無法噴出，因此導致燃氣灶點火失敗。其主要原因在于老式燃氣灶中，普遍使用壓電陶瓷沖擊點火裝置，在氣路系統中僅有一個小孔讓燃氣流出。如果是這種情況，是需要將出氣孔疏通便可讓燃氣灶恢復健康。

點火針出現問題

由于廚房每天都要經過油煙的沖刷，很容易積累油污。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容易讓點火針出現位移等現象。這時候需要就需要對燃氣灶進行全方位的清理，將油污沖掉后可繼續使用。但點火針的工作環境往往處于大火煅燒下，如果看到這部分已經產生變形，可以進行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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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成龍《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作者通過體味《史記》書法并追索司馬遷的心法，并非僅僅呈現了自己的深切思考。毋寧說，作者把司馬遷請回當代，敦促我們反省自己含混的歷史意識，縷清自己賴以理解眼下身處的古今之變的政治覺悟。

一、立教時刻與政治史學意識

“立教時刻”是本書的首要關鍵詞，就字面含義而言，它指的是漢武帝形塑中華帝國的那個歷史時刻。由于我們的歷史時刻面臨的“首要任務”是“該如何走出中世紀”，漢武帝所形塑的中華帝國形態就是我們應該走出的歷史形態。倘若如此，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便是如何理解或評價歷史上劃時代的華夏君王。

在我國傳統帝王譜系中，漢武帝早有“雄才大略”、承“三代之風”（班固語）的美譽。毛澤東的光輝詞作《沁園春?雪》具有世界歷史的現代視野，武帝在他筆下僅僅是“略輸文采”，其武功至偉毋庸置疑。但是，在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時期，武帝幾乎成了中國歷史上的大罪人：他“獨尊儒術”，使得中國式“君主專制”政體延續長達兩千年之久，罪莫大焉。在現代中國的世界歷史時刻，武帝一度成了史家筆下的鞭尸對象，甚至其赫赫武功也遭貶低。據說，專制君主的種種毛病在他身上已經顯露無遺。

史家貶低漢武，并非現代才有的事情。宋代大政治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痛斥武帝“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幾乎與暴虐的秦始皇相差無幾。今天的我們沒想到，若干年前，事情一下子變得復雜起來：當今史學界名家辛德勇教授出版了名為《制造漢武帝》的小冊子，“試圖揭示司馬光編纂《資治通鑒》時為達到其政治目的而徑隨己意構建歷史的情況。”

辛德勇《制造漢武帝》，三聯出版社

此事的起因是，曾有某位德高望重的古史學家憑靠《資治通鑒》的記載認為，武帝晚年臨逝前曾經轉變治國理念，不再“橫征暴斂、窮兵黷武”，并下詔“罪己”。在晚近的標準國史大綱中可以看到，這事似乎成了武帝應當享有歷史美名的證據。經過現代啟蒙洗禮的我們難免心生疑竇：天底下真有這樣了不起的君王？

德勇教授以令人贊嘆的考證功夫讓我們看到，下詔“罪己”這件事純屬司馬光“隨心所欲構建史事”的編造。不過，志在澄清史事的德勇教授頗有分寸地告訴讀者，他的考證結果至多“可以很負責任地告訴學生，至少就《通鑒》的西漢部分而言，不具備一般意義上的史料價值”。

如今的大學生恐怕不會像史學名家那樣有分寸感，他們也不知道司馬光羅織的武帝所犯下的那些罪行是否同樣“不具備一般意義上的史料價值”，難免會因此對司馬光這樣的歷史思想家留下負面印象。這位大政治家為了達到其政治目的竟然隨心所欲編造史事，令人不齒。按現代的政治覺悟或歷史意識，這類政治目的不外乎是為專制服務。大學生們一般沒誰會進一步去想，為何司馬光明知武帝一生“窮奢極欲，繁刑重斂”，還要編造他臨終前下詔“罪己”的事兒。

《漢武大帝》劇照

武帝治國“繁刑重斂”，似乎崇尚法術，而晚年下詔“罪己”，又顯得深諳儒術。據說，公元前136年，武帝在宮廷設立了五經博士，10多年后又指定50名太學生跟從五經博士修習儒術，無異于“創辦了一所國立大學”。據此，美國哈佛大學的中國古代史名家費正清說：

漢武帝差不多像秦始皇一樣是個完全信奉法家的君主，可是人們一般認為，在他統治時期，儒學成為了中國宮廷中占統治地位的哲學。

言下之意，武帝表面上致力于建構儒家意識形態，骨子里卻施行法家式的統治。當今古史學家的說法沒誰會憑空捏造，個個言有所本。《史記》的寫作年代最接近武帝的時代，想必是當今古史學家憑靠的第一手史料。事情的復雜性在于，我國古代的史家講究“書法”。《制造漢武帝》最后一章以民國初期學人李笠的《史記補訂》起筆，按這位史學家的眼力所見，《史記》書法可歸納為12條通例。其中一例為“叚托”，意即“史貴詳實，然亦有意主形夸，詞務奇譎者，不可以循名而責實也”。

德勇教授由此引出一件史實：漢武帝從未獨尊儒術，其治國理念實為“以霸王道雜之”。“元帝繼位以后，才從根本上改變了這樣的指導思想，純用儒家理念治國，從而真正轉向所謂‘守文’之路”。德勇教授還讓我們看到，只要史家志在搞清史實，就不難看到這一點：從明代至今，都不乏這樣的史家眼力。

武帝崇尚儒術，見于好些中外古史學家撰寫的中國通史。大名鼎鼎的內藤湖南（1866 – 1934）說：“文景是黃老之學加名家、法家，而武帝則非常喜好儒學”。 現在我們得知，即便是名家的說法也未必可信。不過，無論武帝是否真的推崇儒術，后世的史家似乎一致認為，崇尚儒術等于好政治（德政），崇尚法術等于壞政治（酷政）。

內藤湖南

當然，按新文化運動的觀點，“獨尊儒術”也是壞政治，幾乎與“專制”是同義詞，這意味著古代中國沒有好政治。歷史已翻過新文化運動這一頁，廣義上的中國古代政治傳統至少在名義上已恢復了名譽。那個古老的問題再度出現，即如何理解漢初立朝和立教所經歷的從黃老之術治國到儒術治國的轉移。《道德經》由“道”引出“德”，韓非子講法術或君王術本于“解老”和“喻老”，何以崇尚法術就不是“德”政？

這個問題讓人撓頭，但作者的“讀書報告”僅用了一章篇幅（第四章）來處理。作者關切的核心問題是：“漢武帝有立教之名卻未能真正導民以德，司馬遷對此頗有微詞”。言下之意，司馬遷已經看出，武帝崇儒不是真的。“讀書報告”最后一章臨近結尾時，作者眼里的司馬遷對武帝的立教已經不是“頗有微詞”，而是重筆撻伐：

漢武帝立教改制，遠不能重光黃帝（五德說），中不能復返周文（三統說），唯取近道，使秦時政法易名重現。司馬遷痛心疾首的正在于漢武帝的立教事業，原本應當改制，然而不過以改制之名將秦制坐實為漢朝家法，使漢朝一方面不必再糾纏于漢承秦制與代漢而起的新朝論證，另一方面又實際延續了秦制。漢武帝雖有推行“復古更化”之名（《鹽鐵論?復古》），卻既未“任德教”，更沒有“復古”。

看來，作者的觀點與《制造漢武帝》的說法似乎并無不同。因為，作者筆下的司馬遷認為，武帝僅僅表面上裝得來致力扭轉其先王以法術治國的60年傳統，實際上他比其先輩更為徹底地回到了“繁刑重斂”的秦代。作者緊接著就說：

如果非要說是復古的話，那也不過是復辟秦制而已。只不過，此次不是沿用秦制，而是用隱微手法為秦制提供了儒術的論證，“以儒術緣飾文吏”。此后，以法立國，以儒文明，成為共識。后世遂有“中國法律的儒家化”（瞿同祖）或“儒學的法家化”（余英時）的說法。先王樂教所帶有的“情深而文明”（《史記?樂書》）的厚德狀態再無可能。

“隱微手法”這頂帽子扣得未必恰當，作者若要描述武帝的“手法”，也許用我們所熟悉的修辭更準確：這就是形右而實左，與我們曾經萬分警惕過的形左而實右恰好相反。

無論如何，“獨尊儒術”不再是一個歷史罪名，應該背負歷史罪名的是陽儒陰法傳統。作者最后還說：“由此，才有了20世紀革命時期轉身回望的斬截之論。”這無異于說，20世紀中國革命的正當性在于反陽儒陰法傳統。作者引用為戊戌變法獻出了生命的譚嗣同的話為證：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譚嗣同，《仁學》）

筆者相信，在熟悉中國思想史或政治史的行家眼里，如今誰要說中國“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肯定會被視為學無根柢的不知所謂。但是，“中國法律的儒家化”或“儒學的法家化”之類的說法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關于中國政治傳統的現代式概括的說法多種多樣，作者僅引述這三種說法恐怕頗具用心。如此引述實際上讓現代中國進入眼下的世界歷史時刻的百年歷程躍然紙上：從戊戌變法經新文化運動到改革開放初期。若當今的博士生熟悉譚嗣同（1865 – 1898）之后的瞿同祖（1910– 2008）和余英時（1930 –）的學術經歷，以及《中國封建社會》（1937）和《士與中國文化》（1987）兩書在當時所產生的適時影響，那么，他們不假思索也會知道自己接下來該做什么——如果他多少有些政治正確的史學意識的話。

與開篇關于“該如何走出中世紀”的說法相呼應，作者似乎暗示：即便如今為儒術恢復了名譽，不等于今天的我們還應該或能夠回到“中世紀”。畢竟，“中世紀”這個世界史術語并非僅僅指歐洲的中古時期或中國古代的“封建專制”時期。據筆者所知，在改革開放初期，它也被以古喻今地用來指現代中國的某個歷史時刻，而且，如此用法迄今仍具有廣泛的潛在影響。 倘若如此，作者的意思就很可能是說：即便如今為新法術恢復了名譽，也不等于還應該或能夠回到那個“中世紀”。

史家余英時

憑靠這種“走出中世紀”的政治史學意識，作者才看出司馬遷對武帝“頗有微詞”的“筆法”嗎？

司馬遷于立教事宜心有戚戚，筆法曲折，分散于《史記》各處，匯總而觀，才可能看到他在立教時刻的史家筆法。

在筆者看來，這話也適用于作者自己：他對當今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的立教事宜心有戚戚，但筆法曲折，分散于筆記各處。表面看來，作者是在重述《史記》的歷史敘述（上起黃帝，下至漢武），實際上心有戚戚的是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的德性問題。作者說，司馬遷把配享土德的黃帝作為五帝之首，無異于設立了“人世歷史”的起點和原則，漢武帝改漢德為土德與此首尾呼應。在此框架下，司馬遷鋪展了涵蓋黃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漢初先帝（近古）與漢武帝（當朝）的多重古今之變。周秦之變堪稱古代中華帝國經歷的第一次古今之變，如果這次古今之變確立了陽儒陰法的傳統，那么，要真正實現從秦法治國到儒術治國，就有待于當今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

作者的筆法曲折，僅舉一個例子就可見其一般。在作為“引言”的第一章中，作者說《史記》雖然從黃帝起筆，但司馬遷的思考實際聚焦于兩大古今之變：周秦之變和秦漢之變，而“這兩大古今之變，貫穿著立朝與立教兩條線索”（頁7）。這時，作者下了一個腳注，以此證明五帝本紀的歷史敘述無異于開啟了立朝與立教兩大事業的論題，而這個論題與其說屬于史學性質，不如說具有政治哲學意味。

坦率地說，這個腳注讓筆者看得心驚肉跳：被作者用作證言的竟然是馬基雅維利（1469 – 1527）的說法和新法術時期的“四個偉大”敘事！在接下來的正文中，作者又說：

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頻頻有德性討論，其實是在問立朝之后的立教問題，如果不能提供新的教化，國朝如何真正立得起來？

把這段話與下一小節開篇的說法聯系起來看又會怎樣呢？

立教是確立官奉學說、改正朔，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則無法導民以德，延綿政權。

這類分散于筆記各處的說法暗中指向了一個幽暗的政治史學問題：何謂新的政治方式或制度。馬基雅維利提出這個政治哲學問題，憑靠的是重述李維筆下的羅馬史。 這與我們的作者重述司馬遷筆下的中華史有什么差別嗎？

按國家有關出版的規定，書名都得配上漢語拼音，譯成英文書名也行，但作者給出的是拉丁語譯名。不僅如此，在“讀書筆記”中，作者頻頻給重點字詞附上各色洋文。說到“西方思想以‘首’為‘起點’和‘原則’”時，用括弧為“首”字加了拉丁字母轉寫的希臘文arche，算得上名正言順。但說到“子張頗為‘張狂’”時，作者用括弧為“張狂”加了拉丁字母轉寫的希臘文hubris，就意在匯通中西了。 與錢鐘書式的中西語句匯通相比，如此筆法的政治史學意味恐怕只能說是大異其趣。

作者的“讀書筆記”共七章，“引言”并未如常見的那樣獨立出來，而是作為第一章，似乎要湊足“七”這個神秘之數。倘若如此，夾在中間的一章（第四章）雖然篇幅最短（除作為引言的第一章外），其論題就具有隱藏意味，它恰好涉及崇尚法術何以不是“德”政的問題。

一旦意識到這一點，這一章最后一節說的“事情”就值得我們仔細品味：“陰謀”可用于“修德”也可用于“逆德”。因此，“陰謀修德”還是“陰謀逆德”，端在于“在位者如何確立國朝德性，從而形塑國朝道路，避免僵化老路和易幟之危”。

19世紀后期的著名世界史學家布克哈特（1818 – 1897）以關注西方的古今之變著稱。在他眼里，西方的古今之變有四次：希臘古典時期的希波沖突以及蘇格拉底的立教為第一“變”，君士坦丁打造第二羅馬帝國及其立教為第二“變”，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的立教為第三“變”，最后是以法國大革命的立教為標志的第四“變”。

關于前三個古今之變，布克哈特都留下了傳世之作。 關于第四次古今之變的史學思考，布克哈特雖然沒有寫書，但他在巴塞爾大學開設的題為“革命年代的歷史”講座課程（1859）留下的講稿足有四百多頁，與專著沒什么差別。

無論中國還是西方歷史上的古今之變，實質問題都是立教而不是立朝。人類有文史可查的三千年文明史，各色政體立朝之數不可數，立教之數則可數。與西方相比，中國雖然古老，所遭遇的古今之變沒那么多。自周代奠立帝國雛形以來，中華帝國經歷過的真正算得上古今之變的歷史時刻，嚴格來講僅有兩次：第一次在東周至漢代初期，“秦政的歷史教訓不在于立朝的武力選擇，而在于沒有著手立教”（頁47）。第二次在19世紀末至當今，“五四”時期“打倒孔家店”的口號表明，漢代一朝立教就延續了兩千多年。

既然作者把古代和現代的古今之變疊合在一起思考，并以“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作為關鍵性的歷史背景，我們就值得搞清武帝和司馬遷所面對的國際政治處境和國內意識形態處境與今天有何異同。不澄清這兩個問題，我們沒可能恰切理解作者所理解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的具體含義。

二、武帝西征與世界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讀書筆記”第六章專論武帝，題目是“武帝立教：‘且戰且學仙’”。標題中的引文來自司馬遷，但作者在行文中則說，“漢武帝一邊著手平定四夷，一邊著手立教事業，希望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頁134）。筆者感到好奇：“學仙”可以等同于抓“立教事業”而且手段還“硬”？

這個問題屬于武帝如何處理國內意識形態，留待下節再說。先看國際政治問題：如果平定四夷堪稱武帝的偉大歷史功績，那么，又該如何看待后人指責他“橫征暴斂、窮兵黷武”？

翻開《匈奴列傳》即可看到，從周代之初至漢初，匈奴邊患從未間斷。《匈奴列傳》的敘述幾乎與周代以來的華夏史平行，或者說，匈奴“侵盜暴虐中國”伴隨著中華帝國的艱難成長。“筑長城以拒胡”起自戰國后期（與匈奴為鄰的燕、趙、秦三國皆筑長城），而非秦始皇重建中華秩序之后。換言之，趁華夏共同體長期內戰，匈奴集團從未放過擴張轄地和控制華夏之機。

“漢初定中國”時，匈奴集團即奪取高祖分封給韓王的代郡（今山西北部），并隨即攻太原深入晉陽（今太原西南）。頭腦缺乏謀略的高祖親率32萬大軍應敵，冒頓40萬大軍佯敗，退至平城（今大同市東北），設伏將率少數人馬尾追冒進的高祖包圍于白登山（今山西定襄縣）一帶。 高祖被困七日不敵，修書與匈奴提出結“和親之約”做友好睦鄰。冒頓并未因高祖提出“和親”而罷兵，由于韓王信手下投降匈奴的兩位部將答應合圍高祖卻遲遲未到，冒頓懷疑“其與漢有謀”，才“解圍之一角”放高祖一馬（《匈奴列傳》）。

今天的一些史書說，從此漢初因“和親”之策而享有60年安寧。看《匈奴列傳》才知道，情形絕非如此。“和親”之策并未解除匈奴不斷犯邊之患，相反，由于國內政局不穩，時有漢將降匈奴，冒頓多次背約，“常往來侵盜”。至“呂太后時，漢初定”，冒頓仍然驕橫，“高后欲擊之”，諸將領畏敵不前，中央只得繼續推行“和親”之策。文帝繼位后起初仍持“和親”之策，因匈奴繼續入侵“殺略人民”才斷然用兵進擊，甚至親臨太原前線。

次年，冒頓修書致文帝，提出復修和親之事，司馬遷全文引述了這封滿篇和平友好言論的國書。根據司馬遷在前面對冒頓好用計謀的描述，我們不難體會到，冒頓復修和親之議八成是緩兵之計。中央開會討論“擊與和親孰便”，因畏懼匈奴而主張“不可擊”的論調占了上風，文帝只得接受冒頓復修和親之議。

冒頓駕崩后，繼任單于并未改弦更張：

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匈奴列傳》）

為防御匈奴進擊長安，文帝甚至“發車千乘，騎十萬”守備京畿。這樣的國家狀態若稱得上“安寧”，只會是茍且偷安，遲早會被顛覆。文帝不得不再次主動出擊，但他僅僅將匈奴“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

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多，云中、遼東最甚，至萬余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匈奴列傳》）

文帝加強戍邊，派重兵防御匈奴，至“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若這就是“文景之治”的基礎，那么，在今天看來，“文景之治”未必值得稱道。武帝繼位后對匈奴采取強硬方針主動進擊，不能不說是英明之舉。

如今的通史類史書會大而化之地告訴我們：公元前129年，武帝發兵進擊匈奴，歷時近20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軍事戰果：先奪取今內蒙河套地區，后控制河西走廊（公元前121年設立武威、酒泉兩郡，公元前111年設張掖、敦煌兩郡），先后移民70萬，中華帝國的西北防線由此推至漠北塔里木盆地一帶。

與《匈奴列傳》對觀，我們會發現這樣的概括實在太過掉以輕心。按司馬遷的記敘，武帝為了控制河西走廊，曾與匈奴反復交手較量，戰況慘烈，絕非輕易而得。即便設酒泉、燉煌郡后，匈奴右賢王亦曾“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用今天的話來說，武帝最終把河西走廊納入疆域，是無數華夏先輩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我們的作者說，司馬遷雖然充分肯定武帝主動打擊匈奴的國策，但他恰恰又在《匈奴列傳》中說武帝“建功不深”。如此筆法表明，對司馬遷來說，征服匈奴還不能代替“興起‘圣統’”即抓立教的事業（頁143）。筆者對這一說法感到好奇，特別細看《匈奴列傳》的結尾：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為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襃，忌諱之辭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而務諂納其說，以便偏指，不參彼己；將率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圣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這段結語文意曲折，的確有看頭。司馬遷先提到孔子的春秋筆法，無異于公開而非隱晦地告訴讀者，《匈奴列傳》即按此筆法寫成。隨之司馬遷就讓讀者看到，自己如何“刺武帝”，而后世之人也很容易看出，他指責武帝“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史記?正義》）。換言之，就“刺武帝”而言，司馬遷的筆法談不上有什么“忌諱”，而是明確認為：即便打擊匈奴實屬必要，也沒必要“多伐”，以至于國民生活一塌糊涂——這就與“橫征暴斂、窮兵黷武”的后人評價對得上了。

最后一句將“興圣統”與“擇賢將相”聯系起來，令人費解。畢竟，“擇賢將相”屬于立朝而不是立教事業：立朝不穩，何以立教？“唯在擇任將相哉”這個感嘆句重復了一次，可見司馬遷痛心疾首，堪稱切當世之言。回頭再看《匈奴列傳》，的確有讓人感到蹊蹺之處。

司馬遷寫到，景帝堅持不懈地采取和親政策取得了成效，至景帝終，匈奴僅僅“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言下之意，若武帝堅持和親政策（用儒術），匈奴未必不會與新生的中華帝國和睦相處下去。可是，武帝隨后就設計了一項剪滅匈奴主力的戰役方案（用法術）：設30萬伏兵于馬邑城（今山西朔縣），用欺騙手段讓單于以為能輕易取得馬邑，趁單于“以十萬騎”前來時一舉滅之。單于上鉤，但“未至馬邑百余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起了疑心，加上被俘的雁門尉史告密，武帝的謀略未能得逞。司馬遷緊接著就說：

自是之后，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于漢邊，不可勝數。

這是不是說，武帝用“謀”反倒斷送了景帝的和親政策所打造的與匈奴的和睦關系呢？或者，這是否就是司馬遷所謂“興圣統”卻“建功不深”的意思呢？如果司馬遷是所謂敦厚之儒，那么，這種情形并非沒有可能。但我們值得注意到，司馬遷頗為詳細地記敘了冒頓（公元前209 – 前174）的崛起：他“盡誅其后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自立為單于”，而“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通“疲”］于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30余萬”（《匈奴列傳》）。換言之，趁中國改朝換代之機，冒頓企圖擴大汗國疆域，吞并中國（筆者不得不想到20世紀20年代的日本）。

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匈奴列傳》）

既然如此，這時的漢朝中央若有人一再主張和親，就會讓今天的我們想起汪精衛之流。無論如何，我們很難設想，司馬遷會迂腐到不懂得實際政治是怎么回事。

“漢初定中國”時的60年間，國內政局尚未完全安定，匪患和叛亂時有發生，而國際處境則相當險惡：冒頓的汗國正在積極擴張試圖建立區域霸權。筆者不禁想起自己的親身經歷：1969年秋，筆者剛上初中，學校馬上進入一級戰備，第一周的課程是原子彈防護知識、步兵打坦克法和戰地救護傷員。隨后野營拉練整整兩個月，雖然每天累得臉色慘白，但筆者如今絕沒有理由說，這會帶來“壞齊民”的結果。毋寧說，一邊著手以新法術抓立教事業，倒可能會有如此結果。但話說回來，以這種方式抓立教事業，似乎又恰恰是因國際處境險惡所迫。

1978年秋，筆者走進大學校門，一個學期即將結束之際，與校為鄰的13軍某野戰師駐地突然一夜之間人去樓空，再也聽不見每日已經熟悉的作息軍號聲。三個月后，一場西南邊境自衛反擊戰就打響了。隨后，蘇聯的十萬大軍進入中亞腹地阿富汗，扶植起一個附庸政權，從地緣戰略地圖上看，似乎在側應越南憑靠武力建立“印度支那聯邦”。如今的我們很少有人愿意記得，新中國直到1989年才實際解除戰爭狀態。當代的史家心里都清楚，戈爾巴喬夫得以訪華的前提條件有兩條：第一，不再支持越南建立“印度支那聯邦”的企圖，第二，蘇軍撤離中亞腹地阿富汗。

在《天官書》中，司馬遷如此描述武帝鼎定國疆時的天象：

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

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后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戍；兵征大宛，星茀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天官書》）

武帝平定四夷時的天象未必都是吉象，我們是否可以認為，司馬遷是在借天象表達微詞嗎？的確，司馬遷在這里說“兵征大宛，星茀招搖”，但在《匈奴列傳》中他則說：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匈奴列傳》）

武帝把成功遠逐匈奴視為實現“春秋大義”，而司馬遷在這里引用了武帝的原話，我們能認為他懷疑武帝崇儒是假？看來，司馬遷的政治意識精細綿密，很難像今天那樣劃分左右。儒家講“厚德”不等于不分敵我，更不等于不在乎家仇國恥。

武帝“誅大宛”之前兩百多年時，亞歷山大進兵至波斯本土，破波斯城后一把火燒掉，為一個半世紀前（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一世焚毀雅典衛城報仇雪恥。在西方的史家看來，亞歷山大雖然出生在泛希臘城邦共同體邊緣的馬其頓，卻具有自覺承繼希臘文明的政治意識。蘭克（1795 – 1886）有現代西方史學之父的美譽，他用這樣的文字描述亞歷山大的復仇：

趁著狄奧尼索斯的慶典，馬其頓人一把火點燃了波斯城——這是希臘諸神的復仇。這座位于皇陵旁的波斯寢宮由雪松木為主體，瞬間化為絢爛的火海。雅典的苔伊絲——狄奧尼索斯慶典上會有歌姬的表演——手持火把與亞歷山大并肩而立，波斯人終于要為曾對雅典衛城犯下的罪行付出代價了。

對司馬遷筆下的平城之戰，當代日本學界研究東亞古代史的名家杉山正明有妙筆生花般的重述，并稱此役“在世界史中也具劃時代象征意義”——據說它標志著“所謂的‘游牧民時代’正式揭幕”。這位史學名家稱匈奴為“弱者”，似乎高祖敗走平城算得上世界歷史上“弱者”反抗強者的勝利。 杉山正明是日本人，他這樣說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聲稱自己的說法乃依據司馬遷。我們則可看到，按司馬遷的記敘，匈奴“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茍利所在，不知禮義”；冒頓“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并令“左右”隨之，否則斬之，以此方式訓練匈奴軍人的服從和勇敢。冒頓當王后，隨即“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

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代。（《匈奴列傳》）

在《大宛列傳》中我們還看到，冒頓擊走月氏族時，甚至“以其［王］頭為飲器”——世界歷史上有這樣的“弱者”？

司馬遷說“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指公元前104至前101年間，武帝號令中華軍隊越過帕米爾高原，遠征位于高原西麓費爾干納盆地的大宛（今烏茲別克斯坦東部費爾干納［Farghana］地區）。我們值得意識到，大宛是古中華帝國與古地中海“天下”的帝國勢力直接發生接觸的地方。既然西方的古史學家把亞歷山大東征視為世界歷史上的偉大事功，我們也應該把武帝西征視為世界歷史上的偉大事功，盡管要說清這一點就不得不多費些筆墨。

公元前330年，亞歷山大破波斯帝國皇城后繼續東進，兵至中亞腹地，奪取阿列亞（今阿富汗境內）后，迅速向東北方向推進，越過興都庫什山脈，進入波斯帝國東北部的巴克特里亞（Bactria，興都庫什山與阿姆河之間地帶）行省。

波斯是多民族帝國，巴克特里亞總督貝蘇士（Bessus）試圖趁大流士兵敗之機自立，討好亞歷山大，指望希臘聯軍就此止步。亞歷山大不吃這一套，迅疾奪取其首邑（今阿富汗中北部古城巴爾赫（Balkh］附近）。貝蘇士也非等閑之輩，他避敵鋒芒，退走北面的索格底亞那（Sogdiana，今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接壤的澤拉夫尚河流域，我國古書稱“粟特”）。亞歷山大緊追不舍，率希臘聯軍兵鋒直指索格底亞那，迅速奪取其首邑馬拉坎達（Maracanda，今烏茲別克斯坦第二大城市撒馬爾罕）。

至此，亞歷山大已經抵達波斯帝國的東部邊界，但他仍不滿足，繼續向北，接管波斯帝國的邊境要塞，在錫爾河一帶與塞克游牧集團反復交手。巴克特里亞和索格底亞那不斷出現騷亂，亞歷山大才無力繼續向北推進，只得在錫爾河畔的赫拉特（Herat，今塔吉克斯坦北部列寧納巴德州首府，我國古書稱“苦盞”或“忽禪”）建了一座堡壘城，史稱“極地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 Eschate），作為抵御錫爾河以北塞克游牧集團的據點。

為了平定巴克特里亞和索格底亞那（西南一部），亞歷山大足足耗費了差不多兩年時間。在這里，亞歷山大不僅負過傷（脛骨受傷），還娶了當地公主羅克珊娜（Roxane）為妻，他僅有的一個合法兒子即由此女所出。亞歷山大還讓其部將塞琉古（SeleucusNicator，公元前358 – 前281）也娶了一位當地酋長之女阿帕瑪（Apama），可見，亞歷山大打算對原波斯帝國疆域照單全收，并通過“和親”推行希臘化。

公元前327年夏天，亞歷山大在巴克特里亞留下一批希臘移民和相當數量的駐軍（大約3萬步兵和數千騎兵），才南下進擊印度北部。希臘聯軍在印度發生兵變，亞歷山大不得已返回美索不達米亞，在古老的巴比倫城建立了西方的第一個“天下帝國”（the ecumenicempire）。就當時的疆域版圖而言，這個帝國包括中亞西部地帶。

今人關于古希臘的通史書，即便部頭很大也多注重亞歷山大進兵印度，對亞歷山大兵至中亞地帶并有所經營，往往幾筆帶過。 畢竟，古書中留下的記載太少，而系統的考古發掘據說在20世紀中期才開始。

在今天看來，亞歷山大進兵至中亞地帶所具有的世界史意義更為重大。因為，亞歷山大駕崩后，希臘化的“天下”雖然隨即上演三國志，亞歷山大部將塞琉古及其后繼者控制這一中亞地帶長達近兩百年，整個巴克特里亞、中亞河中地區和費爾干納盆地都曾經屬于其轄地。塞琉古之子安提俄克一世（Antiochus I Soter ，公元前324 – 前261）在“極地亞歷山大城”舊址重建安提俄克城（Antioch of Scythia，《新唐書?西域傳》稱“俱戰提”），還修建了長達235公里的圍墻（今土庫曼的拜拉姆?阿里城附近可見其廢墟），堪稱希臘人的東部長城。 蘭克絕非實證史家，而是政治史學大家，其眼力目光如炬，迄今令人贊嘆——他說：

在世界劇場的舞臺上，塞琉古即便不是不朽的帝王，也是閃耀的巨星。他的故事頗具傳奇色性——類似于居魯士和羅慕路斯，足見同時代人對其推崇的程度。他主導了這一時期的主要戰爭，一開始與呂希馬庫斯平分小亞細亞，隨后又將其整個收入囊中，形成從達達尼爾海峽到印度河的大帝國。他是真正鞏固了馬其頓 – 希臘的世界霸權的關鍵人物。

不過，在蘭克看來，塞琉古帝國“既非亞歷山大之繼續，亦非波斯帝國之更新”，毋寧說它“更像是巴比倫– 亞述帝國之復興”（同上），則應該算看走了眼。畢竟，塞琉古及其后繼者是希臘人，塞琉古帝國的分裂最初也源于帝國行省的希臘人總督。

塞琉古帝國“敘利亞戰爭”遺跡

公元前256年，塞琉古的孫子安提俄克二世（Antiochus II Theos，公元前286 – 前246）在位期間，趁托勒密二世從西面攻擊塞琉古帝國之際，巴克特里亞的希臘人總督狄奧多圖斯一世（Diodotus I，公元前285 – 前239，塞琉古二世的妹夫）脫離塞琉古帝國，自立為王，史稱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Greco - Bactrian Kingdom）——司馬遷的《史記》中稱“大夏”。4年后（公元前246年），即秦王嬴政元年，周帝國的分裂局面開始走向尾聲。這個時候，羅馬共和國才即將結束第一次布匿戰爭（公元前264 – 前241），憑靠奪取西西里站穩腳跟。

接下來，以塞琉古帝國的掙扎和傾覆為中心，爆發了世界史上有記載以來的第一場世界大戰，歷時長達近兩個世紀，卷入的地緣政治勢力，西至地中海的羅馬共和國和托勒密王國，東至中亞的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和南亞的孔雀王國。最終結果是，西方的羅馬帝國與中東的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公元前247– 公元224）在戰爭中崛起，經過長達一個世紀的交手，在公元前最后的十余年里達成妥協。

漢武帝的西征發生在這場世界大戰的轉折關頭，雖然兩個戰場沒有連接在一起，從世界歷史來看的確具有重大意義。

公元前249年，即巴克特里亞脫離塞琉古帝國不久，這個希臘化帝國的帕提亞（Parthia，北至美索不達米亞的幼發拉底河，東抵中亞的阿姆河））行省總督安德拉戈拉斯（Andragoras，原波斯貴族）叛變。十年之后，盤踞在從里海到特詹河（Tedzhen）流域農耕綠洲邊緣地帶的帕爾尼人（Parni）部落聯盟在其酋長安息塞斯一世（Arsaces I，生卒年不詳）率領下，入侵帕提亞，殺掉希臘總督，逐步建立起帕提亞帝國——《史記》中稱“安息”。

希臘人的塞琉古帝國并未輕易罷休，公元前230 – 227年間，塞琉古二世（ Seleucus II，前246 -前225年在位）發動了收復已分裂出去的帝國東部行省（帕提亞和巴克特里亞）的戰爭。由于地中海南面的希臘化托勒密王帝國不斷進擊塞琉古帝國西部（史稱“敘利亞戰爭”），塞琉古二世的清剿行動本來已經取得戰果成效，為了應付西面之敵不得不退出已經收復平定的東部失地。

托勒密三世（Ptolemy III，前246– 前222在位）繼位后，趁塞琉古帝國內亂繼續向東推進。盡管如此，安提俄克三世（Antiochus III，公元前241 – 前187）繼位后，塞琉古帝國在收復東部行省失地方面仍然有可觀的斬獲。安提俄克三世沒有料到，羅馬共和國崛起得實在太快。趁兩個希臘化王國陷入地緣沖突迅速東進，羅馬人迅速東進，從小亞細亞入侵塞琉古帝國，并在公元前190年重創安提俄克三世。

塞琉古帝國并未隨即傾覆，在接下來的半個世紀里，這個希臘化帝國苦苦掙扎，既要對付東部不斷崛起的帕提亞帝國，又要對付西部迅速崛起的羅馬共和國。公元前131 – 130年，安提俄克七世（Antiochus VII，公元前138 – 前129在位）憑靠當年亞歷山大在中亞地區播下的希臘化城市作內應，數度重創帕提亞帝國勢力，并一度深入其腹地。然而，從西面入侵的羅馬人在背后插了一刀：公元前129年，英勇的希臘帝王安提俄克七世在與羅馬人的戰斗中身先士卒，壯烈犧牲。

西方的古代史家會提醒我們，公元前129年是“希臘化中亞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塞琉古帝國從此不復存在，其疆域收縮為敘利亞地帶。由于羅馬人接替希臘人與帕提亞帝國交手，而帕提亞帝國自身又屢屢出現分離性動亂，這場世界大戰還要持續一個世紀。 我們則應該想起，漢武帝恰好是在公元前129年對不斷“侵盜暴虐中國”的匈奴發動第一波全面攻勢，并在20多年后遠擊大宛。

在此之前的公元前230或前223年時，脫離塞琉古帝國的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在歐緒德摩斯一世（Euthydemus I，公元前260 – 前195）治下向北擴張，奪取了大宛，并按希臘方式在各村鎮修建塢堡。他的兒子德墨特留斯一世（Demetrius I，公元前222 – 前180）在位期間（公元前200年起），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又向興都庫什山脈以南和西北印度擴張，儼然有成為帝國的態勢。因此，一百多年后，武帝的中華軍隊兵至大宛，堪稱中國與西方印歐民族的首次政治性接觸。據說，“宛”很可能轉譯自梵語的耶婆那（Yavana），巴利語寫作Yona，而這個語詞轉寫自íōnes（?ωνε?= Ionians［伊奧尼亞人］），因為，“耶婆那”泛稱隨亞歷山大東征移居南亞和中亞的希臘人。

巴克特里亞（大夏）地處西亞與中亞接壤地帶，往南可通印度北部的孔雀王朝，往東可通中華帝國，往北可通中亞和西伯利亞，堪稱地緣政治學上所謂的通道地帶（Gateway Zone）。無論在當時還是19世紀中葉世界歷史進入帝國主義時代抑或今天，這一地帶又算得上地緣政治學上所謂的破碎地帶（Shatter Zone）。

大夏雖然脫離了塞琉古帝國，畢竟是亞歷山大東征時所開辟的屬地，而且長期承認塞琉古帝國為宗主國，自然成了希臘化王國抵御“好斗的”游牧集團的東部屏障。一百多年后武帝西征，中華帝國就與希臘化王國對游牧集團形成夾擊態勢，或者說形成了地緣政治學上所謂的擠壓地帶（Compression Zone）。重要的是，今天的我們應該看到，這個時候，世界歷史上波瀾壯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結束。

三、司馬遷筆下的遠伐大宛

亞歷山大的抱負和漢武帝的骨氣在世界歷史上相遇，共同開辟了名垂青史的絲綢之路，盡管此路實際開通時，世界地緣政治格局已經是羅馬帝國– 帕提亞帝國– 中華帝國的三分天下。從這一意義上講，武帝時代的確堪稱世界歷史上的第一個中國時刻。畢竟，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控制著興都庫什山以北的全部阿富汗，還有中亞的一片條狀地區”，“他們的襲擊延伸到了中國漢朝的邊界”，“這是中國與其他文明世界之間最初的正式接觸。”

亞歷山大滅掉波斯帝國后繼續東征，據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求知欲：走到天下的東極。與此不同，武帝持續西征則是為了華夏共同體的生存安危。

事實上，和平相處在經濟和政治上都需付出巨大的代價。不斷的進貢不僅是經濟上的負擔，也顯出政治上的軟弱。所以，漢帝國決定一勞永逸地解決匈奴的糾纏。首先奪取河西走廊，控制農業富庶的西域地區，接著經過近十年的多次征戰（結束于公元119年），將游牧部落趕回他們原來的地方。河西走廊通向西部的帕米爾高原，高原以西就是一個嶄新的世界。中國為一條橫跨大陸的交流通道打開了大門——“絲綢之路”就此誕生。

絲綢之路

應該說，沒有亞里士多德的學生亞歷山大充滿權力欲的東征，單憑骨氣硬朗的武帝西征，沒可能開辟出這條政治性的絲綢之路，盡管在此之前可能已經有了私人性的絲綢之路。畢竟，武帝西征時，大夏已經存在了一個多世紀，而這個希臘化的政治單位實際控制著美索不達米亞與中亞和南亞（印度）的交通樞紐，盡管希臘化的塞琉古帝國當時正在不斷碎片化。

我們不能忘記，亞歷山大東征的最初動因同樣是一勞永逸地解除泛希臘政治體面臨的來自東部陸地沒完沒了的威脅，與武帝西征的原初動因并無不同。 亞歷山大死得太年輕，否則，他的帝國未必會陷入內戰狀態乃至分崩離析，讓羅馬人趁機得利。羅馬人崛起之后，收拾希臘化的內戰狀態，并致力于接替希臘人控制美索不達米亞這個火藥桶地帶，從而與正在崛起的中華帝國相遇。

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東西兩端兩個新生帝國在世界歷史上的這場相遇足以表明，20世紀初，英國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1861–1947）對世界歷史地緣政治大勢的描畫看似沒錯，其實不然。世界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顯然并非歐亞內陸心臟地帶游牧集團與邊緣地帶文明政體的地緣政治沖突，而是邊緣地帶各文明政治單位之間的沖突。麥金德提出所謂心臟地帶與新月形地帶的二元對立這一政治地緣的歷史模式，不過旨在為陸上強權與海上強權的對立提供政治史學證明，以守護大英帝國的殖民擴張所得，這種思維明顯只有在航海大發現之后才有可能。20世紀的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荷蘭裔的美國地緣政治學家斯皮克曼（1893 –1943）以所謂“邊緣地帶”威脅論取代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威脅論，不外乎把大英帝國的政治地緣視角置換成了當時正在崛起的美帝國的政治地緣視角。

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

歷史的經驗應該讓我們記取，從地緣政治學視角看世界歷史，必須注意地緣政治變動的歷史階段狀況。由此可以理解，從世界歷史的視野來看中華帝國在周 – 秦 -漢時期經歷的古今之變，難免不易把握要津。對比觀察世界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十分誘人，卻處處充滿陷阱。日本學界研究中國古代史的名家宮崎市定（1901 – 1995）的文筆讓人一看就知道他腦子忒靈，但他的如下說法顯然離譜：

［中國］戰國［時期］的領土國家并立，就西洋來說則類似于統一了意大利半島的羅馬與迦太基、敘利亞、埃及等對峙的狀況。一度在西洋長期獨立活動的都市國家，此時都被吸收到領土國家中，只是作為領土國家的一個單位才被允許存在。

戰國時期七國爭雄，畢竟是在周天子的“天下”內打斗，秦代周屬于改朝換代，而羅馬共和體把亞歷山大征服的地域納入囊中之前，地中海地區從未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治單位，兩者豈可同日而語！

宮崎市定還說，“人類最古老的文明產生于西亞的敘利亞一帶，向西傳播后成為歐洲文明，向東傳播成為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這一說法來自西方的世界史學界的一般看法，卻并未得到實證研究的證實。 今人能夠明確看到，自公元前一千年以來至羅馬帝國形成的第一個世界歷史的普世時段，地緣政治沖突的基本動源確乎來自如今仍然處于戰爭狀態的美索不達米亞及其周邊地區（敘利亞、伊朗、伊拉克一帶）。但這一以帝國更替為基本特征的地緣政治沖突的走勢，明顯是向西移動，而不是同時也向東推移。苜蓿或葡萄之類植物種子的東移，與地緣政治沖突的東移顯然是性質不同的兩碼子事。

施米特年輕時就已經注意到，地中海即古希臘-羅馬文化“成了一條龍”，它盤踞在“位于人類向北遷徙的道路上”：

不過，它也有自己的對應物。東方，還臥著另一條龍。在印度，蜂巢地的這對孿生子的道路發生了分岔，高止山脈的前印度山系為兩路遷徙者指明方向。其中第一條朝西北方向走，而第二條則朝東北走，想屆時留在中國，“茍且偷生”。直到另一條龍戰勝地中海、人類抵達北方，那個向它伸手的兄弟，也要把它拽到北方。

這段文字極為精煉地概括了兩千年來世界地緣政治嬗變的歷史大輪廓：起初，這個世界上出現了兩條“龍”，一條在地中海的西方，一條在高止山脈（Gatsberg）以東，即“東方的黃龍”。兩條龍因高止山脈的岔路而失之交臂，后來出現了第三條“龍”，人們應該稱之為“日耳曼龍”，它“戰勝地中海”并取代了古希臘-羅馬文化這條“龍”。

日耳曼龍會繼續“朝東北走，想屆時留在中國”，因此，“東方的黃龍”最終會成為“抗衡地中海龍的力量”。施米特待年齒漸長后才看清楚，日耳曼龍又搖身為北美龍，它越過太平洋“朝西北方向走”，不會再遇到高止山脈的岔路。因此，“東方的黃龍”將要面對的搏殺對手不再是“地中海龍”，而是來自太平洋彼岸的日耳曼變色龍。

由此看來，沃格林的說法更為符合史事：在人類第一個世界歷史的普世時刻，出現了兩個不同的“天下”，即從美索不達米亞到西地中海的荷馬式“天下”和遠東的中國式“天下”（《天下時代》，頁371 –373）。由于昆侖山脈和喜馬拉雅山脈的阻隔，這兩個“天下”的地緣政治狀態沖突并沒有交織在一起，以至于我們不能說，人類第一個世界歷史的普世時刻是同一個“天下”時刻。

如果要說這兩個不同的“天下”時刻有什么共同點，那么也許可以說，大型帝國的形成往往是來自帝國邊緣甚至邊界之外的部落文化移民入侵（migratoryinvasions from tribal cultures beyond the imperial borders）的結果。盡管如此，我們仍然不能忽視一個決定性的差異：在中華帝國的成長過程中，即便不斷有帝國邊緣甚至邊界之外的部落入侵，其結果是華夏帝國的賡續，而非帝國更替。日本的東亞古代史名家強調代周而起的秦國原本屬于戎狄中的一支， 除了別有用心，我們無法找到別的解釋。

《史記》中有《大宛列傳》，與《匈奴列傳》對觀，我們不難發現，這兩部列傳的筆法明顯不同。在《大宛列傳》一開始，司馬遷就讓我們看到，匈奴不僅侵擾農耕生活方式的中華政治體，而且欺負原來生活在河西走廊一帶同樣是游牧集團的大月氏（據說屬印歐人族）。武帝決定聯合受欺壓的弱小民族，共同抵御好戰善騎卻十分兇殘的部落集團，派張騫西行尋找大月氏族取得聯絡。

張騫出西域壁畫

當今西方的世界歷史地理學家說，“張騫最重要的成就是為中國人‘發現了’中亞”，他的報告“讀起來像是精心寫作的情報備忘錄”，因為報告主要談及中亞各政治單位的“軍事實力”。 情形真的如此嗎？張騫的書面報告（如果有的話）并沒有流傳下來，今人能夠看到的最早文獻便是司馬遷的《大宛列傳》——其實也可稱為“張騫列傳”。

司馬遷首先簡述張騫的首次西行經歷，然后簡述大宛：

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

看來，大宛屬于農耕生活方式的族群。隨后，司馬遷以大宛為軸心，描述了周邊各政治單位的基本情況。

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媯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

司馬遷對大夏和安息的描述最詳，如今我們得知，安息與大夏都是塞琉古帝國碎片化的結果。張騫對這些“國際政治背景”情況一無所知，因為我們看到司馬遷接下來記敘說：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這哪里“像是精心寫作的情報備忘錄”？西方的史學家用西方的歷史經驗來看待這篇報告，才會滿腦子中亞各政治單位的“軍事實力”。當然，我們應該理解，即便在當時的西方智識人眼里——比如僅比司馬遷早約半個世紀的希臘紀事家珀律比俄斯（公元前200 – 前118）眼里，已經見多了歷史上的帝國沖突和更迭，難免會堅定不移地相信，人世間各政治單位的地緣政治關系就是你死我活。

我們值得看到，武帝得知西域的地緣政治狀況之后，并未像西方帝王或羅馬元老院那樣，隨即發兵奪取，而是贊同以利誘之，借助通商化解“殊俗”，隨后就有了張騫的第二次西行。難道我們能說武帝好“多伐”而不“厚德”？我們至多可以說他陽儒陰法，即便如此，這又有什么不對呢？

如今的西方史學家會說：接下來不就發生了武帝征伐大宛的事情嗎？沒錯，但這件事的來龍去脈是怎樣的呢？司馬遷記敘道，漢使者回來告訴武帝：

“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

可以看到，有軍事腦筋的是大宛精英，而非我們的漢武帝。若是亞歷山大或正在崛起的羅馬共和國元老院，恐怕就不會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善馬這種互利共贏的事情，而是徑直出兵碾平再說。我們也不能說漢使態度不好，畢竟，大宛貴族先自持天然地緣屏障慢辱來使。

漢武帝骨氣硬，而且似乎脾氣不好倒是真的。他得知這一結果后“大怒”，遂出兵征討，完全不考慮戰線足有12550里之遙，后勤補給怎么跟得上。西方的中國古代史家也不免感嘆，就軍事力量離帝國首府的距離而言，中華軍隊這次出征“比羅馬軍團離羅馬城更遠，雖然地中海地區的海上交往要便利得多”。

司馬遷對武帝出兵大宛的事情講述頗詳，看得出來，中華軍隊的這次西征非常艱苦。畢竟，戰線太長，而且地形和氣候條件極為惡劣。何況，當時國內正遭遇自然災害，“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可想而知，前方將士苦不堪言：

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原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

這應該看作是司馬遷責備武帝的筆法。在結語中司馬遷說：

禹本紀言“河出昆侖。昆侖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后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司馬遷幾乎把張騫的西域之行乃至“天子為萬里而伐宛”的事情看作是自然地理考察，以印證《禹本紀》或《山海經》中所記是否“為虛妄也”，并未指責武帝“窮兵黷武”。我們可以把這理解為“忌諱”筆法，但在《匈奴列傳》的結語中，司馬遷為何又不忌諱“刺武帝”呢？

司馬遷認為，這事非同小可，必須上升到政治思想高度來看待。在《樂書》中我們讀到，司馬遷一上來就講了一番大道理：

海內人道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于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嘄噭之聲興而士奮，鄭韂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樂書》）

接下來沒過多久，司馬遷就說到武帝即位后的作為，說他“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多爾雅之文”。看來，武帝崇儒而且注重個人修德是確有其事。問題在于，一個人有追求德性的愿望，不等于他真的能養成節制德性，改掉或克制自己不好的偶然性情。否則，研習儒學的人個個都會是好人，而實際上遠非如此。

隨之司馬遷說到武帝好馬的習性，“嘗得神馬渥洼水中”，高興得作了一首“太一之歌”——緊接著他就“刺武帝”了：

后伐大宛得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以為歌。歌詩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中尉汲黯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圣制，當族。”（《樂書》）

妙啊！不是嗎？尤其妙的是，司馬遷也“刺”大儒公孫弘（前200–前121）學乖了。圣上聽到刺耳之言雖然不高興，卻也僅僅“默然”，可見他習讀儒家經典多少有成效。也許他默然想到：國威與民樂兼得談何容易，下人不能體會為政者的難處，發一通脾氣也沒用。

今天的我們值得看到，《大宛列傳》表明，無論漢武帝還是司馬遷，都毫無如今所謂國際地緣政治意識，或者說雖然身處“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卻沒有這樣的“時刻”意識。如果我們因此責備他們，那就會是我們的歷史意識出了問題。畢竟，一道道山脈將美索不達米亞和地中海周邊慘烈的政治沖突與華夏秩序賴以形成的地帶隔離開來。我們不能責備自己的祖先生活或意識閉塞，因為我們沒可能責備自然地緣。

反過來，我們也得承認，我們的祖先對帝國更替式的文明沖突毫無經歷。因此，西方的世界史學家有理由說：

那些處于閉塞狀態下的民族，既得不到外來的促進，也沒有外來的威脅，因而，被淘汰的壓力對它們來說是不存在的，它們可以按原來的狀況過上幾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

在杉山正明看來，“希羅多德的《歷史》及司馬遷的《史記》有令人驚訝的相似處，兩者都是為了‘現在’而有歷史。” 這個相似的理由似是而非，畢竟，“為了‘現在’而有歷史”的紀事書，豈止是希羅多德和司馬遷的傳世之作。

希羅多德（公元前485年生）比司馬遷（公元前145年生）早三個世紀，就歷史時間和政治秩序演化的平行對觀而言，尤其是就我們應該從古代史書中學習什么而言，在筆者看來，我們更值得拿珀律比俄斯和普魯塔克（公元46 – 120）與司馬遷對觀。

希羅多德

無論文明類型還是政治思想的比較，都是為了提高對自己的認識。因此，比較不僅要尋找相同或相似，毋寧說，尋找不同或差異更重要，這樣才能更好地發現自己的不足。珀律比俄斯和普魯塔克都做了羅馬人的“亡國奴”，在他們的紀事書中，最為突出的歷史意識莫過于不同政治體及其擔綱者的德性比較，這當然基于他們所身處的世界歷史的羅馬時刻。

在司馬遷的紀事中，我們看不到這樣的文明沖突式的德性比較，昆侖山脈和喜馬拉雅山脈阻隔了前現代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與羅馬時刻的地緣關系。當時羅馬城邦的共和政體已經難以為繼，不得不轉換成帝制，正是中華帝國智識人學習的好機會。

古希臘人對不同政治體及其擔綱者的德性比較意識，嚴格來講始于荷馬。《奧德賽》開篇就唱到：奧德修斯如何歷經種種引誘，在攻掠特洛伊神圣的社稷之后，見識過各類人的城郭，懂得了他們的心思。

在希羅多德、柏拉圖和色諾芬那里，這種比較意識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智識水平。在現代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我們才開始學習古希臘人在兩千年前就已經開始的德性比較。郭嵩燾（1818 – 1891）是中國致力認識西方的第一人，當時大英帝國勢力已經深入中亞腹地，我國西域再遇危機。在這樣的歷史處境下，郭嵩燾讀《匈奴列傳》后寫到，“春秋時之戎狄皆在中國”，“大多與中國雜居”：

迨七國以后，漸次收取胡地，而后匈奴始橫于塞外。匈奴立國之始，與諸胡之徒出塞外者日相吞并，以成乎強大，其本未必多可紀者。而周秦之世紀載無征，史公乃混中國與西戎，北狄言之，并其種類亦不可詳矣。

郭嵩燾對司馬遷的批評，與其他直到民初都還可以見到的那類文史家的批評都不同，因為他懂得：

西洋立國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與遼、金崛起一時，倏盛倏衰，情形絕異。

若我們以為，今天我國學界的古典西學研究已經足夠了，這僅僅證明我們對自己身處的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的認識還相當淺表。

公元前2世紀末期至公元前44年共和制終結，隨著羅馬城邦共和政體的征服地區不斷擴大，羅馬對征服地區的控制不斷出現問題，好些地方出現反叛，甚至在羅馬政權的本土基地亞平寧半島也出現反叛。羅馬城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先后兩次發生軍事政變。公元前53年，克拉蘇遠征帕提亞，兵敗身亡；公元前29年，羅馬內戰結束，屋大維成為首任皇帝，隨即改變東進方針。公元前63年，經過為爭奪亞美尼亞控制權的長期戰爭，羅馬帝國與帕提亞帝國終于坐下來簽訂了一個劃界而治的“和平”條約，世界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才劃上句號。

賀拉斯（公元前65 – 公元8）有幸生活在羅馬帝國初生之時，他的《頌詩集》洋溢著帝國的朝氣。在他筆下，羅馬帝國有如“薩圖努斯之子，人類的守護者”：

無論他名至實歸的戰場大捷

是馴服了覬覦拉提烏姆的帕提亞，

還是讓東方海岸的印度和絲國

臣服于羅馬，

他都將追隨你，公正地統御世界。

這里的所謂“絲國”原文為Seras，并非指當時的中華帝國，而是指中亞地區絲綢之路上的某個方國。我們必須承認，憑靠羅馬帝國接防亞歷山大所征服的西亞和中亞地帶，詩人賀拉斯已經具有全球政治意識。他筆下的所謂“世界”，原文即orbem［地球］，其含義指羅馬人所知的整個人居地帶（ecumene）。 直到今天，這種全球政治意識在我們的詩人身上仍屬罕見。

西方人是否真能“公正地統御世界”，當然是世界政治史上懸而未決的大問題。沒有問題的是：西方人很早就有了“統御orbem［地球］”的抱負。賀拉斯并不知道，武帝的中華軍隊突入西域后，南匈奴集團降服中華，北匈奴集團潰散，其中一支輾轉西串，數百年后進入歐洲東部和中南部，引發日耳曼人紛紛西逃，西羅馬帝國傾覆。世界地緣政治格局由此出現大洗牌，真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本文節錄自《武帝文教與史家筆法》書序，轉載時省去注釋。感謝劉小楓老師賜稿！序言下半部分也將于近期刊登，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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