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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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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48期，原文標題《告別白石洲》，嚴禁私自轉載，侵權必究

白石洲終究迎來了拆遷的命運。從今年6月份開始清退至今，半數以上的住戶離開這里，流向城市的各個角落。如果舊改推進順利，這個深圳核心城區現存的最大城中村會在兩三年后被夷為平地，2400多棟握手樓將被一棟棟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樓和高層住宅取而代之——這是白石洲村民二三十年前苦苦追逐的城市夢想。但這一夢想的實現，或許將以另一種夢想的破滅為代價。

記者/張從志

攝影/黃宇

來自廣州花都的老伯在這里幫忙帶孫子

最大城中村落幕

清退潮讓老謝的生意變得難以為繼，村里的住戶從今年6月開始已經清退過半，他的燃氣點從最高峰時的一天100多單銳減了三分之二。老謝和妻子守在店里，盯著門外冷清的街道和偶爾經過的搬家車輛，盤算著是搬去關外還是回老家。他的門店在白石洲村的一條主干道上，沿街兩側是密密麻麻的商鋪，以前是一幅車水馬龍的景象，現在很多店鋪已經拉上了卷簾門，上面貼著一張海報大小的黃色封條，表明整棟房子已經被清空。老謝仍在堅守的主要原因是要給客戶退燃氣瓶的押金。“你搞這個生意，要有個信用。”他操著一口湖北腔的普通話說道。

從深圳地鐵一號線的白石洲地鐵站一出來，就是深南大道，這條大道是深圳的一條坐標軸，從東向西橫跨羅湖、福田和南山區，連接的是整個城市的心臟地帶，其重要性好比長安街之于北京。無論向南還是向北，從地鐵口步行幾分鐘就能一頭扎進白石洲。很多初次到訪、貿然闖進的人在此都會有種平行宇宙的感覺，特別是當你在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的摩天大樓和世界之窗的奇觀異景中徜徉過后，再毫無準備地走進這片矮樓叢生、嘈雜擁擠的城中村，這種感覺或許就更強烈了。

人們現在所說的白石洲不是單指一個村子，而是包括了白石洲、上白石、下白石、塘頭、新塘五個自然村，這五個村子最初連成一片，界限模糊，后來深南大道的開通將路南的白石洲村與路北的其他四村阻隔開來，使白石洲分為南北兩區。白石洲比鄰的是華僑城的高檔小區和別墅群，西側與名商高爾夫球會隔了一條馬路，幾百米外就是深圳著名旅游景點“世界之窗”和歡樂谷，爬到樓頂還能看到不遠處的深圳灣。從這里去南山區科技園上班，離得稍遠的騎自行車也不過20分鐘的路程。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白石洲所處的位置無疑是黃金區域，它之所以能發展成為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吸納了近15萬人口，與其區位優勢密不可分。也正因此，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里，拆遷的陰云始終籠罩在白石洲的上空。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白石洲所處的位置無疑是黃金區域

老謝是2005年搬到白石洲的，在這前一年，白石洲已經傳出了舊改的消息，但由于許多歷史問題懸而未決，舊改無法推進。消息在村里傳了一陣也就不了了之，老謝安心地在塘頭村盤下一個燃氣服務點，做起了瓶裝氣的生意。他的門店十幾年沒換過，總共面積不到15平方米，里面隔出了一個小單間，外間擺了一張寫字桌，旁邊堆著大大小小的燃氣瓶。老謝和店里的工人每天從村里收來空瓶，等燃氣公司開車過來運走，灌滿燃氣后再給每家每戶送上門。白石洲有不少這樣的燃氣服務點，都是統一的藍色招牌，很好辨認，正是這些燃氣點給整個白石洲十幾萬人提供了生活能源。如今在白石洲外面已經很難再看到這種送煤氣罐的場景，新建的商品房里大都通了管道氣，瓶裝氣的市場已經被壓縮到了城中村里。

今年6月10日，老謝接到了房東限期搬離的通知：本村的城市更新工作已經正式啟動，請在9月底之前結清租金和水電費搬離本樓。要搬的是他們住的房子。除了門店，老謝還在村里租了一套房子，他們夫婦和店里的工人住在里面。兩室一廳將近70平方米，一個月租金2600元。老謝說，在2013年之前，房東一個月只收650元，七八年沒漲價，后來才一次性漲到2600元。即便如此，這個價格也只有外面小區的幾分之一。9月30日，老謝如期從出租房搬出。他在村里又找了一套房子，一室一廳，一個月2800元——清退開始后，不少還沒簽約的業主悄悄上調了租金。

老謝與妻子1998年從湖北南下深圳，當拆遷來臨時，家庭的命運軌跡也再次被改變

早在去年年底，拆遷的消息就沸騰到了頂點。2018年12月28日，深圳市規劃國土委正式通過了《南山區沙河街道沙河五村城市更新單元規劃》，隨后網上就有消息冒出，稱白石洲將誕生1878個億萬富翁。“拆遷造富”的故事在深圳這樣土地價值高企的城市并不鮮見，但一夜之間誕生如此之多的巨富還是挑撥了公眾的情緒。后來這一消息被辟謠，卻止不住網友們對土地財富的議論和想象。

身處輿論中心的白石洲，租戶們的清退有條不紊，街上“貨拉拉”面包車四處可見，搬家工人三五成群地聚在路旁玩牌，偶爾有三輪車拖著舊家具駛過。送瓶裝氣也是個苦力活，50多歲的老謝雖然個子高，四方臉顯得孔武有力，但長年搬重物，腰落下了病，從店里搬瓶子上車，搬到一半就開始扶著腰喘氣。深南大道南邊的白石洲村此次尚未啟動清退，因為距離近，那是租戶們搬遷的首選之地，但本已飽和的白石洲村無法容納如此多的外來租戶，更多的人不得不搬去更遠的地方，或者干脆離開深圳。老謝和客戶一一完成交接，收瓶、退押金。他去白石洲村和關外都找過了，很難再找到合適的容身之所，要么是租金太高，要么辦不下營業執照，門店租期一天天臨近，回老家的計劃已被他提上了日程。

從村到城

白石洲的中央有一片瓦房，一共10棟，分成兩列五排均勻布置，屋頂為雙面坡，上覆瓦片。從上空來看，這里就像一塊洼地，被四周的樓房緊緊包圍起來。這是目前白石洲能看到的最古老的建筑，被研究者稱為塘頭瓦房，其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末人民公社時期。塘頭村不同于白石洲其他四村，它原本屬于寶安縣石巖區管轄，因為鐵崗水庫的修建，村莊被淹，塘頭村上百戶村民不得不外遷，其中一支便落居到了白石洲。當時的白石洲屬于國營沙河農場，人少地多，但農場并沒有現成住房接待新移民，公社便出人出力和村民一起建造了這批瓦房。

如今的塘頭瓦房已經變成一片無人區，門窗緊閉，從窗戶往里望去，地面已經長滿了雜草，墻皮大片脫落，墻根長了灰白的一層硝土。2013年，政府把瓦房定為危房，在當年9月清空了所有租戶，從此廢置至今。雖然寫著“危房勿近”，放學后仍有不少孩子喜歡到瓦房中間的空地上玩耍。在瓦房最外側有一排后建的簡易房，不在危房的范圍，廣東梅州人林強租下了盡頭的一間小屋，開了一家修理鋪。鋪子里地上和柜臺上堆著銹跡斑斑、五花八門的工具，林強也說不上來自己是個電工、管道工還是修傘匠，過去的9年里，這些活兒他都干過。他躺在修理鋪的行軍床上，一邊打著哈欠，一邊給我講著身后那片瓦房的歷史。

1959年，由于邊防需要，當時的佛山專區農墾局在沙河五村組建了沙河農場，村民自帶土地、耕牛、農具、果林等資源加入農場。農場后來被劃歸深圳特區，到了1992年，特區推行農城化政策，但沙河五村村民僅僅得到城市戶口，其他農城化政策一直未兌現，沙河五村變成了一個沒有成立農城化股份公司、沒有確權村民宅基地、沒有返還集體經濟發展用地的邊緣體。在其后的日子里，村民不斷上訪、試圖拿回屬于自己的土地，但收效甚微。

此時正是深圳高速工業化的時期，大量外來人口涌進深圳，失去土地的村民沒有其他的謀生技能，“種樓”便成了大家最好的選擇。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白石洲村民先是拆掉老舊的瓦房，在宅基地上蓋起了三到五層的農民房；到了90年代后期，外來人口急劇上升，農民房又不斷拆建，加高到了七八層甚至十幾層，在平面設計上也開始有意分隔，使同一層適合出租給多人。那時很多村民缺少建房資金，會和包工頭合伙，由村民出地，包工頭蓋房，房子建好后雙方按約定分得不同樓層。而為了回籠資金，包工頭又會將房子出售給外地人，由此造就了一大批外地業主，也使得白石洲的房屋產權問題變得愈加復雜。

時至今日，白石洲片區的五個村子，總面積約0.6平方公里，共有出租屋2527棟、50473間（套）。村民對每平方米的土地都利用到了極致，村里幾乎沒有多余的空地，樓與樓的間距很小，打開窗戶就能握手，所以大家都把這種農民房稱為“握手樓”。握手樓未經規劃設計，也沒有向政府申請許可，完全是村民自發修建的，看上去雜亂無章，層疊交錯，沒有統一朝向，采光通風條件也不好。樓間的羊腸小道四通八達，每有電動車迎面駛來，行人就主動駐足避讓，走在其中就像身處迷宮，如果不是久居村中的人很難辨清方位。

白石洲瘋狂“種樓”的同時，整個深圳的城市建設也在突飛猛進，但后者是政府主導的，被排除在外的城中村贏得了野蠻而自由的生長空間。深圳的上百個城中村都在進行著規模不一的“種樓”，最多時，他們的握手樓接納了當時深圳超過一半的外來人口。這些低收入打工者住在租金低廉的握手樓里，到各個工廠的流水線上工作，生產的產品被銷往全球各地，使得深圳成為全球性的制造中心，同時也改變著他們自己老家親人們的生活。

出于各種實際的考慮，政府對村民逾越法規的“種樓”行為保持了默許態度。盡管如此，由于沒有形成自己的集體經濟，沙河五村村民的收入水平相比其他鄰近的城中村還是落后了一大截。直到2006年底，為了推動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在深圳南山區委、區政府的支持下，以沙河五村2075位原村民為股東，成立了深圳市白石洲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即后來的白石洲實業股份合作公司），代表村民的集體經濟利益。而土地歸屬問題要等到三年后才終于有了突破。2009年12月31日，該片區14.69萬平方米工業用地中的8.16萬平方米劃歸南山區政府所有。南山區則決定，將相關土地及資產交由白石洲投資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和收益。

拿回了土地，拆遷的消息又傳到了白石洲。2014年7月，白石洲被批準列入深圳市當年城市更新單元計劃。2017年，深圳市規劃國土委南山管理局對沙河五村城市更新單元規劃草案進行公示。直到2018年底，該項目得到專項批復，其申報主體正是白石洲實業股份合作公司。

在長達十幾年的時間里，拆遷的陰云始終籠罩在白石洲的上空

錯位的城市夢

按照規劃，白石洲舊改項目更新單元用地面積48.0148萬平方米，拆除用地面積45.95421萬平方米，開發建設用地面積30.37937萬平方米，計容積率建筑面積為347.955萬平方米。也就是說，白石洲現有的城中村基本會被拆除，高層住宅小區、公寓和城市商業綜合體、寫字樓未來將拔地而起，和周邊的高檔社區融為一體。這個新的白石洲已被做成模型擺放在白石洲實業股份合作公司一樓的大廳內，供簽約后的業主前來參觀。融入城市主流，曾是處于城市邊緣的白石洲村民夢寐以求的。作為深圳核心城區的最后一片城中村，白石洲項目的市場價值被估值機構標到了2000億元。但當舊改的航母徐徐啟動之時，城中村的歷史與現實的糾葛也浮出了水面。

原住村民在白石洲似乎是一個消失的人群，他們有的早已不住在白石洲，有的很少在自己的樓房里露面，很多租戶一年也見不上房東幾次，最近的一次還是清租的時候。身處白石洲造富的輿論旋渦，很多原住村民對拆遷選擇了閉口不談。

“白石洲將誕生1878個億萬富翁”就是源于一位已簽約村民在媒體采訪里透露的拆遷獲益。他家的拆遷面積在1200平方米左右，按照1∶1.03的補償標準，拆遷后將得到15套回遷房，其中7套是公寓。而根據周邊華僑城高達10萬元/平方米的房屋均價，1200平方米的拆遷面積總價輕松過億。于是，白石洲造富的消息不脛而走。后來，白石洲實業股份合作公司董事長池偉琪出面回應，1878戶是本地村民的總數，當地家庭的平均物業面積在五六百平方米，面積超過1000平方米的不會超過20%，一夜誕生上千個億萬富翁的說法并不成立。盡管如此，仍止不住人們對白石洲土地財富的想象。

盡管也有上了年紀的村民不愿搬走，但在可觀的補償之下，大家簽約的動力并不低，在6月正式下發清退通知前，多數村民已經簽訂了協議。

然而，村民們當初不會料到，他們曾賣給房屋的外地業主如今成為了整個舊改項目的最大阻礙。老謝告訴我，挨到現在還沒簽約的業主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外地業主，另一類是村里的女婿戶。從根本上來說，在簽協議時，他們都被視為相對本村村民而言的外地人。盡管當年從村民手中花錢買下了房產，或者從妻子娘家分了一塊地建了房，但都沒有得到法律的認可。這群業主的數量到底有多大，我采訪過的業主和研究者都沒有一個準確的說法，當地人估計至少有2000多人，也有的說有上萬人。

歷史在這里發生了有趣的“變臉”，當白石洲的原住民急切地想要通過拆遷完成財富積累的合法化之時，這些外地業主和不愿搬走的租戶成為了“保衛”白石洲的主要力量。盡管這種“保衛”也許是被動的，但它的確是有效的——按照深圳的政策，負責項目實際開發的綠景中國地產公司必須在2020年12月底之前完成至少首期100%的簽約，才能最終成為白石洲項目的開發商。清退過半后，留下的都是難啃的骨頭。

42歲的梅州人杜芳芳就是一個外地業主，她和丈夫來白石洲有20多年，2003年前后，他們用打工攢下的十幾萬積蓄從包工頭手里買下了兩套房子。房子在八層頂樓，都是兩室一廳，一套出租，一套自己住。那棟樓里上下總共有十二三個業主，大家和開發商遲遲未能談攏。杜芳芳覺得補償方案對外地業主不公平，外地業主的拆遷補償比例比村民低，而且本地原村民簽約還可以獲得車位使用權和回遷房屋裝修期三個月的補償。杜芳芳算過，自己現在住50多平方米的兩室一廳，如果到時回遷進來，按照拆遷補償方案，她家只能分到一套3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一室一廳都不夠。盡管房子敞亮了，但面積不夠住，她覺得無法接受。再加上小女兒還在白石洲上小學，拆遷期間她必須在附近租房，承受高昂的租金。她擔心，如果項目拖太久，那她們一家人在深圳又會回到長時間居無定所的狀態。一位研究者指出，外地業主問題的另一個癥結在于，一旦開發商執行同等的拆遷補償標準，其利益空間勢必被大大壓縮，兩者之間的博弈仍在后頭。

清退開始時，最初發出反對聲的其實是有孩子的家庭，其中不少是租戶。深圳各區學位資源緊張，而白石洲周邊從小學到高中有十余所公立學校，因為富人區的孩子大多在私立學校就讀，反而空出了不少學位，讓白石洲外來人口的孩子得以進入這些學校。盡管現在拆遷尚未涉及學校，但租戶如果搬離白石洲，就很難在附近找到便宜的住處，只能搬去更遠的城中村，這給已經開學的孩子們上下學造成了很大的麻煩。清退開始后，白石洲的不少家長去上訪，還有公益組織發動了呼吁活動，后來實業公司開通了固定班車接送搬到其他村的孩子上下學。不過更多的家長還是試圖留在白石洲，尚未簽約的房子就成了他們唯一的選擇，白石洲內部的租金近期也在水漲船高。

1998年，當老謝和妻子從湖北仙桃南下深圳時，那一年長江流域特大洪水的畫面還在他頭腦里揮之不去。和那個時代很多人一樣，他們把南下和改變命運聯系到了一起。在深圳，他們先進了一家廣告公司，幫人做廣告招牌，住在一個叫上沙村的城中村，直到7年后搬到白石洲。在一個又一個城中村遷徙，是很多老謝這樣的初代“深漂”的共同記憶。老謝回頭總結在深圳的這20多年，認為自己最大的失誤是，他錯過了至少三次在深圳買房的機會。他向我細數起來，原來住在上沙村時，有老鄉介紹了一套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子，只要5萬塊錢，后來到了白石洲，也有客戶要賣房，但老謝都沒出手。他的孩子留在湖北，在深圳做生意掙的錢要寄回去供孩子上學，幫他成家立業，所以他沒想過要定居下來。白石洲為很多杜芳芳、老謝這樣缺少資源和制度支持的家庭實現了他們想象的城市夢，但當拆遷來臨時，這些家庭的命運軌跡也再次被改變。

白石洲是深圳核心城區現存最大的城中村

城中村的價值

事實上，和很多人對城中村“臟亂差”的刻板印象不同，白石洲的住戶也早已不只是低收入階層。前些年深圳實施“騰籠換鳥”政策，工廠大量內遷后，工人從白石洲離開，旁邊南山科技園的畢業生、白領填充進來，成為白石洲的主要租戶群體之一。城中村不僅以其低廉的租金接納了這些人，為他們提供了一個躍入中產階級的跳板，其內部發達的商業也創造了大量正規或非正規的就業機會，給了包括老謝、林強等在內的小商小販肥沃的生存土壤。用林強的話說，只要人多，什么生意都好做。

白石洲拆遷消息傳出時，不少人將白石洲與周邊的高檔社區對比，但實際上，這兩者也并非對立關系，反而在各個層面都有有機的互動。林強告訴我，附近小區的很多人，特別是在家看孩子的老人都喜歡來白石洲買菜，因為人流量大，這里的菜蔬和海鮮基本都能當天賣完，比外面的超市便宜，而且新鮮。而住在白石洲的很多租戶則在周邊的小區當保安、保姆或者鐘點工，服務著周邊社區，很多租戶的孩子也在華僑城或白石洲的小學念書，和小區里的孩子上同一個學校。在不少城市研究者眼中，這種階層混合的城市狀態也是白石洲的魅力所在。

“城中村不是人們想象中的城市毒瘤，把它消滅掉就完事了。它背后歸根結底是城市觀念的問題，就是我們認為到底什么樣的城市是一個理想城市。這幾十年來，中國人建了全世界最多的新城、最多的CBD、最多的開發區，但是到今天為止，我認為很多人還是沒有搞明白一個好城市到底該是什么樣的。”都市實踐建筑設計事務所（以下簡稱“都市實踐”）創建合伙人孟巖告訴本刊。孟巖長期研究深圳的城中村問題，在他看來，“一個好城市應該是多元包容的，有錢人、沒錢人，都有他自己的位置。我可以過得很緊，可以過得很闊，但城市要給各色人等提供機會”。

關于白石洲的討論總讓人聯想起2016年的湖貝村改造。在那一次的舊改中，都市實踐向有關部門提出了一份保護湖貝老村的方案，由此引發起了一場“湖貝120”活動。這場活動得到了包括著名古建筑保護專家、學者、建筑師、規劃師在內的專業人士的響應，并經由媒體宣傳不斷發酵，湖貝古村最終得以保留下來，給城中舊村的保護留下了一個成功樣本。

孟巖還記得，聽說湖貝老村被保下來時，他當時并沒有興奮的感覺，反倒有些失望，“因為當時我們保護的只是房子”。對城中村而言，里面住的形形色色的人和他們形成的豐富多樣的社會經濟網絡是同樣有價值的內容。但他們當時別無他法，只能選擇先保建筑。后來舊改開始后，湖貝村的幾萬租戶迅速流散殆盡。“最后就剩下那么一個古村，邊上仍然是高樓林立，購物廣場、寫字樓等等。當然，古村將來肯定要活化，要商業化，你能想象到時會有咖啡店、網紅店入駐，但里面住的絕對不再是原來那些縫衣服的或者清潔工人。”孟巖說。

相比湖貝村，白石洲的情況大不相同。湖貝古村的歷史可以上溯到百年之前，而白石洲只是一個單純的城中村，它的建筑大都是近二三十年建的，最老的塘頭瓦房也不到70年歷史，作為歷史建筑保護的價值并不突出。“沒有歷史建筑擋在前面做保護盾，我們面對的就是一個真正的城市發展問題，一個關于人的價值的問題。所以當我們去尋找官方的言說空間時，也就缺少了一個強大的理論武器。”一位要求匿名的白石洲研究者如此說道。

到2017年，孟巖成為深圳雙年展的策展人之一。深港雙城雙年展（UABB）由深圳市政府主辦，是全球唯一一個以“城市/建筑”為固定主題，以關注城市和城市化為使命的雙年展。他希望借助這個平臺引發更多人對城中村的興趣和關注。那一年展覽的主題是“城市共生”，他們第一次把雙年展的會場直接搬到了城中村。白石洲最初也是策展團隊的會址選項之一，孟巖和策展團隊親自調研過，他們的設想是把塘頭瓦房和周圍的空地開發出來，邀請大家走進去參觀，為人們提供一個城中村的視角去看城市。但團隊進去后，雙方都緊張，“因為雙年展一旦進去，后頭很多事可能都跟今天不太一樣。村里糾結的東西很多，當年帶我們去看的人講，說你們的雙年展萬一進來，別到時候你們一弄完我們就下不了手了”。孟巖明白這句話的意思，他同樣擔心，雙年展一做完，白石洲就被拆了。

深圳大學城鄉規劃系主任楊曉春也不認同用拆除重建的方式去進行城市更新，她提出的問題很實際：“拆了以后，我們怎么為那些保姆、洗碗工、服務員，還有來深圳的大學畢業生提供廉價的住房？就算深圳現在提倡搞創新科技，但我們同樣需要大量各個層次的就業人群，如果沒了城中村，目前的住房體系能否去滿足這些人的需求，這才是白石洲最大的矛盾點。”一旦城區的城中村都被拆除，城市交通系統的通勤壓力會上升，用工成本也會增加。楊曉春對此也有體會，她以前招的住家保姆只要一兩千一個月，后來漲到三五千，近幾年漲幅更是越來越快。她告訴我，在城市發展過程中，中心地帶的高端化不可避免，居住環境提高后，往往就只有高收入人群能住進來，“但如果一個城市幾百平方公里全住的是這種中產階級，誰來做這個基礎服務？”

孟巖一直希望在城中村的重建和保育之間找到一個平衡。他相信在城中村的改造中，這種平衡并非無法實現。就深圳來說，“比如大芬村通過自上而下引進油畫產業的方式，改善了村莊內部環境，城中村實現自我更新；還有水圍村，他們股份公司的力量很強，從2000年就開始自己找規劃院做規劃，沒有借助開發商的力量，而是自我提升、自我開發”。孟巖說，盡管這些案例都存在各自的問題，但它們說明我們是有機會讓城中村變好的，也可以讓城中村在未來繼續幫助城市更好地發展。（文中杜芳芳、林強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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