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遠佛岡燃氣灶維修(武清區修燃氣灶的電話)

前沿拓展：

---

作者：李嘉熙 智綱智庫廣州戰略中心

一、中國農村：游客與原住民的冷眼與熱土

“什么是農村？”

這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卻能讓不少人語塞，曾經記憶中溫暖而又縈繞的故土也好，偶然一次旅行中的驚艷或向往也罷，都是一種感性的認知。但卻鮮有人能一下子說出來農村的定義究竟是什么。

對于偶然踏入鄉村大地的游客與世居于此的原住民而言，農村無疑是一個二元割裂、對立的認知。

游客認為鄉村生活就是“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般的一種體驗，能感受到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的自然氛圍，產生一種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共鳴與美好。

▲ 游客視角下的鄉村

但另一方面，與其了解原住民對鄉村的看法，遠不如直接觀察客觀的數據更加深刻。

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995年的29%一路飆升至2018年的約60%，但整個農村地區的人口卻從1995年巔峰時期的8.6億人下降到了2018年的5.6億人。在城市發展不斷加碼增速的過程中，農村人口卻在不斷外流。

馮驥才先生說過，在二十一世紀的頭一個十年里，中國共有90萬個自然村在風中消糜，平均每天消失80個……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讓鄉村的原住民努力離開城市游客心中的詩和遠方呢？

▲ 原住民出走的空心村

答案也很簡單：旅游和定居，是兩碼事。

半日的鄉野徒步是一種浪漫，但是雨天在沒有硬化的泥濘路面上行走絕對是折磨；

一次寂靜月夜下的仰望星空是一種豁達的心境，但夜半歸家時一定渴望一盞盞路燈；

一餐的柴火飯可以吃到食物本真的味道，但生火劈柴時煤氣灶和抽油煙機一定是最想見到的東西……

可見，城市與鄉村，且不說形而上的定義，在不同社群的心理認知上已經是二元甚至對立的。

二、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從何而來？

1、農耕文明將農民與鄉土緊密綁定

在中國數千年的農耕經濟體系和封建帝制下，由于統治階級的需要，將農業人口、農民的生產方式與農村的土地緊緊地束縛在了一起。

▲ 小農經濟

小農經濟一直是封建制度的根基，直到晚清，無論是產值、就業還是稅收來源，農業都是這個國家的命門。統治階級不斷強化以農為本的社會結構，農業成為了民眾從業的首選。從商則成為了政府抑制的對象，如戰國時期的“獎耕戰，抑商賈”、秦漢的“重農抑商”、“崇本抑末”，乃至明清“海禁”等政策。

在生產力和政府引領的雙重作用下，農民從商之路越發逼仄，也就形成了大量的農業人口與從商以及地主階級的人口割裂。唐中葉尤其是宋代以后，地籍與戶籍平行成為國家治理的制度，人口的二元結構也愈發明顯。

同時，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耕作方式決定了農民只能在有限的土地進行精耕細作，提升單位土地的農業產出，無法走上通過提高生產規模實現農業資本化的發展道路，形成了農村地區生產方式與城市的差異。

由于小農經濟對于土地的依賴性，土地的所有權更是各個王朝關注的焦點，西漢王莽時期的王田論、東漢董仲舒的限田論、北魏隋唐的均田制，都反映了中央王朝的土地所有制和農民私有土地制度的一種斗爭和碰撞。

▲ 土地丈量的魚鱗圖冊

王田皇屬，私田民享，在小農經濟基礎的古代，已經出現了如同今天農民自耕用地和國家所屬的土地之間產權所屬的不同。

可以說，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農業經濟讓農民無法離鄉離土，與城市的工商階層隔離開來，為今天城鄉二元結構埋下了種子。

2、源于工業覺醒的城鄉工農業“剪刀差”

1949年新中國成立，隨之而來的是朝鮮戰爭和外部的嚴峻外交形式、以及我國工業嚴重落后的現實，現實迫使我們選擇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發展道路。

在此背景下，我國的工業化采取了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通過侵略、殖民實現工業化原始積累不同的道路：用農工業之間的“剪刀差”的方式來保障國家工業化戰略的順利實施。

這一點從國家各個階段投入農業與工業的資金比例可見一斑。

▲ 各時期的工農業國家資金投入比例

在“剪刀差”的模式下，通過政府統購低價農產品去保障工業人口的發展需要、擠壓農業資金發展工業等方式實現農業反哺工業。

1952-1978年間，中國的工業產出年均增長率11.5%，工業產出占GDP的份額由18%上升到44%。但根據國務院推算：1953-1978年計劃經濟時期的25年間，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總額估計在6000-8000億元。而到1978年，國家工業固定資產總計不過9000多億元

以剪刀差為代價的工業發展模式雖然完成了我國的工業化建設，卻導致了城市與農村社會的長期分割與分治，繼而成為一個國家中的兩個世界。

3、城鄉人口、生產方式、土地制度的二元結構

“剪刀差”的發展模式下，國家通過農產品統購統銷、人民公社制度、城鄉分割的戶籍管理三大制度來確保農業反哺工業的順利實施，現代中國的城鄉的二元結構也就此產生。

1953年11月國務院頒布的《糧食市場管理暫行辦法》規定：糧食實行統購統銷，一律不準私自經營。隔斷了農民與私營經濟間的紐帶，抑制了農村商品經濟的發育，實現國家對農產品的低價獲得權，將農村的生產方式牢牢固定在單一的農業生產上。

▲1955年的糧食統購統銷手冊

1958年1月出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確立了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要求城市各單位一律不得私自從農村中招工和私自錄用盲目流人城市的農民。將農民限制在了農村農業生產上，形成了城鄉人口的二元結構。

1958年7月開始的人民公社制度實現國家對集體土地的所有、使用與收益控制權，不允許農民有獨立支配土地使用權的權力，禁止土地使用權的自主流轉。這個問題一直遺留至今：城鎮建設用地、農村耕地和建設用地如需入市流通，必須先通過政府征收。形成了國家對于城市、農村土地的二元格局。

可以說，中國城鄉二元結構形成于“剪刀差”發展模式的行政干預，但在改革開放后，市場和行政推動下的城鎮化進一步加劇了城鄉二元結構。

1978-2018年的40年間，中國的城鎮化率從17.92%提升到59.58%，但高速城鎮化帶給鄉村的則是無盡的虹吸作用。

首先，城鎮化帶來的就業機會讓城鄉收入差距從90年代初的2.2倍一度上升到了21世紀后的3倍以上，同時附著于戶籍的一系列社會安排已漸漸為市場所消解，這就使農村人口空心化現象更加嚴重。

另一方面，城市化提速，城市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與此同時，農村逐漸喪失了拉動經濟增長的功能，農業所占的GDP比重越來越低，鄉鎮企業也走進了歷史，城鄉的二元結構進一步被改革開放后的城鎮化撕裂了。

總而言之，城鄉二元結構是在生產方式上的二元經濟結構、人口分離下二元社會結構、土地使用權上二元管理體制共同作用的結果。

三、城鄉二元融合的未來去向何處？

1、從城鄉統籌、一體化到城鄉融合發展背后的邏輯

1978年，城鎮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為343元，是農村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133元的2.46倍。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57.5，比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低了10.2，而恩格爾系數中10的差距代表了貧困、溫飽、小康之間的區間差異。

▲ 1978年來的城鄉收入差距倍數，農村=1

面對城鄉二元割裂城鄉局面，國家出臺了多項政策消除城鄉間的發展差距。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思想。2007年中共十七大將“城鄉一體化”發展做了國家一項重要發展戰略。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指出需要通過城鄉一體化破解城鄉二元結構。2019年 5月，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意見》。

國家戰略從城鄉統籌、一體化到城鄉融合發展，本質上是對鄉村價值的再定義。

▲ 城鄉融合發展就是對鄉村價值的再定義

在城鄉統籌、一體化發展階段下，是用城市的發展理念與文化形態去統領鄉村的建設與發展，并沒有把鄉村的生態、文化價值完全發揮出來，沒有把鄉村放在與城市同等重要的地位上，鄉村屬于“被動一體化”。

隨著我國社會矛盾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鄉村更成為了脫貧攻堅、全面實現小康的主戰場。為了讓農村與城市之間形成一種科學、新型的互補關系，讓鄉村可以主動站位，國家提出了城鄉融合發展戰略。

城鄉融合發展，本質上是立足鄉村的生態、文化、空間資源，對接美好生活時代人民追求高品質的生活需求，將鄉村打造為新時代下與城市同等重要的發展腹地，實現鄉村的后發趕超與彎道超車。

具體而言，城鄉融合發展相比城鄉統籌與一體化，提出了三大要求：

? 從政府推動向政府和市場雙向發展：要讓農村吸收更多市場化的力量，提高社會資本、民間投資對農村的關注度以及農民主體對農村發展的積極性。

? 要素的雙向流動：通過農村“三塊地”土地改革、人口制度管理、金融體制改革，讓農村的經濟、文化、生活價值不斷凸顯，形成城市的人才、產業、資金要素向農村的雙向流動之勢。

? 推動工農城鄉關系的根本轉變：明確城鄉工農關系不是強與弱、主動與被動的關系，而是各司其職長短相繼，重新認識鄉村的價值和城鄉工農的關系。

2、全域旅游引領城鄉融合的詩和遠方

應該如何探尋城鄉融合的詩和遠方，真正讓鄉村在新時代下煥發出活力與美好？這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中國要強，農業必須強；中國要美，農村必須美；中國要富，農民必須富。”

▲ 全域旅游引領城鄉融合的詩和遠方

無論是小農經濟的歷史積淀，還是“剪刀差”的以農養工，都是將農村視為農業生產的土地載體。

因此，破解二元結構首先要樹立：跳出農村作為農業生產載體的單一空間屬性的戰略認知。

其次，今天的城鄉融合發展就是要在新時代下梳理出鄉村新的價值。使鄉村不再成為城市的依附，在發展的戰略選擇上走出一條有別于傳統城市進化的特色之路來。

再者，鄉村融合必須挖掘出一個產業載體作為抓手。足以將農村的工業基礎薄弱轉變為綠色生態優勢、將鄉村打造成為融合生活、生產、生意、生命“四生有幸”的空間。

這就要求了發展城鄉融合必須有一條清晰脈絡和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全域旅游的價值在此刻凸顯，成為了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探尋融合發展的路徑之一。

? 全域旅游可以解決區域的戰略頂層設計

鄉村的振興，需要的是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產業體系、文化復興、生態保護、農民增收的通盤考慮。以全域旅游作為區域發展戰略，則可以實現政府經營環境、民眾經營文化、企業經營市場的良性互動。

從根本上解決文化與生態開發與保護之間的矛盾、行政推動與市場運作的矛盾、農民增收與落后產能的矛盾，更能為區域發展描繪一個明晰的戰略遠景。

? 全域旅游可以實現鄉村地區的主動站位補位

對于鄉村地區而言，形成差異化發展之路，避免以弱勢姿態深陷區域競合泥潭，淪為城市的附庸，顯得尤為重要。因為過往靠山吃山，粗放地發展資源型產業，或是依賴低地價吸引周邊大城市的淘汰、污染產能的方式難以為繼。

一個好的全域旅游發展戰略，則完全可以挖掘根植于鄉土、生長于屬地的價值，幫助鄉村找到有別于傳統、同質的城鎮化、工業化的獨特發展定位，實現主動站位、找到后發趕超的制動點。

? 全域旅游可以形成三產耦合的產業發展體系

在“全域旅游”背景下，旅游業從單一產業向綜合產業轉變，從小旅游向大旅游轉變。

全域旅游不僅可以為鄉村地區梳理清楚一二三產耦合發展的產業體系，更可以通過具有本地特色的產業構建市場競爭優勢，讓鄉村的發展具有強勁的產業造血能力。

在全域旅游發展的大格局下，鄉村不再單一成為農業的載體，可以耦合三產次的有效發展，實現村民增收。讓鄉村成為原住民心中返鄉創業的樂土，改變人口外流的現狀，吸引旅游產業投資，升級鄉村傳統的生產方式。

另一方面，在政策與市場化的雙重推動下，全域旅游也有機會為開展農村土地征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農村宅基地制度探索出一條行之有效的路徑，從而整體性地解決鄉村人口、生產方式、土地的二元結構。

3、聚焦大灣區的城鄉融合發展

粵港澳大灣區9+2城市群的戰略格局，是我國的發展“千年大計”，在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中，指出要推動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補，進一步提高區域發展協調性，促進城鄉融合發展。

▲ 粵港澳大灣區的國家千年大計

2019年12月27日，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國家十八部委、相關金融機構聯合下發《關于開展國家城鄉融合發展試驗區工作的通知》，在全國范圍內設立了11個試驗區。

? 大灣區城鄉融合看廣清

大灣區的廣州北部的“廣清結合片區”入圍試驗區名單，范圍涵蓋了廣州市增城區、花都區、從化區，清遠市清城區、清新區、佛岡縣、英德市連樟樣板區。面積約 9978 平方公里。

廣清結合片區最大的價值在于生態。增城、花都、從化在《廣州市總體規劃2017-2035》中均被定位為山地、農林、山水生態片區。同時清遠一直以來被稱為“廣州的后花園”，下轄的兩區一市一縣也成為《清遠旅游空間規劃》中的重要旅游集散節點。

廣清結合片區保留著田園風光、山體河流的自然肌理。為以全域旅游為抓手，打造成為高品質生活平臺，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提供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 佛岡的價值

佛岡縣在廣清結合片區的五區一市一縣中，處于相對的地理中心，也是清遠的城市副中心。相對于片區內其他較為成熟的區域，保留了良好的鄉村肌理，未經歷大規模的工業化開發，仍保留了%70的森林覆蓋率，依托京港澳高速，廣州出發一小時可達，是發展全域旅游的絕佳載體。

因此，以全域旅游為抓手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有機會將佛岡打造成為廣清結合片區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的樣板。

佛岡以湯聞名，擁有全國唯一的出水溫度達到87攝氏度高溫氡溫泉。歷史悠久據宋代文獻《太平寰宇記》記載：泉流不絕，氣蒸如霧。可熱食物，瘡患洗之即愈。佛岡更以佛為名，擁有亞洲最大的天然臥佛，成為了禪文化旅游的天然本底和恢弘的視覺吸引物。

▲ 佛岡天然臥佛

依托溫泉與禪文化兩大有機會打造成為唯一性產品的旅游資源，整合佛岡的特色村寨、山水生態底色、客家廣府融合的文化故事就有機會串聯起縣域經濟的發展主線。

佛岡通過全域旅游戰略推進城鄉融合，用全域旅游的成果破解現有人口、土地、產業的城鄉割裂，重塑鄉村價值，是一條值得探索的有效的路徑，最終有機會形成大灣區城鄉融合的“清遠經驗”及“佛岡模式”。

拓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