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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3-02-10 18:00:50 瀏覽：

前沿拓展：

南北朝是大分裂時代臨近結束的最后階段，也是南、北方對峙角力、一決雌雄的關鍵時期。雙方保持了較長時期的和平共處，軍事斗爭不是優先手段，主要是在政治、文化層面較量，而其中的主線就是對正統地位的爭奪。作為文化表現的一個方面，從南北朝墓葬文化的互動關系中同樣可以看到這條線索的貫穿與影響。本文試就此進行論述。

一、復歸“晉制”的北朝墓葬文化

西晉亡后，東晉仍是司馬氏當皇帝，在正統方面占據先天優勢，胡族建立的漢、前趙、后趙皆缺乏與之爭奪的底氣。但隨后的十六國胡族君主則不再相讓，努力逾越胡漢之間的種族鴻溝，多以三皇五帝為始源，例如慕容氏追祖有熊氏(黃帝)①、苻氏追祖有扈氏(夏禹)②、姚氏追祖有虞氏(舜)③、赫連氏追祖夏后氏(夏禹)④、拓跋追祖黃帝⑤等，反映了胡族君主粉飾出身，以確立追求正統的合法性。到北魏建立后，正統之爭更是達到巔峰。

北魏剛建國時，就采取了與南方爭正統的措施，尤其表現在國號的選擇上。稱國號為“魏”，承繼神州上國曹魏⑥，以否定西晉的合法性，進而從根本上否定當時東晉朝廷的正統地位。不過，拓跋魏本身并沒有多少文化底蘊，在統一北方和擴建平城的過程中，他們只能大量吸收十六國文化來充實自己。十六國文化在平城紛紛登場，多系統并存的多樣性特征是對北魏早期(平城時代前期)墓葬文化總體面貌最簡要的概括。墓室形制既有長方形的，也有方形的；墓向既有西向的，也有南向的；對墓主生平的記錄，既可以附著在葬具或壁畫上，也出現了專用的磚、石墓銘；隨葬器物以陶器為主，既有反映拓跋舊傳統的戳點紋罐，也有反映文化新特點的平沿或盤口的壺、罐；墓葬壁面的通幅壁畫更是直觀表現了不同文化來源的題材和構圖方式并存、交叉的狀況。墓葬中，東北、河西、關隴文化因素齊聚，而且更多地體現了東北、河西地區的因素⑦，而這三個地區的十六國文化基本是繼承西晉文化而來。到北魏中期(平城時代后期)，面對既成的文化現實，拓跋氏再要否定西晉，就等于否定自己，北魏初期確立的正統觀到了需要調整的時候。

太和十四年(公元490年)，孝文帝詔令群官再議魏德行次，并在激烈辯論的雙方中，贊成李彪等人的主張，上承西晉之水德⑧。這樣做，既不否認自身文化的現實基礎，又使北魏站到與東晉南朝同等的繼承位置上，形成競爭關系。至于誰更有資格繼承西晉，一定程度上就看誰的文化更像西晉。北魏中期墓葬文化的發展情況，證實北魏正按“晉制”墓葬的模式確立自己的文化取向。在太和十四年以前的一段時間里，已進行著一系列文化措施的醞釀和實踐。北魏中期墓葬形制以弧方形為穩定態，復雜者不過有前、后雙主室，這恰是西晉墓葬演變到最后階段的形制。西晉洛陽墓葬沒有壁畫，而有鎮墓武士、鎮墓獸，鞍馬、牛車，男俑、女俑，家畜俑等俑群組合，北魏中期墓葬就明顯地抑制墓室繪畫，而忽然恢復出完整的俑群組合。墓主生平記錄集中到專用墓志上，有長方形磚志、碑形或長方形石志，這也是西晉墓志的幾種常見形制。我們明顯感覺到北魏中期墓葬已經摒棄早期的多樣性特征，而在按照較為簡約的“晉制”墓葬模式進行取舍。太和十四年之議的結果，正式確立了北魏向“晉制”轉變的文化目標，以西晉都城洛陽為新都是這種行動的一個象征。

到北魏晚期的正光、孝昌之際(公元523～526年)，“晉制”終于在洛陽地區全面復歸⑨。至此，在中原北方消沉了200多年的“晉制”，竟然通過北魏的刻意模仿而復興了。東魏北齊、西魏北周都繼承了北魏遺留的“晉制”框架。東魏北齊墓葬延續了北魏晚期洛陽的文化面貌和發展趨勢。西魏北周墓葬另辟蹊徑，文化面貌雖有較大變異，但套用的仍是北魏洛陽“晉制”的框架。北朝對“晉制”的緊緊追隨，逐漸顛覆了南方所持正統的先機。

二、南朝墓葬的發展格局與正統爭奪的形勢

面對北朝爭奪正統的步步緊逼，南朝墓葬的自身發展狀況及其應對措施如何呢？我們首先來簡要總結南朝墓葬的基本現象，以都城建康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最能體現政治背景影響下的墓葬文化。

(一)墓葬形制單一化為長方形單室券頂墓

長江下游地區的東晉早期墓葬一改江南東吳、西晉時期前后雙室墓(有的帶耳室)、長方形單室墓(有的帶耳室)并行的局面，單室墓成為主流，除了原有的墓室平面呈長方形的券頂單室墓，還受西晉中原“晉制”墓葬的影響而新出現墓室平面近方形的穹隆頂單室墓。大致到了東晉中期的穆帝永和年間，近方形穹隆頂單室墓基本消失，墓葬形制只有長方形券頂單室墓一種，大多帶甬道，與墓室相連呈“凸”字形，面貌十分單一。先前常見的直欞假窗突然不見，墓壁上僅留有“凸”字形燈龕，并開始有外弧的趨勢。東晉晚期，假窗在墓壁上重新H{現，而墓葬形制的變化不甚顯著，墓室規模比前一階段增大，墓壁外弧更為明顯。南朝墓葬繼續沿著這個軌跡發展，未有質變，整體呈“凸”字形、墓室呈長方形的單室券頂墓貫穿整個南朝，只是壁面新出現桃形燈龕，墓葬規模普遍比同級的東晉墓葬要大，部分墓葬壁面弧起，形成橢圓形平面⑩。

(二)陵墓地面出現神道石刻

南朝陵墓神道石刻一般為三種六件，即石獸、石碑、石柱各一對。石獸的列置顯示墓主身份的等級區別，帝陵前悉用麒麟(或謂天祿、麒麟各一)，王侯貴族墓前均為辟邪。石碑、石柱為帝陵、王侯貴族墓葬共有。石碑為圜首，左右為雙龍交纏紋環綴于碑脊，有的碑身兩側刻有神獸、朱雀、白虎、花葉紋，碑座為龜趺。石柱分為三個部分：上為柱首圓蓋，多呈圓形蓮花座狀，上立一小辟邪；中為圓柱形柱身，上刻凹楞紋，柱身上段嵌一塊刻神道銘文的方形柱額；下為柱礎(11)。

(三)新出現拼鑲磚壁畫

東吳至東晉的部分南方墓葬壁面有花紋磚或畫像磚，裝飾題材包括蓮花紋、忍冬紋、蕉葉紋等植物紋，四神、怪獸、魚、虎、鳥等動物紋，三角紋、菱形紋、錢紋等幾何紋，少數還有文字。這一時期的畫像篇幅較小，基本為單磚模印，即每塊磚上只有一幅畫像，且獨立成圖；東晉時期偶見由2或3塊磚拼成的小幅壁畫。進入南朝后，墓壁裝飾發生重大變化，除原有紋飾系統繼續發展，新出現了眾多畫像磚組成的大幅拼鑲磚畫，包括仗刀門吏、獅子、出行儀仗、飛仙、羽人戲龍(虎)、日、月和高士等內容(12)。最具代表性的是“竹林七賢與榮啟期”磚畫，目前有南京西善橋宮山(13)、丹陽胡橋仙塘灣(14)、丹陽建山金家村(15)、丹陽胡橋吳家村(16)、南京雨花軟件園(17)5座拼鑲磚畫墓出土，皆當為南朝帝陵，已有四座被推測為宋陵或齊陵。其中南京西善橋宮山墓所出的保存極為完整，人物形象及題榜姓名也與史書記載一致，此墓在五墓中年代最早，約為劉宋中晚期(18)。

(四)流行瓷器

瓷器是南方先進工藝在日常生活中的體現，以青瓷為代表，也有黑瓷，出土數量眾多，是六朝墓葬隨葬品中最穩定的因素之一。長江下游自東吳以來隨葬瓷器的種類和組合，在南朝墓葬中雖有所增損，但核心器類得到延續。基本組合為盤口壺、雞首壺、唾壺、罐、燈、盞、缽、硯等，罐、壺日漸瘦長，流行方橋形器耳，新出現細長頸圓腹瓶、蓮花尊等，以蓮瓣紋為裝飾的器物較普遍(19)。

(五)墓內新出現成組的石制品

大約從劉宋中晚期開始，建康地區大中型墓葬中除了原有的滑石豬，又涌現出一批新的石制品，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墓葬設施，包括門、棺座、祭臺、器座等；二是明器，包括人俑、馬俑、憑幾、灶、屋等(20)。東吳西晉時期，棺床和祭臺不大常見，少數墓葬在墓室內設有祭臺而未設棺床，棺床和祭臺都用磚砌成。至東晉，棺床和祭臺才普遍流行，仍以磚砌成。南朝時，在磚棺床上出現長方形石棺座，墓室前部則新見放置遺物的石祭臺。

(六)新出現方形石墓志

東晉墓志以長方形磚質或石質為主，方形磚墓志很少(21)，其或為方形石墓志的先聲。如南京郭家山所出溫嶠墓志基本為正方形，長45、寬44厘米，墓志銘中沒有紀年，據史書記載溫嶠卒于東晉咸和四年(公元329年)(22)。方形石墓志到南朝齊、梁時期才出現，數量也不多(23)。如南京煉油廠附近所出齊永明六年(公元488年)王寶玉墓志基本為正方形，長46、寬47厘米(24)，南京甘家巷所出梁天監元年(公元502年)桂陽王蕭融墓志已是標準的正方形，邊長60厘米(25)。

(七)新出現小冠文吏俑

中原“晉制”墓葬俑群包括鎮墓獸、鎮墓武士組合，牛車、鞍馬組合，男、女侍俑組合，雞、狗、豬的家畜俑組合等。這一整套內容到南朝時期已經很松散，數量也少，特點還算符合“晉制”，但整體不夠系統、完整，在同一座墓葬里各組合不會同時出現。

與東晉至南朝早期墓葬陶俑中的胡俑、尖帽男俑、寬沿圓頂帽男俑、平巾幘男俑、尖圓頂小帽男俑、高髻女俑比較，南朝中后期的陶俑面貌發生了急劇變化，胡俑消失，只見男、女俑。男俑是清一色的小冠文吏俑，身著長袍，這在東晉至南朝早期墓葬從未見過；目前出有這種俑的最早的紀年墓是劉宋末期元徽二年(公元474年)的明曇憘墓(26)。女俑流行寬大覆額的發型，始見于梁(27)，如薨于大同二年(公元536年)的梁桂陽王蕭象的墓葬(28)所出。可見，男俑的變化比女俑早。另外，女俑的發型同此前穿環髻覆蓋于兩側云鬢上的女俑有演變繼承關系，相比之下，男俑的面貌更令人耳目一新。因此，小冠文吏俑是南朝產生的具有引領風氣的新形象的俑類。明曇憘墓所出小冠文吏俑有兩種形態，一種身體中空，呈筒狀，另一種為身體中空，背部扁平。武昌三官殿普通元年(公元520年)梁墓繼承和發展了背部扁平式陶俑，男、女俑均背部扁平(29)。

(八)佛教因素流行

佛教因素在南方東吳西晉墓葬中已經出現，但普遍滲透到墓葬中，真正與之發生內在聯系，要到南朝時期。佛教因素在南朝主要出現在構建墓室空間的畫像磚上，所含的佛教因素大致有：佛教人物形象類的佛像、僧人、飛人、伎樂、供養人物，佛教護法類的獅子，以及佛教象征物的雜器、佛塔等(30)。隨葬瓷器上的蓮花紋裝飾，以及花紋磚上的蓮花、纏枝、忍冬等紋樣也應是佛教影響的結果。

分析上述八項現象，可見南朝墓葬文化發展格局的四種構成方式及所面臨的正統爭奪形勢。

第一種，南朝逐漸放棄“晉制”墓葬形制，墓葬特征深陷地方化格局。

南朝墓葬文化最主要的特征表現在墓葬形制和隨葬品兩方面。東晉王朝的皇帝是司馬氏，毫無疑問是西晉正統的繼承者。因此，東晉早期“晉制”在以新都城建康為中心的長江下游地區獲得迅速發展。高級官員和世家大族普遍采用平面近方形的穹隆頂單室墓，延續著中原西晉中后期墓葬的主流風格。但是經歷了東晉中期北伐形勢的大起大落，東晉朝野回遷故土的熱望破滅，北來世族不得不接受久居南方的現實。東晉晚期至南朝，墓葬形制變得單一，為整體呈“凸”字形、墓室呈長方形的單室券頂墓，完全放棄中原“晉制”墓葬的形制，只采用南方本地的傳統墓葬形制：墓葬尺寸普遍增大，有的壁面弧起、形成橢圓形以擴大空間，進一步反映北來世族的子孫們愿意安居南方、將墓葬作為地下的永久居所(31)。隨葬品中，瓷器占大宗，包括日常用品的各種類型，成為保存狀況較好、最易引人注目的器物群。北朝晚期以前，瓷器的發展中心一直在南方，越窯為主的長江下游地區瓷器代表著南方瓷器的最高成就。整體而言，南朝對地方文化的認同感不斷上升，與晉的中原正統不斷疏遠，“凸”字形墓和瓷器作為南方本地特征，成為南朝墓葬文化的基本底色。南朝放棄“晉制”，甘居一隅，無異于將正統的旗幟拱手讓于北朝，而北朝也確實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歷史機遇。

第二種，“晉制”體系的少量因素仍被南朝沿襲，發展出新的面貌。

男、女俑組合、墓志等因素屬于“晉制”體系，在南朝墓葬中繼續存在，并發展出具有新面貌的小冠文吏俑、方形石墓志等。小冠文吏俑是新式男俑，仍與女俑成組出現。方形石墓志是由西晉興起的碑形墓志發展而來，在東晉南朝經歷了長方形磚質或石質墓志、方形磚墓志、方形石墓志的演變過程。這兩項都沒有脫離“晉制”原有的發展軌跡。

第三種，南朝與外來文化發生交流，產生新的因素。

南朝墓葬新出現的石制品有與高句麗文化交流的背景。南朝墓葬中石棺座、石祭臺、石門的出現，或受到高句麗墓葬的直接影響。公元408年的德興里壁畫墓前室設有石祭臺，后室設有石棺座(32)。集安高句麗王陵中，4世紀末5世紀初的太王陵墓室內有一屋形石槨，開有兩扇石門，內置兩具長方形石棺座(33)；5世紀早期的將軍墳也在墓室中放置兩具長方形石棺座(34)。高句麗墓葬的用石技術傳到南朝，導致出現了模仿陶明器的石明器，只不過后者技術不精，形象粗糙。

佛教作為外來宗教，漢魏時期尚依附于傳統文化，佛只是道教神仙系統中的一種，有所謂“仙佛模式”(35)。東晉以來，這種形勢發生了變化。佛教不但對道教，而且對道家的經典和儒家思想也開始公開貶斥。到南北朝，佛教要求包容儒、道而為三教之首，南方到梁朝時，佛教在與儒、道的論戰中獲得全勝(36)。據唐法琳《辨正論》記載，到梁朝時，共有寺院2846所，僧尼82700余人，比東晉時增加寺院1000多所，僧尼增加三倍多(37)。梁武帝本人十分崇拜佛教，唯佛為尊，先后4次舍身同泰寺，施舍財物無數，立丈八佛像，禁斷肉食，又創立懺悔法(38)。這些行動，促進了佛教向社會深層的廣泛流布。如此背景之下，南朝墓葬中佛教因素廣為盛行就很自然了。

第四種，南朝為維護舊有的正統地位，采取一些新的舉措。

盡管“晉制”因素在南朝墓葬中相當有限，整體上淪落為地方性文化，但統治階層仍試圖在放棄“晉制”的同時，繼續維護其正統地位，于是采取了一些不同于“晉制”框架的應對措施。

其一，追承魏晉風度，從精神層面的立意謀勝北魏。

北魏以曹“魏”繼承者自居，南朝宋、齊時期起就強調對魏晉風度的繼承，以“名士風范”應對北方胡族的粗獷習氣和世俗眼界，貶低北魏徒有虛名，無有內涵，謀求達到神勝于名的目的。這可能是南朝高門世族趨向沒落、寒門庶族地位上升之際卻出現“竹林七賢和榮啟期”大型拼鑲磚壁畫的真實動機。

其二，援引“漢制”，恢復部分東漢陵墓石刻。

南朝墓葬不能扭轉地方化的趨勢，在“晉制”范疇內已無優勢可言，索性跳出“晉制”，模仿“漢制”，以反壓北魏之“魏”，爭取更早的法統地位。表現為南朝帝陵和王侯墓葬的神道普遍再現成組的石獸、石碑和石柱。

《宋書·禮志二》記載：“漢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祗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刊于墓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后復弛替。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于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太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后，禁又漸頹。大臣長吏，人皆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于是至今。”(39)從目前實物發現情況看，魏晉時期墓前石獸、石碑的禁斷較嚴格，石柱則相對多見，如西晉韓壽墓石柱(40)、河南博愛縣出土的西晉茍府君墓石柱(41)和重慶巴縣出土的東晉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楊陽墓石柱(42)等。

南朝石獸、石碑的形制皆能遠溯東漢。東漢石獸的例子有河南南陽汝南太守宗資墓前的一對石獸(43)、洛陽孫旗屯出土的一對石獸(其中一件背頸陰刻“緱氏蒿聚成奴作”)(44)、陜西咸陽沈家村出土的一對石獸(45)、山東嘉祥武氏墓群建和元年(公元147年)由“孫宗”制作的一對石獸(46)、四川雅安市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益州太守高頤墓的一對石獸(47)等。南朝陵墓最早出現的一對石獸見于劉宋初寧陵，它們就是依據東漢石獸制作的(48)。南朝陵墓前圜首、雙龍紋、龜趺形制的石碑，也來自東漢晚期的式樣，如立于光和六年(公元183年)的王舍人碑(49)。石柱的主體結構更是從漢代經兩晉到南朝一脈相承，具有穩定的延續性(50)。北京所出東漢元興元年(公元105年)“漢故幽州書佐秦君之神道”雙柱保存較完好，僅失柱頂部分，柱上部為方形榜額，柱身刻縱凹楞紋，底部有柱礎(51)。1979年河南葉縣夏李出土一對東漢小石獸，獸立圓盤蓋上，整石雕成，盤蓋底有榫眼，推測是神道石柱頂部的裝飾構件(52)。兩處遺物結合組成的完整石柱結構正是南朝神道石柱的基本形制。石柱雖然在魏晉未斷，但其與石獸、石碑一起成組出現，則是“漢制”的表現形式。南朝陵墓石刻突破了魏晉以來“不封不樹”的禁斷，在劉宋建國后不久即出現，是制衡北魏國號號召力的重要措施。

三、北朝對南朝墓葬文化的壓制與覆蓋

南朝墓葬的新現象，以及不限于“晉制”框架的維護正統舉措，對北朝墓葬文化產生了持續的刺激推動作用。北朝墓葬文化不斷增加的新內容，幾乎可以和南朝一一對應，形成強烈的比較，顯現出競爭之勢。我們可將北朝的舉措歸納為四種方式。

(一)獲取先機

南朝放棄的“晉制”被北朝繼承，正統先機由此轉移到北方。

從墓葬形制看尤為明顯。洛陽地區北魏晚期墓葬有土洞墓和磚室墓兩大類，又各自有斜坡式墓道、豎井式墓道兩種類型，絕大多數是墓室平面近方形的單室墓(53)。東魏北齊墓葬以長斜坡墓道的弧方形或近弧方形單室磚墓為主，另有少量弧方形雙室磚墓和圓形單室石墓(54)。西魏北周墓葬中，方形單室磚室墓少見，方形單室土洞墓多見，高等級墓葬使用別有特色的前室近方形、后室窄長的雙室墓(55)。歸納來看，北魏晚期墓葬形制十分符合“晉制”墓葬的特征，東魏北齊、西魏北周出現了一些特色墓，但主流墓葬并沒有背離“晉制”墓葬的路線。這與南朝墓葬形制完全走上地方化道路形成鮮明反差。

(二)吸收趕超

北朝吸收、推廣南朝先進的文化特色，并創新、發展，逐漸趕超南朝，包括瓷器、墓志、人物俑、壁畫等方面。

北朝瓷器流行，制瓷業漸趨成熟。從北魏晚期起，北方制瓷業迅速興起，改變了瓷器原為南方特產的格局。種類有青瓷、白瓷和黑瓷等，青瓷為主；器形有碗、燭臺、多足硯、杯、盞托、盤口壺、雞首壺、唾壺、罐、缽、尊等，造型受到南方的明顯影響，但胎質用料、器形風格卻又別于南朝(56)。北魏宣武帝景陵出土12件青瓷器，有龍柄盤口壺1件、龍柄雞首壺2件、四系盤口壺6件、唾壺2件、缽1件(57)。河北景縣北齊天統元年(公元565年)封子繪和祖氏墓出土4件蓮花尊，造型宏偉，裝飾瑰麗，與南京靈山梁朝大墓所出者極為相似；根據化學成分分析，一般認為它們是北方所產，是北朝青瓷的最高水平的產品(58)。最重要的是，北朝制瓷業還開創了獨特的制瓷技術，成功燒制了南朝沒有的白瓷。河南安陽縣北齊武平六年(公元575年)范粹墓出土了我國目前最早的一批白瓷，有罐、瓶、壺、碗等(59)。

方形石墓志在南朝出現最早，但發展緩慢，繼續與長方形石質或磚質墓志并行，沒有成為主流(60)。而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后，中原地區使用的墓志基本定型，志石制作規整，絕大多數采用了正方形的或者接近正方形的石料，并產生了不見于南方的覆斗形志蓋，與正方形的志身合為一盒，還可能結合禮制形成了一套等級明確的墓志使用制度(61)。

小冠文吏俑在北魏晚期偏早階段，就進入了洛陽墓葬系統(62)。偃師杏園村熙平元年(公元516年)贈洛州刺史元睿墓出土的5件小冠文吏俑(63)是北朝紀年墓中所見最早的。小冠文吏俑后被東魏北齊和西魏北周墓葬繼承，是普遍流行的主要俑類(64)。同時，南朝陶俑背部扁平的做法也傳入北魏。西安任家口正光元年(公元520年)邵真墓的鎮墓武十俑為合模、中空、平背(65)，制法最接近南朝。此后，北魏發展出單模、實身、平背的人物俑，包括武士俑、儀仗俑、文吏俑等。洛陽正光三年(公元522年)郭定興墓(66)、洛陽正光五年(公元524年)侯掌墓(67)、洛陽正光五年(公元524年)呂達墓(68)、河北曲陽正光五年(公元524年)韓賄妻高氏墓(69)、山東臨淄孝昌元年(公元525年)崔鴻墓(70)、洛陽孝昌二年(公元526年)射聲校尉染華墓(71)、陜西長安縣孝昌二年(公元526年)韋彧墓(72)、洛陽建義元年(公元528年)元邵墓(73)、偃師前杜樓北魏石棺墓(74)、長安區永熙三年(公元534年)韋輝和墓與韋乾墓(75)等均有出土。西魏北周墓葬中，人物俑全部為單模、實身、平背(76)。而南朝的背部扁平陶俑沒有發展起來。

南朝墓葬拼鑲磚壁畫中的仗刀門吏、獅子、出行儀仗、飛仙、羽人、龍、虎、天象等題材，從北魏晚期起在北朝流行，尤以北朝石葬具(77)、北齊墓葬壁畫中最為集中。在吸收南朝題材的基礎上，北朝又有新的發展：一是形成陣容更加浩大、內容更加豐富的儀仗出行圖。二是天象由單獨的日、月圖發展成為布滿墓頂的日、月、星宿、銀河圖，如北魏元乂墓(78)、灣漳北朝壁畫墓(79)、北齊婁睿墓(80)、北齊徐顯秀墓(81)等。三是四神組合完整呈現，玄武圖像得到重視。四是出現畏獸、十二生肖等新題材。北齊時期，高士圖也出現在北方，但僅限于青、齊地區，如臨朐崔芬墓(82)、濟南東八里洼北朝墓(83)，沒有出現在鄴城、晉陽這些北齊統治中心地帶。北齊高士圖的出現，不應屬于南北朝正統之爭的范疇，可能是北齊內部青齊士人與鄴城、晉陽統治集團文化較量的結果。

(三)并行競爭

南北朝有一些并行的文化內容，如俑群組合和數量、石制品、佛教因素等，各自發展，各有特色，主觀上可能不是為了爭奪正統，但客觀上形成相互比較、一爭高下的局面，其結果將影響到正統爭奪的趨勢。在這方面，北朝較南朝強勢。

“晉制”墓葬的俑群組合在南北朝繼續發展。不過，南朝俑群相當弱勢，數量很少，也不能保持組合的完整性。而北朝在北魏中期就恢復了完整的俑群組合，并且在男、女侍俑組合、家畜俑組合方面增添了不少新的內容。人物俑不僅有步行的，還有騎馬的，不僅有侍從俑，還有文吏俑、武吏俑、籠冠俑、樂舞俑、勞作俑等。家畜俑除了雞、狗、豬，還出現羊、駝、驢等。人物俑的數量大增，數十件到一、二百件實屬平常：灣漳北朝壁畫墓多達1800余件，同模制造的俑成批出現，形成龐大的陣容。

在南朝墓葬出現石制品的同時，北魏平城地區墓葬里也出現了石制設施，有石封門、石槨和石棺床。目前所見最早的紀年墓例是大同陽高縣太安三年(公元457年)尉遲定州墓，出有石封門和懸山頂石槨；石槨的前廊有廊柱四根，內有一具石棺床(84)。這可能也與高句麗墓葬文化的直接影響有關。太武帝統一北方后，平城成為文化聚居之地，東北三燕、高句麗文化成為主要來源之一(85)。太延元年(公元435年)至三年(公元437年)，高句麗短期內連續四次往北魏遣使(86)，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往來和文化交流。而357年安岳三號墓甬道設有石封門，墓室回廊設有石廊柱(87)。另如前文已提到的，太王陵墓室內也設有屋形石槨、石門扇、石棺座，這種用石傳統都要早于北魏。晚于尉遲定州墓的墓葬中，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槨壁畫墓(88)、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宋紹祖墓(89)也出土懸山頂石槨，前者底部為鋪地石板，后者底部是一具石棺床。由于石槨的底部多為石棺床，此后形式簡化，墓葬中僅出土石棺床的現象多起來，如大同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司馬金龍夫婦墓(90)、電焊器材廠北魏墓群M112(91)、七里村北魏墓群M14(92)、田村北魏墓(93)。大同方山馮太后永固陵多次被盜，石棺床或被盜走，在甬道前后各設有一道大型石券門(94)。北魏遷洛后，北朝墓葬中除了發現石棺床、石槨，開始多見石棺(95)。總之，南北朝墓葬出現石制品同受高句麗文化的影響，北朝不見南朝那樣的石質明器，但石質設施比南朝有更多變化和發展。

佛教因素方面，北朝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短暫滅佛外，無不扶植佛教，而且偏重于興建寺院、石窟等實體建筑。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北魏太和元年(公元477年)有寺6478所，僧尼77258人；至延昌(公元513～515年)中，天下州郡僧尼寺共有13727所，增加一倍多，“徒侶逾眾”；到東魏時，境內“僧尼大眾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余”(96)。麥積山石窟、龍門石窟、云岡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興盛期皆在北朝。佛教在北朝的傳播，與南朝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佛教因素引入墓葬也是難免的。馮太后永固陵陵園設計的最大特色和首創布局，就是將陵寢與佛寺結合起來(97)。北魏平城時代墓葬的壁畫、漆棺、石棺床或石門楣中，出現天人、力士、童子、護法神等佛教圖像(98)，還有忍冬紋、蓮花紋等具有佛教意義的紋飾；陶器上也有各式滾印的忍冬紋帶(99)。。北魏遷洛后，忍冬、蓮花等佛教紋飾繼續廣泛運用，護法神與供養天人圖像銳減，仙人、四神、畏獸等則大量出現，另外摩尼寶珠成為常見佛教母題(100)。

(四)反制破解

為破解南朝維護正統的措施，北朝采取針鋒相對的反制策略。

根據文獻記載，東漢陵墓的神道石刻有石闕、石碑、石柱、石人、石象、石獅、石虎、石駝、石馬、石牛、石羊、石天祿、石辟邪等，目前發現實物的有石闕、石碑、石柱、石人、石獸(天祿、辟邪、獅、羊和象)等(101)。南朝陵墓石刻恢復“漢制”以爭正統，但只選擇了其中的石碑、石柱、石獸(天祿、辟邪)，石獸呈東漢時那種昂首闊步的行進姿態。北朝為抵制南朝的這一做法，也恢復了“漢制”的陵墓石刻，但選擇的種類恰恰多是南朝未選的，暗含對抗意味。北朝陵墓石刻包括石闕、石碑、石人、石獸(獅、羊)等，但目前北朝石碑、石闕情況不明。北朝石獅為蹲踞狀，與南朝石獸姿態不同。據《水經注》卷十三《漯水》記載，馮太后“永固陵”和孝文帝虛宮“萬年堂”二陵的“廟前鐫石為碑獸，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院外西側，有思遠靈圖，圖之西有齋堂，南門表二石闕，闕下斬山，累結御路，下望靈泉宮池”(102)，可知北魏中期的陵墓石刻已有石碑、石獸、石闕等。北魏宣武帝景陵封土北發現俯臥于地的缺頭石人1軀，雙手杖劍(103)。北魏孝莊帝靜陵也出土杖劍籠冠石人1軀，另出籠冠石人頭1件(104)和石獅1件(105)。磁縣灣漳北齊帝陵封土南側發現杖劍石人1軀(106)。北周上柱國尉遲運墓前發現杖劍石武人3件、石臥羊2件、石蹲獅2件(107)。

南朝墓葬從精神層面直取魏晉風度。而北魏則倡行漢代所推崇的孝義思想，在墓葬中推行南朝墓葬不用的孝子、列女故事圖，反制南朝走“漢制”的政治用心。北魏墓葬中重現漢墓內容的孝子、列女圖，目前所知最早的例子是寧夏固原北魏漆棺畫墓，人物皆著鮮卑裝，報告整理者推斷該墓年代為太和十年(公元486年)左右(108)。但該墓墓室平面為方形單室，墓向卻為坐東朝西，反映的是北魏早期向中期過渡階段的墓葬特點，為獻文帝至孝文帝初期(公元466～476年)的可能性更大。此后是大同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司馬金龍夫婦墓(109)，出土繪有孝子、列女圖像的漆畫屏風，人物皆為漢裝。從北魏孝義圖像的系統性分析，該組屏風應繪制于北方，人物形象雖著南方漢裝，但體現的是北方著力提倡的思想。到北魏晚期，有孝子、列女圖像的石棺、石槨或石棺床流行起來(110)，表明孝義思想的推行頗有成效，比南朝的“魏晉風度”普及程度高。

綜上所述，北朝后來居上，在恢復“晉制”墓葬文化、獲取正統先機的同時，還通過吸收趕超、并行競爭、反制破解三種方式(表一)使北朝墓葬文化諸方面漸居領先，全面壓制與覆蓋了南朝墓葬文化。南朝優勢喪盡，北朝某些新現象甚至對南朝發生反饋：據研究，梁武帝蕭衍建十八班制及流外七班制等重大官品改革多是模仿襲用北魏孝文帝所創類似制度(111)。墓葬文化方面也有反饋蹤跡可尋。始見于梁朝晚期的梳辮為雙丫髻的女俑(112)，就是北朝影響所致。北魏熙平元年(公元516年)贈洛州刺史元睿墓中已出現這種新式女俑(113)。

四、結語

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統爭奪，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5世紀上半葉。北魏以國號為號召，企圖搶占先機，但浮于表面，缺乏針對性的文化舉措作為支撐，文化內容多方匯聚，拼湊痕跡明顯。而南朝早期尚頗有氣勢，不僅軍事上有“元嘉北伐”的大動作，在文化上也計有所出，一方面在意識形態上以魏晉風度相抗衡，另一方面在物質文化方面援引“漢制”，反壓北魏。本階段南朝仍占有優勢。

第二階段：5世紀下半葉至6世紀中期。從北魏中期起，北朝墓葬文化從自身文化基礎出發，確立并堅定實施向“晉制”轉變的文化目標。而南朝卻與“晉制”漸行漸遠，于是在“晉制”的框架內，北朝終于能夠取代南朝所占的“晉制”先機。同時，北朝采取開放、主動的實用主義態度吸收南朝的優勢和特色，進而超越、創新，北齊墓葬乃集其大成。相反，南朝中晚期政權特別是處于轉折階段的梁朝，對北朝的模仿、覆蓋策略難以應對，雖然也吸收很少北朝的新因素，但無良策改變越來越被動的局面。當北朝也具有南朝的優勢時，南朝爭奪正統的敗局也就注定了。

南北朝墓葬文化的正統爭奪，以北朝全面壓倒南朝而結束。正統爭奪的動力促使北朝墓葬文化從北魏早期的多樣拼盤，經歷北魏中、晚期的簡約取舍，走向北齊時期的豐富規整，后與北周墓葬文化碰撞、重組，形成了被隋唐繼承的新的墓葬制度——“唐制”。

①《晉書》卷一○八《慕容廆載記》第2803頁，中華書局，1974年。

②《晉書》卷一一二《苻洪載記》第2867頁，中華書局，1974年。

③《晉書》卷一一六《姚弋仲載記》第2959頁，中華書局，1974年。

④《晉書》卷一三○《赫連勃勃載記》第3202頁，中華書局，1974年。

⑤《魏書》卷一《序紀》第1頁。中華書局，1974年。

⑥《魏書》卷二四《崔玄伯傳》第621頁，中華書局，1974年。

⑦倪潤安：《北魏平城時代平城地區墓葬文化的來源》，《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6期。

⑧《魏書》卷一○八《禮志一》第2744～2747頁，中華書局，1974年。

⑨倪潤安：《北魏洛陽時代墓葬文化分析》，《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4期。

⑩a.耿朔：《最后歸宿還是暫時居所？——南京地區東晉中期墓葬觀察》，《南方文物》2010年第4期。

b.鄒厚本主編：《江蘇考古五十年》第298～305頁，南京出版社，2000年。

c.羅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第122頁，南京出版社，2004年。

d.韋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第20～2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11)a.鄒厚本主編：《江蘇考古五十年》第286～288頁，南京出版社，2000年。

b.羅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第96～100頁，南京出版社，2004年。

c.(日)曾布川寬著、傅江譯：《六朝帝陵》第4、5、42、8、35頁，南京出版社，2004年。

d.邵磊：《對南朝陵墓神道石刻研究的回顧與反思》，《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

(12)a.武翔：《江蘇六朝畫像磚研究》，《東南文化》1997年第1期。

b.鄒厚本主編：《江蘇考古五十年》第316～317頁，南京出版社，2000年。

c.姚義斌：《六朝畫像磚研究》第95～98頁，江蘇大學出版社，2010年。

(13)南京博物院、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南京西善橋南朝墓及其磚刻壁畫》，《文物》1960年第8、9期合刊。

(14)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胡橋南朝大墓及磚刻壁畫》，《文物》1974年第2期。

(15)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縣胡橋、建山兩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16)同(15)。

(17)南京博物院：《江蘇南京雨花軟件園南朝壁畫墓》，見《中國考古新發現年度記錄(2010)》(《中國文化遺產》2011年增刊)第141～143頁，中國文物報社，2011年。

(18)韋正：《南京西善橋宮山“竹林七賢”壁畫墓的時代》，《文物》2005年第4期。

(19)a.馮普仁：《南朝墓葬的類型與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

(20)b.鄒厚本主編：《江蘇考古五十年》第318～320頁，南京出版社，2000年。

c.羅宗真、王志高：《六朝文物》第173、174頁，南京出版社，2004年。

(20)耿朔在其北京大學碩士學位論文《建康地區東晉墓葬研究》中有此總結。相關墓例有：

a.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陽王蕭象墓》，《文物》1990年第8期。

b.南京博物院：《南京西善橋南朝墓》，《東南文化》1997年第1期。

c.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雨花臺區文管會：《江蘇南京市花神廟南朝墓發掘簡報》，《考古》1998年第8期。

d.南京市博物館、江寧區博物館：《南京隱龍山南朝墓》，《文物》2002年第7期。

e.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市棲霞區東楊坊南朝墓》，《考古》2008年第6期。

f.安徽省當涂縣文物事業管理所、安徽省馬鞍山市李白研究所：《安徽當涂新市來隴村南朝墓群發掘簡報》，《東南文化》2008年第1期。

(21)朱智武：《東晉南朝出土墓志資料概述》，《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3期。

(22)南京市博物館：《南京北郊東晉溫嶠墓》，《文物》2002年第7期。

(23)同(21)。

(24)徐湖平總主編，莊天明、凌波分卷主編：《(南京博物院珍藏系列)古代銘刻書法》第110、176～177頁，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3年。

(25)南京市博物館阮國林：《南京梁桂陽王肖融夫婦合葬墓》，《文物》1981年第12期。

(26)南京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南京太平門外劉宋明曇憘墓》，《考古》1976年第1期。

(27)韋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第213～21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28)南京博物院：《梁朝桂陽王蕭象墓》，《文物》1990年第8期。

(29)武漢市博物館：《武昌東湖三官殿梁墓清理簡報》，《江漢考古》1991年第2期。

(30)韋正：《試談南朝墓葬中的佛教因素》，《東南文化》2010年第3期。

(31)同⑩a。

(32)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科學院、朝鮮畫報社：《德興里高句麗壁畫古墳》圖4、圖版3、圖版7，(日本)講談社，1986年。

(33)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集安高句麗王陵——1990～2003年集安高句麗王陵調查報告》第236～238、248～253、334～335頁，文物出版社，2004年。

(3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館：《集安高句麗王陵——1990～2003年集安高句麗王陵調查報告》第338～343、362頁，文物出版社，2004年。

(35)溫玉成：《公元1至3世紀中國的仙佛模式》，《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用“仙佛模式”論說錢樹老君》，《新疆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

(36)杜繼文主編：《佛教史》第187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37)［唐］法琳：《辨正論》卷三，《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2卷《史傳部四》第503頁，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年。

(38)杜繼文主編：《佛教史》第162頁，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39)《宋書》卷一五《禮志二》第407頁，中華書局，1974年。

(40)洛陽博物館黃明蘭：《西晉散騎常侍韓壽墓墓表跋》，《文物》1982年第1期。

(41)劉習祥、張英昭：《博愛縣出土的晉代石柱》，《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42)北京大學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編：《中國古代碑帖拓本》第38頁、第168頁32條，2001年。

(43)傅天仇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2秦漢雕塑》圖版八七、圖版說明第31頁，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

(44)傅天仇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雌塑編2秦漢雕塑》圖版九三、圖版說明第34頁，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

(45)傅天仇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2秦漢雕塑》圖版九二、圖版說明第33頁，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

(46)a.博天仇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2秦漢雕塑》圖版九一、圖版說明第33頁，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

b.蔣英炬、吳文祺：《漢代武氏墓群石刻研究》第11、15、16頁、圖版5～8，山東美術出版社，1995年。

(47)a.耿繼斌：《高頤闕》，《文物》1981年第10期。

b.傅天仇主編：《中國美術全集·雕塑編2秦漢雕塑》圖版八八、圖版說明第32頁，人民美術出版社，1985年。

(48)(日)曾布川寬著，傅江澤：《六朝帝陵》第10頁，南京出版社，2004年。

(49)王思禮、賴非：《漢碑源流、分期和碑形釋義》，見《漢碑研究》第30頁，齊魯書社，1990年。

(50)李星明：《佛法與皇權的象征——論唐代帝陵神道石柱》，《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

(51)a.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西郊發現漢代石闕清理簡報》，《文物》1964年第11期。

b.滕艷玲：《關于秦君神道石柱及秦君石墓闕殘件考釋淺析》，見《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雕卷》第33～39頁，北京出版社，2000年。

(52)楊愛玲：《河南葉縣發現的東漢石獸——兼談漢晉的陵墓華表》，《中原文物》1981年第2期。

(53)同⑨。

(54)楊效俊：《東魏、北齊墓葬的考古學研究》，《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5期。

(55)倪潤安：《北周墓葬的地下空間與設施》，《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1期。

(56)張增午、傅曉東：《河南北朝瓷器芻議》，《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

(57)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洛陽古墓博物館：《北魏宣武帝景陵發掘報告》，《考古》1994年第9期。

(58)張柏主編：《中國出土瓷器全集3·河北》第10頁，科學出版社，2008年。

(59)a.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1期。

b.安陽縣文教衛生管理站：《河南安陽發現一座北齊墓》，《考古》1972年第1期。

(60)同(21)。

(61)趙超：《試談北魏墓志的等級制度》，《中原文物》2002年第1期。

(62)同⑨。

(6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隊：《河南偃師縣杏園村的四座北魏墓》，《考古》1991年第9期。

(64)a.同(54)。

b.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考古學報》2005年第1期。

(65)陜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任家口M229號北魏墓清理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12期。

(66)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紗廠西路北魏HM555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第9期。

(67)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洛陽孟津晉墓、北魏墓發掘簡報》，《文物》1991年第8期。

(68)洛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洛陽市吉利區兩座北魏墓的發掘》，《考古》2011年第9期。

(69)河北省博物館、文物管理處：《河北曲陽發現北魏墓》，《考古》1972年第5期。

(70)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淄北朝崔氏墓》，《考古學報》1984年第2期。

(71)偃師商城博物館：《河南偃師兩座北魏墓發掘簡報》，《考古》1993年第5期。

(72)田小利、孫新民、穆曉軍：《長安發現北朝韋彧夫婦合葬墓》，《中國文物報》1999年11月14日第1版。

(73)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第4期。

(74)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偃師前杜樓北魏石棺墓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2期。

(75)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北魏北周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5期。韋輝和墓志記載埋葬時間為“永熙二年歲在攝提孟陬之月甲申廿六日己酉”，韋乾墓志記載埋葬時間為“永熙三年正月甲申朔廿六日己酉”。兩墓相隔一年，下葬日干支相同，絕無可能。張全民考證韋輝和墓志的“永熙二年”實為“永熙三年”之誤，見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北魏、西魏陶俑的演變》注釋(11)，《文物》2010年第11期。

(76)同(64)b。

(77)賀西林：《北朝畫像石葬具的發現與研究》，見《漢唐之間的視覺文化與物質文化》，文物出版社，2003年。

(78)a.洛陽博物館：《河南洛陽北魏元乂墓調查》，《文物》1974年第12期。

b.王車、陳徐：《洛陽北魏元乂墓的星象圖》，《文物》1974年第12期。

(7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第145～173頁，科學出版社，2003年。

(8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睿墓》第14～83頁，文物出版社，2006年。

(8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0期。

(82)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朐縣博物館：《山東臨朐北齊崔芬壁畫墓》，《文物》2002年第4期。

(83)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濟南市東八里洼北朝壁畫墓》，《文物》1989年第4期。

(84)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陽高北魏尉遲定州墓發掘簡報》，《文物》2011年第12期。

(85)同⑦。

(86)李憑：《高句麗與北朝的關系》，(韓)《高句麗研究》第14輯，2002年。

(87)(日)平山郁夫總監修：《高句麗壁畫古墳》第66～67、94～99，頁，東京：共同通信社，2005年。

(88)王銀田、劉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槨壁畫》，《文物》2001年第7期。

(89)a.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紹祖墓發掘簡報》，《文物》2001年第7期。

b.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雁北師院北魏墓群》第71～162頁，文物出版社，2008年。

(90)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馬金龍墓》，《文物》1972年第3期。

(91)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博物館：《大同南郊北魏墓群》第351頁，科學出版社，2006年。

(92)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發掘簡報》，《文物》2006年第10期。

(93)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南郊區田村北魏墓發掘簡報》，《文物》2010年第5期。

(94)大同市博物館、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大同方山北魏永固陵》，《文物》1978年第7期。

(95)同(77)。

(96)《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第3039、3042、3048頁，中華書局，1974年。

(97)a.宿白：《盛樂、平城一帶的拓跋鮮卑－北魏遺跡——鮮卑遺跡輯錄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

b.張慶捷：《北魏永固陵的考察與探討》，見《民族匯聚與文明互動——北朝社會的考古學觀察》第257～282頁，商務印書館，2010年。

(98)林圣智：《墓葬、宗教與區域作坊——試論北魏墓葬中的佛教圖像》，見《美術史研究集刊》第二十四期，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8年。

(99)王雁卿、劉貴斌、高峰：《北魏陶器的裝飾紋樣》，《文物世界》2003年第3期。

(100)同(98)。

(101)a.劉鳳君：《東漢魏晉陵墓神道石刻的造型藝術》，《美術研究》1987年第3期。

b.樸漢濟著、李椿浩譯：《魏晉南北朝時期墓葬習俗的變化與墓志銘的流行》，見《故宮學刊》總第六輯，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c.宮大中：《東漢帝陵及其神道石刻》，見《中國古都研究》第四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d.宮萬琳：《東漢帝陵神道石象與刻銘“天祿”“辟邪”》，《美與時代·美術學刊》2011年第2期。

(102)《水經注校證》第31頂，中華書局，2007年。

(103)同(57)。

(104)黃明蘭：《洛陽北魏景陵位置的確定和靜陵位置的推測》，《文物》1978年第7期。

(105)宮大中：《試論洛陽關林陳列的幾件北魏陵墓石刻藝術》，《文物》1982年第3期。

(10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第11～14頁，科學出版社，2003年。

(107)贠安志：《中國北周珍貴文物》第93～109頁，陜西人民美術出版社，1993年。

(108)寧夏固原博物館：《固原北魏墓漆棺畫》第1～15頁，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09)同(90)。

(110)a.同(77)。

b.鄒清泉：《北魏孝子畫像研究》第15～20頁，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

(111)閻步克：《北朝對南朝的制度反饋——以蕭梁、北魏官品改革為線索》，《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年第3期。

(112)韋正：《六朝墓葬的考古學研究》第214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113)同(63)。

來源：《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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