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4月21日，黎巴嫩電影《何以為家》（直譯：《迦百農》）舉行點映專場。我捏著贈票，躬逢其盛。

我不是影迷，平日很少看電影。此番多半出于非電影動機。對于電影本身，我沒有太多期待。然而，開映之后我就被這部電影所深深地吸引，看了一場還覺得不過癮。第二天晚上，我又趕到中國電影資料館看了該片的第二場點映。

兩場點映下來，我發現這部影片名不虛傳，的確是一臺“眼淚收割機”（一個別出心裁的比喻！）。這部催人淚下的電影多少有點希臘悲劇所追求的卡塔西斯效應。它不僅讓觀眾獲得憐憫與恐懼的體驗，使觀眾由此宣泄情感、陶冶情操，而且還一邊“收割眼淚”，一邊釋放正能量。兩次點映散場后，我都聽見有觀眾小聲地彼此告誡：咱們這樣多好，珍惜和平、珍惜幸福吧……

黎巴嫩電影《何以為家》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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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為家》講述了一個名叫贊恩的黎巴嫩窮孩子的故事。

贊恩出生在一個一貧如洗的多子家庭，自小生長在貝魯特的貧民窟。因為家里窮，他無法上學，早早地就去雜貨鋪做起了幫工，憑借瘦小的身軀給人送水送煤氣罐送各類雜貨。后來，這平靜的苦日子被妹妹薩哈的遭遇所打破：薩哈被發現來了初潮，隨后被父母賣給雜貨鋪店主阿薩德。贊恩為此憤然離家出走。走投無路的贊恩被一個在游樂園餐廳做勤雜工的埃塞俄比亞女子拉赫收留，專事照看拉赫尚在吃奶的兒子約納斯；拉赫失蹤（因為沒有合法證件被抓）后，他把約納斯賣給了蛇頭和人販子阿斯普羅，并按阿斯普羅的指示回家取自己身份證，以便偷渡歐洲。他由此驚悉薩哈已因難產死去，于是，他操起利刃，把阿薩德捅成了殘廢……電影就從贊恩被刑拘的一刻開始倒敘。

講述窮孩子故事的《何以為家》，有太多令人唏噓和催人淚下的場景和臺詞：

小臉臟兮兮的贊恩一趟又一趟地拉著送貨的推車穿行在骯臟、擁擠、嘈雜的貧民區街道……

九口之家擠在一起席地而睡，父母和子女僅有一簾之隔，大人在黑暗中的動靜清晰可聞……

小贊恩跟著父母制毒，和妹妹一起在路邊叫賣甜菜汁……

小孩子活潑好動，大人無暇或者無心看管，只好用金屬鏈子（如贊恩最小的妹妹）或者塑料繩子（如約納斯）拴住小朋友的腳踝……

拉赫只能偷偷喂養自己偷偷產下的兒子：工作的時候，她把約納斯藏在雜物間里，還得尋機偷偷喂奶；在上下班的路上，她把約納斯藏在購物車里推著走……

身為保育小哥的贊恩，不僅想方設法為約納斯解決吃喝，而且知道唱搖籃曲，知道如何讓約納斯愉快、興奮、蹦迪，還任由約納斯習慣性地在他胸前摸索在媽媽胸前摸索的東西……

贊恩順手牽羊，給嗷嗷待哺的約納斯弄來一瓶新鮮母乳，約納斯喝了一口就察覺到異樣：這不是我的媽媽！約納斯差點噎著……

贊恩在陌生人面前聲稱黑寶寶約納斯是自己的親弟弟，并為此辯稱：我們跟他一樣，生下來就是黑皮膚，后來我們長大了，皮膚就變白了……

拉赫和她的兒子都是黑戶，所以只能把兒子“像老鼠一樣養在地底下”，所以她的兒子“一出生就死了，他不存在”；贊恩一家也是沒有身份證的黑戶，所以鬧出了人命：大出血的薩哈因為是黑戶而被醫院拒絕收治，所以產生了怪誕：贊恩被拘押之后，立刻有牙醫過來給他鑒定年齡，其待遇如同牲畜市場上的牛馬騾驢……

影片始于法醫為贊恩看牙口，終于贊恩擲地有聲的電視講話：

我希望那些無力照顧孩子的人不要生孩子。孩子能得到什么呢？暴力，虐待，侮辱，毆打，鎖鏈，水管，皮帶。我聽到的最溫和的話是：滾開！混賬！人生就像狗屎，比我腳上的鞋子還臟。我活在地獄里，就像我做夢都想吃的雞一樣，備受煎熬。人生充滿苦難！我曾經以為我們長大了就會變成好人、受人尊敬和愛戴，但是上帝不想讓我們變成那樣，他要我們當地毯供人踩踏……我懇求我的父母別再生孩子了！

有這樣的故事、這樣的畫面、這樣的語言，還有如此完美無缺的首尾呼應，影院里的卡塔西斯可謂油然而生。相應地，“眼淚收割機”悄無聲息地忙個不停。難怪《何以為家》在戛納電影節首映后觀眾起立鼓掌15分鐘，難怪該片榮獲奧斯卡提名獎，導演娜丁·拉巴基也由此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阿拉伯裔女導演。

2

娜丁·拉巴基是一個優秀的導演。她既擅于觀察和思考，也擅于抽象和拔高。她從政治、哲學乃至形而上的場面思考貧困問題，把貧困現象與人的權利、人性尊嚴、人的本質等問題聯系在一起，所以，她的藝術處理令人耳目一新，她的電影產生了巨大的情緒感染力和思想沖擊力。

《何以為家》開片的第一個鏡頭就別出心裁，就充滿陌生化效果。為什么有牙醫給贊恩看牙口？因為贊恩家里窮，天生是黑戶，所以他沒有身份證；沒有身份證就無法得知其出生年月，就只能找牙醫看他的牙口。結論：沒有證件你就不是人，你的待遇必然形同牲口。在娜丁·拉巴基這里，身份問題又具象又抽象。一方面，它是具象的。所謂身份，就是一紙證明，就是身份證。身份證有助于解答“這是誰？”的問題。另一方面，身份問題是一個抽象的哲學問題。哲學負責追問“這是不是人？”。

令人驚訝的是，《何以為家》的故事性、戲劇性和悲劇性都與這雙重意義上的身份問題密切相關。試想：贊恩不持刀殺人，這電影還有故事嗎？這故事還有震撼效果嗎？再想想：贊恩為何殺人？因為妹妹死了。妹妹為何死亡？因為醫院拒絕救治。醫院為何拒絕救治？因為她沒有身份證明！換言之，死神就是那張天然缺失的身份證！我們還可以繼續追問：贊恩早已離家出走，和家人斷絕了聯系，他怎么知道妹妹死了？還是因為一張身份證！蛇頭說，他計劃中的偷渡需要一紙身份證明，所以他偷偷回家取他那張其實并不存在的身份證。回家后，他被父母撞見并發生爭吵，勃然大怒的父親向他怒吼：這家里沒有出身證明，只有死亡證明……

身份問題同樣主宰著拉赫的命運。拉赫為何把活蹦亂跳的兒子當作一樁見不得人、見不得光的秘密來掩蓋？因為她的兒子沒有身份證。一直想收購約納斯的阿斯普特又晦澀又直白地告訴拉赫：“你兒子一出生就死了！他不存在！”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這句我們耳熟能詳的名言似乎很適合用來翻譯黎巴嫩蛇頭這句誅心的話。贊恩為何用滑板車改裝的嬰兒車拉著約納斯流落街頭？因為拉赫被抓。拉赫為何被抓？因為她沒有身份證。事實上，拉赫一直在為一紙身份證打工、掙錢、攢錢，并且不斷與蛇頭討價還價：“——900美元行不行？——1500美元，一分不能少！誰給你取名叫泰格斯特的？是我！”可悲的是，她最后還是因為沒有她夢寐以求的一紙身份證明被逮捕。

同樣別出心裁的，還有《何以為家》片頭的訴訟場景。我們看到，法院在受理一起不同尋常的案子：贊恩狀告其父母，訴由是父母生下了他！這是一個聞所未聞的訴訟案。法院會受理這樣一起訴訟？我拿這個問題請教了一位刑法學教授。他答復說：可以，但需要委托一位公益律師出庭起訴，訴由則因人而異，但不可能是“他們生下了我”。然而，《何以為家》偏偏就憑借這個不成立的訴由搞出一個庭審場景：贊恩和幫助他的公益女律師與贊恩的父母對簿公堂，前者起訴后者生下了贊恩。身處被告席的贊恩父母自然是聽得一頭霧水。他們只能從自己卑微的社會地位尋找原因：“我們就是受氣包，誰都可以告我們”。我們的觀眾本來也應一頭霧水，甚至義憤填膺。這不僅是莫須有的罪名，而且屬于大逆不道。何況贊恩的父母已經把贊恩拉扯到了12歲。但事情就怪了。在一個即便“生而未養”也需“斷指相還”（這句古訓的完整說法是：“生而未養，斷指可還。生而養之，斷頭可還。未生而養，百世難還”）的國度，觀眾竟然齊刷刷地站到起訴方贊恩一邊。生而未養就是罪！

這是一個小小的奇跡，一個卡夫卡式的奇跡。眾所周知，《變形記》開篇就說“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只甲蟲躺在床上。”人能變甲蟲？不可能。可是，讀著讀著，我們逐漸明白格利高爾為何變為甲蟲。他的長篇小說《訴訟》（也譯為：《審判》）與《變形記》如出一轍，開篇第一句話就寫：“一定是有人造了約瑟夫·K的謠，因為他根本沒有什么過錯，卻在一天早上給逮捕了”。但接下來讀者會慢慢理解約瑟夫·K為何受到指控。卡夫卡小說之妙，在于它始于荒誕不經，終于真實合理；娜丁·拉巴基的本事，在于把現實和超現實融于一爐，在無形之中讓觀眾接受了“生而不養就是罪”這一開篇立論。

值得提醒的是，在庭審一場出演公益律師的，不是別人，而是導演娜丁·拉巴基本人。而且，她還有意把自己的名字贈予片中人物。她是娜丁·拉巴基（Nadine Labaki），片中人物叫娜丁·艾爾·阿拉姆（Nadine Al Aalam）。導演如此披掛上陣，其用心良苦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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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電影資料館觀影出來時，一位電影界的朋友不無詫異地問我：“你看了兩遍？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我承認，《何以為家》看得我心潮澎湃，但我終究不屬于“眼淚收割機”的服務對象。這不是因為我的淚點太高，而是因為我的眼睛看到許多溫暖的、甚至是喜人的畫面。所以我的思想跑了偏，偏離了“生而不養”這一思想紅線，我在腦子里思考起別的問題。

電影里，黎巴嫩的窮人和難民的生活條件不是我們想象那么糟。他們普遍用坐式抽水馬桶，而且干干凈凈，贊恩拉著妹妹在路邊找的衛生間也不例外。衛生間是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標。還有，這里的窮孩子也使用一次性尿不濕，也有氣墊玩具盆可玩。諸多的細節和畫面表明，這是一個底子很厚、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網上看到數據印證了我的直感：2017年，黎巴嫩的人均GDP為12081.55美元。前述的兒童玩具和日常用具，在黎巴嫩早已習以為常。

電影里，黎巴嫩民風淳樸，社會環境并不險惡。我們沒有看見多少爾虞我詐，也不見多少惡意和盤算。贊恩拉著約納斯穿行大街小巷，幾乎處于半乞討狀態，不僅沒有人為難他們、傷害他們，還不斷有人施以援手。贊恩買不起飲料的時候，旁邊的小伙子馬上就遞給他一瓶（雖然他拒絕）。

電影里的大人很虔誠、很樂觀。監獄里的犯人和探監者都能談笑風生，有些還跟走親串戶一樣輕松和喜悅。人們相信上帝，相信未來。孩子沒了，抹掉眼淚再生一個就是。

這部電影讓我對黎巴嫩這個國家產生了濃厚興趣。我發現，這個讓我們產生同情和憐憫的國家，雖然面積僅一萬平方公里，人口僅六百多萬，卻令人刮目相看。

黎巴嫩有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它西臨地中海，東依高聳的黎巴嫩山脈，年均降水量達1000多毫米（遠超北京的625毫米），在中東國家里面幾乎算是一枝獨秀。難怪有“黎巴嫩沒有駱駝”的說法。

黎巴嫩有燦爛的古代文明，這一地區原為古代腓尼基的一部分，它先后經歷了埃及王國、亞述帝國、巴比倫帝國、波斯帝國、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以及土耳其奧斯曼帝國的統治，近代以來又成為英法兩國的勢力范圍，當今世界的三大一神教都在這里誕生和交匯。這塊土地有深厚而豐富的文化積淀，文物古跡比比皆是。

當代黎巴嫩人所認同的祖先，是極富傳奇色彩的腓尼基人。貝魯特市中心的豪華酒店就取名InterContinental Phoenicia Beirut：貝魯特腓尼基洲際酒店。腓尼基人有多傳奇？早在3000年前，腓尼基商人就活躍于地中海以及非洲和西歐沿海地區，他們在地中海地區叱詫風云，是令人敬畏的航海民族和經濟動物。他們讓羅馬帝國的歷史學家心有余悸。更加令人稱奇的是，腓尼基人所發明的22個字母被視為拉丁字母的前身，他們因此堪稱西方文字之父。不言而喻，神奇如腓尼基人，誰都想認祖先。有此意愿的，不僅有黎巴嫩人，還有英國人和愛爾蘭人。2004年10月，在美國國家地理學會的贊助之下，英國牛津大學的人類基因專家對2000份血樣進行了基因分析，得出的結論是：黎巴嫩人與腓尼基人最接近！這一結論似乎還得到一個有趣的現象的印證：今日的黎巴嫩，其海外人口約1500萬，幾乎三倍于國內人口。現代黎巴嫩人似乎和他們的腓尼基祖先一樣擅長闖蕩世界。

黎巴嫩可謂人杰地靈，應該成為一個美麗而富庶的國度。它也的確借助無煙工業——旅游、貿易、金融——打造了輝煌，所以它有“近東的瑞士”的美稱，首都貝魯特則被稱為“近東的巴黎”。然而，在上個世紀70年代，這里爆發了一場血腥的內戰。這場持續十六年的戰爭造成逾10萬人遇難、逾20萬人受傷、約90萬人流離失所。戰爭把這個國家變成了火海和廢墟，帶來無數的仇殺和恐怖襲擊，給人民留下揮之不去的慘痛回憶。“近東的瑞士”隨之變成了“迦百農”。什么是“迦百農”？“迦百農”原本為地名，指的是今以色列加利利湖西北岸和約旦河西五公里的一片地區。根據圣經的說法，那是耶穌·基督的傳道之地。與此同時，法語和阿拉伯語的“迦百農”（Capernaum）又是一個隱喻，意為“混亂之地”。《何以為家》所利用的，與其說是“迦百農”的本義，不如說是其喻義。它給觀眾展現的，是一幅混亂的黎巴嫩社會圖景。其實，如果不考慮市場和大眾趣味，這部電影的片名真應直譯為《迦百農》。“迦百農”不僅寫實，而且一聽就是藝術片。

黎巴嫩內戰是一場發人深省的戰爭。其起因和導火索尤其值得關注。

成立于1943年的黎巴嫩共和國，是一個教派林立的國家。這里有基督徒有穆斯林，而基督徒和穆斯林內部又分為各種派別和勢力。譬如，基督徒里面有馬龍派、希臘東正教、羅馬天主教、亞美尼亞東正教等等，穆斯林則分什葉派、遜尼派、德魯茲派，等等。不過，在黎巴嫩獨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里，大家相安無事，和睦相處。主要原因，在于法國委任統治期間（1920-1941）留下的民主建制使各派得以利益均沾：基督教馬龍派人士擔任總統和軍隊總司令，伊斯蘭教什葉派和遜尼派人士分別出任議長和總理，議員和部長席位則由大大小小的18個教派按人口比例分配。基督徒主宰軍政大權的事實在相當一段時間里也不是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人口大致持平，另一方面，基督徒長期得到西方宗主國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養成了心理慣性。然而，一個始料未及的新情況讓民主變成了一柄雙刃劍：由于結構性的人口快速增長，穆斯林一方要求進行人口普查并且根據普查結果調整國家的權力架構——民主制就是一人一票！基督徒一方拒絕人口普查（黎巴嫩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是在國家獨立前的1932年），其他一切更是免談。于是，1975年4月15日發生在巴勒斯坦游擊隊和隸屬基督教馬龍派的長槍黨之間的一場武裝摩擦，終于引爆了黎巴嫩內戰。黎巴嫩舉國上下——從政府到軍隊到老百姓——陷入分裂并卷入戰亂。

這是一場慘烈的宗教戰爭，堪稱中東版的三十年戰爭。正如發生在神圣羅馬帝國土地上的三十年戰爭交織宗教信仰（天主教和新教）和世俗現實利益的對立，域外勢力又紛紛插手甚至直接出兵，黎巴嫩內戰同樣打得昏天黑地，外國勢力紛紛進入戰場，其中包括敘利亞、以色列、伊朗、巴勒斯坦游擊隊，等等。美國也一度聯合法國、意大利組成多國維和部隊開赴黎巴嫩。而且，這場戰爭不是簡單的宗教對立，譬如，主要由穆斯林的阿拉維派組成的敘利亞政府軍就曾公開支援過與穆斯林的遜尼派武裝打仗的黎巴嫩基督徒。

黎巴嫩內戰于1991年結束。盡管各方的矛盾依然尖銳，各方利益依然錯綜復雜，但國家還是得以快速重建，經濟和民生逐漸恢復。對此，具有傳奇色彩的億萬富翁總理拉克菲·哈里里功不可沒。但是好景不長。哈里里總理在2005年遇刺；2011年，敘利亞爆發大規模內戰。黎、敘兩國原本一家（1943年黎巴嫩才從敘利亞獨立出來，黎敘親如歐洲的德奧），敘利亞內戰爆發后，涌入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多達150萬，占黎巴嫩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敘利亞難民還享受來去自由。

娜丁·拉巴基1974年出生在貝魯特。這位黎巴嫩的70后在炮火中度過了少年時光。戰爭及其后果，給她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她的電影所展現的，是一個受到戰爭重創的黎巴嫩。在《何以為家》的片頭，我們看見一群少年端著木質玩具沖鋒槍在街頭打鬧，他們把模仿戰爭當成了娛樂。電影中千瘡百孔的舊建筑、司空見慣的制毒售毒場景（戰爭把富饒的貝卡谷地變成了世界四大毒品原料種植地之一）、雜亂無章的簡易棚屋、四處可見的難民營和難民救濟站都在提醒戰爭的后果與存在。是戰爭讓黎巴嫩變成了迦百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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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為家》是一則針對生育問題的電影人權宣言。它站在人權的高度，呼吁人們優生優育，呼吁窮人計生少生。導演娜丁·拉巴基獨辟蹊徑，把鏡頭對準了盲目超生和生而不養的受害對象——窮孩子，用催人淚下的故事來演繹自己的觀點，把盲目超生和生而不養的后果觸目驚心地展現在觀眾眼前。電影的畫面是真實的，情感是真實的。據說，她召集的演員都是群眾演員，她的影片資料全都來自實地收集和訪談。因此，《何以為家》就像是一部紀錄片。贊恩在片尾發表的電視講話雖然明顯帶有成人腔，但依然產生了擲地有聲、一呼百應的效果。

《何以為家》所傳達的，無疑是一種深入人心的、幾乎具有普世性質的生育觀。但十分吊詭的是，看過《何以為家》之后，我才意識到這一觀念的一維性、抽象性、相對性。因為生育問題與人口問題密切相關，而人口問題至少可以從三個維度——個體、群體、人類——進行思考。

從個體考慮，優生優育是必然選擇。人之為人，應該享有溫飽、健康、親情、尊嚴。這是現代人權觀，是普遍價值。《何以為家》自然是宣傳這一觀念的。整個觀念我們并不陌生——“限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這一觀念的積極響應。

如果從人類和地球資源的角度進行思考，計劃生育勢在必行。地球已經人滿為患，地球養不活這么多人……這是成立于1968年的國際性民間團體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向人類發出的急切呼吁。從《增長的極限》（1968）到《翻轉極限》（2018），羅馬俱樂部一直在用觸目驚心的事實和數據呼吁人類要節制生育、同時拋棄物質主義的生活觀。

思考生育和人口問題的第三個維度，是我們所屬的區域和族群。人，不是抽象的存在。名副其實的地球人或者世界公民不存在，聽起來非常詩意的地球村，其實是真正的無政府狀態。不同的國籍、種族、宗教以及不同的文化和政治信仰把人類分為存在競爭關系的各種族群，我們看問題的時候族群視角不可避免。而一旦從這個角度思考生育和人口問題，事情就復雜了。是非曲直還可能隨之發生翻轉。

中東地區的主導文化是伊斯蘭文化，穆斯林占人口的絕大多數。一種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伊斯蘭教宗派林立，影響了阿拉伯地區的現代化進程，該地區只能仰仗石油，所以在和小小的以色列的較量中似乎總是居于下風，盡管它幅員遼闊人口眾多。但是，現在人們清楚地看到，人口成為其令人羨慕的比較優勢。阿拉伯地區為何人丁興旺？在《何以為家》中：母親在得知自己又懷上孕之后對贊恩說：“上帝奪走你一樣東西，就會賜予你另一樣東西。我懷孕了。”是啊，虔誠信神的贊恩媽媽怕什么？我失去一個女兒，但是我馬上又生一個。

歐洲文明立足于兩希即希臘和希伯來-基督教傳統。自啟蒙運動以來，二者此消彼長，神道和神圣逐漸讓位于人道和世俗。其結果之一，就是人們越來越重視個體，越來越重視個體的尊嚴、感受和幸福，傾聽神諭的人越來越少，一直反對使用避孕藥和避孕套的梵蒂岡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壓力，前任教皇本篤十六和現任教皇圣方濟各也透出一些讓反對者感到欣慰的口風：前者在2010年對避孕套的防艾滋功能表示贊賞，后者在2015年告誡“天主教徒不必像兔子一樣快速繁殖”。于是，在歐洲（主要指西歐）的物質財富得到極大地積累、人權得到充分地保障的時候，歐洲的人口出現了負增長。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移民和難民從臨近的近東和非洲奔赴歐洲。歐洲有財富，還有人權，這里是第三世界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應許之地。這個道理，連年幼無知的小難民都知道。于是，我們在《何以為家》中看到，從敘利亞逃難過來的小姑娘梅森驕傲地向贊恩透露，她要去瑞典。為什么去瑞典？“他們不會綁架你，我有自己的房子，別人要想進門就要敲門，我不想開門的時候就不開，那里的小孩只會自然死亡。”梅森姑娘的想法樸素而深刻。不過，面對移民潮和難民潮，歐洲人自己是什么感受？我們看到，歐洲各國的政府和知識精英堅持歡迎文化，避談矛盾和分歧，努力維護社會的和諧穩定；右翼和一些民間團體則追問“什么是歐洲？”、“歐洲是誰的歐洲？”等問題。對歐洲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的憂慮在民間比較普遍。美國著名智庫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就針對穆斯林在歐洲的人口比例問題比較過民間感受和實際數據，結論是：想象遠遠大于實際。在法國，人們感覺穆斯林占人口的三分之一，實際不到十分之一。皮尤智庫還在2016年的移民和難民數據的基礎上、按照三種情況對2050年穆斯林在歐洲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進行了推算，得出7.4%、11.2%和14%這三種結果。

歐洲人的未來之憂，源自此消彼長的現實狀況。一方追隨人道和實現個體的原則，生育問題常常置之度外，一方聽從多子多福的神諭把娃娃生了一個又一個。

但如果換個角度看，擔憂歐洲不歐屬于杞人憂天。歐洲人，退一步海闊天空。阿拉伯和歐洲，是廣義的同文同種。大家都是白種人，兩大宗教都是一神教，昔日的宗教戰爭屬于同室操戈。再說，根據在歐洲誕生的啟蒙思想，宗教是平等的。德國啟蒙思想家萊辛在兩百多年前就把為何要平等對待三大宗教的道理講得一清二楚。他的劇本《智者納旦》（1778）也因此不朽，至今仍然是德國諸多劇院的保留節目。如果承認宗教平等，就不用擔心誰跟誰傳教。

在生育觀和人口政策方面，中國也走過一條曲折之路。作為人口大國，中國在外部世界的形象和遭遇同樣耐人尋味：在中國經濟落后的時代，外界不嫌中國人多，對計生政策的批評不絕于耳；當一個龐大的中產人群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出現后，卻又出現了一種聲音擔心地球資源不夠分配……

《何以為家》給我最大的啟發，就是生育問題的多面性和復雜性。我們既是享有天賦權利的個體，又置身特定的社會群體，我們帶有不同的國家、種族、文化和政治屬性。與此同時，我們還是人類的一員，我們需要學會換位思考，也必須全方位地思考生育和人口問題。向娜丁·拉巴基導演致敬！她的電影促使我思考一個嚴肅而重大的問題。

拓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