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出版信息】

書 名：《河山闕》

作 者：董貽正 薛傳釗

定 價：35.00元

書 號：978-7-5504-1964-3

策 劃： 北京亨通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出版社：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

版 別： 2015年8月

【內容簡介】

他們生于1930年代的中國，他們出身中產家庭，考入清華大學，是當時的學界精英，而他們曲折的經歷就是現代中國史里面激情燃燒歲月的一章，他們的際遇與國家的命運緊緊相連；年幼時即隨父母流離顛沛，在上海租界求學追求進步……他們曾距離大師們如此之近……他們，見證了那個風云變幻的大時代。

【作者簡介】

董貽正，男，1931年間月出生于上海市，漢族。1948—1952年就讀于清華大學電機系。

薛傳釗，女，原籍廣東中山，1930年生于上海，年幼時隨父母逃難，流離顛沛，輾轉數年。抗戰勝利后，在廣州培道女中念完高中。1949年夏從香港飄海北上，考入燕京大學社會系，1950年轉入清華大學經濟系。

【編輯推薦】

本書作者親歷抗戰，其本人或親友是諸多重要的歷史事件的見證者，所述均為一手資料。

本書作者經歷了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中學與大學，受業于中國最知名學者，對那個時代的思想動態、學習與社會生活等作了詳盡的描述，是難得的史料。

【書摘】

從十里洋場到故都清華園

董貽正

我是1931年12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寧波。1936年8月上小學，還不到5周歲；以后上初中、高中，直至大學。1948年報考大學，報了3所，都被錄取，于是北上清華，1952年8月畢業于清華大學電機系。

抗戰勝利后，對國民黨從期盼到失望，接觸到進步思想，參加了學生運動；新中國成立前在清華加入了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聯盟，因此就成了離休干部。1994年辦了離休手續。

父親新中國成立前的“左派”朋友

父親一生也歷經坎坷。從我們懂事時起，就曾先后兩次入獄，一次是日寇占領上海時，上文提到過；還有一次是在抗戰勝利后，究竟是什么原因？父親的《三代簡史》里沒有提及。但說了這樣一件事。抗戰勝利了，被日本沒收的大中染料廠非但沒有立即歸還，相反，重慶來的“劫收”大員又蓄意搶奪，欲歸為己有。經過父親兩年多的交涉，才收回廠房，復工生產。此時被拘押，是否與此有關？現在所有當事人都已不在人世，此事真相就不得而知了。

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抗戰勝利時，我突然看到了房間墻上掛起了蔣介石的大幅戎裝照，這才知道他多年來一直隱藏著。蔣介石代表正統的國民政府，私藏蔣介石的戎裝照片，這在當時淪陷區的上海是有很大風險的。回想起來，他遭日寇逮捕時，傳說他和“重慶”方面有聯系的說法，倒也有幾分可信。

抗戰勝利后，看到國民黨的腐敗，他也經常嘆息。因此對我們參加學生運動也未加阻攔。新中國成立后，他才知道過去幾位金融界、外貿界的老朋友還是地下黨，現在記得他曾提起過的有徐伯昕、陳其襄等人。徐伯昕曾和鄒韜奮一起創辦生活書店，抗日戰爭勝利后，在上海與鄭振鐸等人創辦《民主》周刊。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辦公廳副主任，發行管理局長兼新華書店總經理，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等職。陳其襄曾任我姨夫包述傳所在錢莊的經理，還任過上海生活書店總店發行主任，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貿易總公司副總經理、中國花紗布總公司經理、商業部局長等。我父親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他們影響。

也可能是因為這個關系，所以《民主》周刊，從1945年10月13日創刊以來，就每期都往我家寄送。對我來說，正好是多了一份精神食糧，《民主》是每期必看。

《民主》周刊的主編鄭振鐸，是一位進步作家、文學評論家、文學史家、翻譯家，也是國內外聞名的藏書家。在抗戰時期的上海，他為搶救古籍等文化遺產，阻止珍本外流，做出了杰出貢獻。抗戰勝利后，我曾看到過在上海《文匯報》連載的《西諦書話》，就是他對一些古籍的評論隨筆。新中國成立后他曾先后出任國家文物局局長，文化部副部長，1958年10月17日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出國訪問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殉職。《民主》的編委都是當時知名的進步學者，如馬敘倫、周建人、許廣平、董秋斯、羅稷南等，沈鈞儒，沙千里、史良、閔剛侯四位名律師擔任常年法律顧問。這是一份非常明顯的“左傾”刊物，經常報道一些被國民黨封鎖的真實信息。如“重慶較場口事件”“六·二三下關事件”“李公樸、聞一多被殺事件”以及國民黨搞“假談真打”的陰謀等，《民主》都及時做了真實的宣傳報道，所以被國民黨視作眼中釘，出版還不到一年一個月，就被迫停刊了。

父親從舊時代走來，走過飄搖詭譎的混亂年代，一直堅持到20世紀末。從上海灘十里洋場出場，歷經了清末、北洋、民國、日偽政權、新中國等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歷史階段。在起起伏伏的人生里，他有努力有堅守，有堅持也有隱忍，有聰慧有智慧更有寂寥。他思想開明，眼界開闊，但性格卻內斂，有豐富的內心世界又能與這個世界保持融合。打太極寫毛筆字，他以儒家思想武裝和勸慰自己，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應該算是“內心強大”的那一類人。我的人生已有80多年的經歷，現在才開始參悟他，可卻未必能了解他十之二三。

外婆家原系大家族

我媽媽張文澍是鄞縣人，現在寧波的鄞江區。外婆家比較有錢，在寧波的情況我不清楚，但到上海后，當時在閘北有一整條弄堂、好幾十棟樓房都是外婆家的。外公我沒見過，早已亡故，所以沒有任何印象。

當時的閘北不是租界，離市區較遠，小學時，我們去外婆家，都要打電話召出租車。那時上海最有名的出租汽車公司是祥生出租車公司。祥生的老板黃祥生也是寧波鄉下人，13歲跑到上海來謀生，開始在飯店里打工，做招待，做了10多年才開始做出租車業務。祥生的發展與崛起，也是當年一個上海淘金夢的圓夢過程。祥生電話號碼是40000，非常好記，當年取“四萬萬同胞”之意。

外婆家對年幼的我們是另外一種樂園，回外婆家也就成了一件樂事。

在閘北時，外婆家的房子同我們成都路寶裕坊的房子面積差不多，不過就是他們是一家住，我們則是幾家合住，可見外婆的家庭情況很是寬裕。可惜，抗戰時，外婆家整條弄堂的房子都毀于戰火，外婆家搬到城里，離我們成都路住處不到一站路。但住房面積要小得多，不到100平方米了。

外婆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太太，虔誠的佛教徒，逢到佛教的重大節日，都要到寺院去燒香許愿，這一點和祖母很像。

外婆家族的親戚也多，很熱鬧，可能因為條件稍好，加上外婆的和善，所以氛圍也好。我們小孩子特別喜歡到外婆家去。

外婆育有兩子三女，我母親是老大。在三個姐妹中她文化程度最低，用現在的話她就是全職太太。我母親信佛，但沒有外婆那樣虔誠。她雖然成長在經濟條件較為優越的環境中，但她操持家務卻崇儉戒奢，這也是很多寧波人的家風，無論多么富足，家風卻一脈相承。

我夫人李璀明祖籍也是寧波，幼時家境也很好，同樣秉承這種風格。我岳父李大耀，新中國成立前是美孚公司寧波地區的“大班”，他們住的江北岸清泉坊4號，1號、2號是蔣經國住的，新中國成立后被海軍接收了。后來我夫人回寧波時，想去看看老家，但弄堂口的警衛不讓進了，因為有海軍首長住著。我岳父1964年病故，我們把岳母接過來贍養，晚年，她得了老年癡呆癥，1986年病故。

我們兄妹5人結婚，都是從簡辦理，不事鋪張。母親從來沒有提出什么要求。母親寬厚待人，鄰居或親友有困難時，她都樂于相助。新中國成立后，她積極參加里弄和工商聯組織的文化學習和政治學習，絲毫看不出年輕時出身之類的問題。所以，直到我妹妹學校的紅衛兵找到家里大鬧之前，上海的紅衛兵并沒有為難他們，可見她身上應該是找不到“富貴人家的小姐”的特征或習氣。

母親對子女教育不驕不寵，我們兄妹5人，沒有一個是在上海上大學的，她都高高興興把我們送走。我們兄弟也各自獨立，有一點可以預見：即使沒有政治運動，我們也不會成為“啃老族”。

1962年，我小弟貽誠北大畢業。那時我們3個兄妹都已留京工作，母親也已年逾花甲，健康也大不如前，內心確實是希望小弟留在身邊，但聽說小弟要留校考研究生時，她在同爸商量后，仍然支持小弟進一步深造。

1963年，小妹貽直從北京礦業學院畢業了，這是我家兄妹中最后一個大學畢業生了。但媽仍沒有向組織上提出過要求照顧的意見，最后小妹也留在外地工作了。

“文革”后期起，她長期臥床，爸也年逾古稀，家里確實有很多具體事務要我們子女承擔，但她始終沒有向子女所在單位提過任何要求。從1958年起，一直到1982年媽媽臨終時，24年間，我們兄妹5人沒有一個能長期侍奉身旁，和父親一樣，她老年時，成為一個“多子女的孤老太婆”。思念及此，我們兄妹們都感到內疚。

小嬢嬢是新四軍

我們小時，二姨媽也已出嫁，我們兄妹都對她很親，稱呼她為“弍（ni）伯伯”；只有小姨媽文斐（我們叫她小嬢嬢）未婚，同外婆住在一起。外婆幾個女兒的文化程度同她們的年齡成反比，小姨媽文化最高，在閘北外婆家時，她臥室里還有一架鋼琴。兵荒馬亂的年月里，保留一架鋼琴時而彈奏的年輕女子總給人以羅曼蒂克之感。

小嬢嬢漂亮，文靜，身材高挑，但給我的感覺是她很忙，和我們小孩子接觸不多。事后回憶，可能當時就在從事抗戰救亡活動。抗戰初期，我媽媽等親友經常在成都路家里為醫院縫制傷病員的病號服，聽說這些活都是小姨媽組織的。當時的客廳里堆滿了白衣白褲，住在一起的嬸嬸、阿姨也一同幫忙。

那時我和哥哥也只有六七歲吧，母親也教我們縫制衣帶，雖然針腳歪歪扭扭的，但心里卻覺得也為抗戰出力了，很高興。因為當時我們住在英租界，所以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租界地區還是比較安全的，一些不激烈的抗日活動還可以進行。

可是后來就沒再見她，隱隱約約地聽說她在前線犧牲了。因為當時上海還在日寇占領下，氣氛很是緊張，大人們都不同我們說這些事，究竟她是在哪里犧牲的，當時情形如何，在我寫這一部分初稿時，還不清楚。后來我表妹王煉利來信說：我小舅舅（也就是小嬢嬢的弟弟，王煉利的父親）改革開放后，從美國回來，曾同她說起，小嬢嬢是偷著去參加新四軍了，當時家里誰也不知道。后來接到她所在單位來信，才知道她隨新四軍轉移，病死在蘇北。她的遺骨是大舅舅到蘇北去取的。大舅舅到了墳地后，掘開墓，見到小嬢嬢的大衣，就肯定了這是她的墳，將她的遺骨帶了回來。因為像她這樣的家庭，參加新四軍在當時自然是被認為大逆不道的。因此，我父母對她的死訊諱莫如深。

說起蘇北，當時上海的上層社會是相當鄙視的。當時上海已是“東方大都市”，而上海周邊的城市和城鎮則顯得貧窮落后（所以很多人都跑到上海謀生，那時候蘇北三把刀，菜刀、剪刀、剃頭刀，反映了蘇北人在上海所從事的職業：廚師、裁縫、理發師。這在當時上海是最低層次的幾種職業。一個家產萬貫的闊小姐卻自愿跑到貧瘠之地鬧革命，也可見當時人心之相背。

但在當時上層社會看來，小嬢嬢簡直是叛逆之極，像所有背叛家庭的革命者一樣，他們很難獲得家庭的支持和理解。我外婆知道她是死在新四軍那里時，還說過“讓她去”的氣話。

一個腰纏萬貫、大戶人家的女孩子，是什么動力使她毅然決然地拋棄上海舒適的家庭，到蘇北這樣貧瘠之地去呢？蘇北為什么又有這樣大的吸引力呢？這是個謎一樣的話題。很遺憾的是，我們再也不能聽到小嬢嬢親自來回答這個問題了。

大舅舅張永生同外婆住一起，也在恒信洋行工作。我二年級考第一名后，他最先送我一套小學生叢書，這也是我第一次得到的禮物。

小舅舅張器咸是外婆最小的孩子，長得也最帥，可以用風流倜儻來形容他。抗戰時，他一個人跑到四川一所教會大學讀書，但大學沒讀完，就輟學工作了，也許是他一人在大后方，要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吧。抗戰勝利后回到上海，已經結婚，妻子是成都時的大學同學，生有一女，后來離婚了，新中國成立后他在上海又結了婚。

小舅舅是一個公子哥兒，上海所謂的“小K”，就是有錢人家的“少爺”。他開過自行車行，裝配自行車，那時候，在上海，有一輛自行車，就不簡單了。我在高中時，同班四五十名同學，有自行車的只有二三人。如果做個比喻，開自行車行大體相當于現在開一個好一些品牌的汽車行，可見他是個很時髦的人，而且敢想敢做。敢想敢做的個性跟隨了他一輩子。

我上清華時帶去的自行車就是他開的店為我裝配的，我也因此成了清華校園里為數不多的擁有自行車的學生。這輛車，后來在班上，成了公車，哪位同學要進城，就騎著我的車去。

20世紀20年代末，十里洋場的舊上海風云際會，政治與經濟勢力也此起彼伏。除了雄踞上海的“帝國主義”者，北洋軍閥、革命黨、各種幫會勢力盤根錯節盤踞在上海，甚至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會議地址最初也在上海。上海既是冒險家的天堂，聚集了來自全世界的冒險家，同時也是大浪淘沙之地。28歲的父親任上海美商恒信洋行兼職營業員，可見父親應該還是有一定硬功夫的。

輾轉半個中國的遷徙與逃亡

薛傳釗

入讀武漢圣約瑟女子學校

1936年夏，我們全家，父母、大姐、大弟和我都搬到了漢口。我還記得當時的住址是：漢口黃陂路協和里9號二樓，是一房一廳，還帶有一條走廊似的狹狹的陽臺。

我快6歲了，該是上學的年齡了。不知為什么，父母專門找了一間“為難”我的學校。一是，學校離家很遠，每天來回在路上要走1小時40分鐘左右。好在大姐也在那里上高中，每天她帶著我往返。二是，學校管理很嚴，是由意大利修女們開辦的天主教女子學校。全校教師（除語文教師外）和工作人員全是洋人。三是，小學部從3—6年級全部講英語，2年級則是中英文混合教學。沒有一年級。后來才搞明白，在漢口當時中學兼辦小學部的學校并不多，從小學就開始用英語教學的更少。加上教會辦學，學費相對比一般學校便宜，而教學質量不差，管理嚴格，因此家里選了這間叫圣約瑟的女子學校，讓我啟蒙。

我一進去，就被安排在三年級試讀，第一件事就是告訴我在學校里不許講中國話，只能講英語，如果不會講可以到講臺前向老師提出自己想干什么、想說什么，問英語是怎么說的。這下可把我嚇壞了，第一次踏進學校，看看那個穿著黑袍、戴著黑頭罩、臉無笑容的老師，在講臺上嘰哩咕嚕，說些什么一點也聽不懂，甚至連下課也搞不明白，只好獨自坐在位子上。到第三節課了吧，我就想上廁所，但又不會用英語去問老師，也不知道廁所在哪里，直到實在忍不住時，只能在座位上方便了。坐在我旁邊的學生立刻舉手向老師咕嚕了一陣，班上的同學立刻哄堂大笑。老師立刻用尺子在桌子上敲了起來，不許大家笑，而是叫一個比較大的學生領我去廁所解決問題，并安排她告訴我上課的一套規矩，甚至幫我翻譯、做作業等。我坐在第一排，有時老師也過來照顧一下。畢竟從未上過學的孩子，一下子上三年級是太費勁了，所以過了幾天就讓我到二年級那個班上課了。盡管也是穿黑袍（有時穿深咖啡色袍）的修女當我們的老師，但她那深褐色的眼珠，比原來那個淺黃色眼珠的老師的眼光要和善得多，還會說中國話，讓我們叫她“Sister”。她知道我是從未上過學的孩子，也不懂英語，所以經常會關照我這個糊里糊涂的新學生，并不時鼓勵我和同學們一塊玩。班上的孩子似乎不全是中國人，人數不多，但講著各種各樣聽不懂的話，但大部分都會用漢口話來交流的。這位Sister似乎一直陪著我們上各種課程，有時她也上一些課，還督促我們在課堂里做各種作業直到放學。我還記得，在課堂里，每天練習寫英文字母，練一個字母要寫滿一頁紙，從草楷到正楷，從小寫到大寫，此外還要學英語的發音，每天只教一點點，反復地練習，根本不教字，兩個學期就是這些。國語就要求背課文，要背得爛熟，還要默寫出來。直到現在我還能記得那些背得爛熟的課文，連我們家人都聽得會背了，當然還有算術課。每天除了這些主課外，還有一些輔課，如領我們到操場做操、做游戲、跳舞，還領我們到校內的天主小教堂里學唱歌，聽《圣經》里“舊約”中的故事，看修女們讀經做禱告的儀式等。有時還要教一些簡單的針線活，如繡十字花等。學習的內容還是相當豐富多樣的。

我每天一早跟著大姐姐，提著一只小書包，連顛帶跑地趕著上課，一般都是正點到校。中午則在學校的食堂里，等大姐下課一塊吃飯。午飯是自己從家里帶來的，因不能加熱，所以大部分時間是帶幾塊面包和一小盅菜，吃完后用小盅盛滿一盅水喝。學校規定每逢星期五是不容許吃魚的，所以一定要注意那天不能帶有魚類的菜。因為小學放學時間要比中學早，這樣，我每天下課后常常會到操場里一個人背課文，或一個人玩滑梯，或者去看學校里養在籠子里的火雞、番鴨以及各種鳥兒；有時則到琴房周圍聽別人練琴。總之，挺能一個人消磨時間的。

有一天，中學部放假，但我們照舊要上課。其實只上半天課，我卻沒有聽清楚。早晨姐姐送我到校后，并交代我自己好好吃午餐，下午三點來接我。誰知上完課后，飯廳、教室……都上鎖了，人都走光了。我只好拎著書包到操場，一邊在蹺蹺板上玩，一邊吃午餐，也不知玩了多久，打掃操場的老修女發現我一個人還在那里玩，她走過來問我為什么不回家，學校要鎖門的。我告訴她要到三點鐘家里才會來接我。她不緊不慢地把我哄到校長家去了。問清情況后，這位校長老太太倒挺和善，問我記不記得自己家的門牌，我告訴她我認得回家的路，只是家里不讓我一個人走就是了。她立刻帶我坐上她自己的黑色包車（當時私人用的包車是黑色的人力車，街上乘客的是黃色的叫黃包車），由她家的車夫送我回家。那天我挺高興的，因為能坐上那種黑色的人力車，就像現在能坐上小轎車差不多。在車上還有用腳踏的鈴鐺，雖然路上沒有什么障礙，我忍不住要去踩幾下，讓它不停地發出“叮”的聲音。到家門口了，拉車的“大叔”把我送上樓，把我交給家人后才離去，十分認真。

自從發生這件事后，家里反而覺得比過去放心，覺得這個孩子已經長大一些了，膽子也見長，大概不至于一個人在外面會丟失了吧！

我在圣約瑟女子學校整整讀了兩個學期，讀完了小學二年級。從此，我對上學讀書不再是那么陌生了，一年來也能拿到可以讓大家高興的成績。盡管只有一年，但這是我一生中比較重要的啟蒙教育時期。

被戰爭打亂的童年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給我們的國家，以及每個家庭帶來了震撼和災難。那個時候，盡管我不會看報，也不懂得為什么要打仗，但戰爭的苦難卻在我幼年的腦海里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創傷。對一個只有七歲的孩子來說，只能從被打破的日常生活中去體會時局動蕩給家里帶來的苦難，從感性上去認識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強盜發動的殘酷侵略戰爭，是怎樣無情地打擊著我童年的心靈。

“七七事變”后，暑假也結束了，但我和姐姐都不能繼續上學了。是什么原因我搞不清楚。是不是那些意大利修女都回國了？學校關門不辦了？搬遷了？誰知道。總之我只能待在家里，只有弟弟還繼續到一墻之隔的青年會小學校里上學。我家小客廳的窗戶正好對著學校的大操場，在那里除了可以看到小學校的同學們在那里做操、打球、玩耍外，還可以看到經常有不少青年人在那里集會，有人在講臺上演講。有時我們會跑到青年會門口，看看貼在墻上的海報。大部分是關于抗日的演講會海報，有時會有一些名人來演講。有一次大姐就告訴大家是“七君子”之一來了，我們可以去聽聽。當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七君子”。只要是這類情況，操場上會聚集很多聽眾。

由于我和姐姐沒去上學，生活的秩序確實有點亂。閑來無事也會隨母親到附近菜市場里買點菜，幫著摘菜，做點家務。偶爾也會練練毛筆字……一切都是在母親安排下才做的。但是每天照例要做一件事，那就是經常要從家里拿一分錢投入青年會大門口設置的捐款箱里。因為為了支持抗日，人人要做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家里讓孩子們親自去投幣捐款，使小孩子也懂得為抗日出一分力。吃完晚飯，我們兄妹幾個都要坐在一起學唱抗日歌曲。我們尋來了“大家唱”第一、二冊。我記得打開第一頁就是《義勇軍進行曲》，還有《松花江上》《大路歌》《大刀進行曲》《畢業歌》等。從中也知道了一些歌曲的作者，詞作者如聶耳、田漢、張定和、冼星海、黃自……都是那個時候的知名人士。我們在大姐姐的帶領下，看著樂譜，一句一句地學唱。在那一段時間里，幾乎兩本“大家唱”都能從頭到尾的，一首一首唱下來。有些歌連我父母也學會了，跟我們一塊唱，煞是開心。在學唱中，讓我們兩個還有些不太明白的孩子，也能從中領悟一點愛國精神，感染當時全國救亡圖存的抗日氣氛。

已經是秋天了，漢口市開始了防空演習。有時是白天，有時在晚上。我們第一次聽見“嗚嗚”的警報聲在全城響起。這種聲響使我心中感到有說不出的難受。一次又一次地讓我們識別什么是“空襲警報”“緊急警報”“解除警報”。同時，要求人們在自己家的玻璃窗上貼X字型的紙條以防止玻璃震破。還要求給電燈做上一個“黑罩”，晚上發出警報時，所有室內燈都得關閉，只有在十分必要時才可以打開有黑罩的燈。這時，全城變成了黑暗世界。這種防空演習讓我們這些孩子也深感戰爭已經來臨。大人們談論著前線打仗的消息，我們也會豎起耳朵用心去聽那些似懂非懂的戰訊。

初次聞到火藥味

真正的空襲終于開始了。空襲既是戰爭的一部分，也是侵占的前奏。大部分空襲出現在白天，除了父親仍是一早照常去上班外，當警報響起，全家只能在家里待著，弟弟也從學校匆匆忙忙地回到家里。緊急警報響過后，街上是沒有人行走的。很快就有敵機飛過來，接著投彈的爆炸聲，一個接一個，偶爾還可以看到滾滾的濃煙。我們不知道炸彈投向那里，也不知道死傷和損失，可能被轟炸的地區離我們的住地比較遠吧。只有等到第二天看報紙的報道，才知道一二。一開始，我們遇到警報還是有點緊張和不安。后來，空襲次數多了，也有點習以為常了，也就鎮靜地在家照樣干那些孩子該干的家務活。

有一天上午，我獨自一人到書店買鉛筆，買完后，卻站在書架前翻看著新書。突然，警報響起，書店的職工，立刻把客人請出去，準備關門、關窗。街上一片混亂。店里的售貨員看見我一個孩子還在那里發愣，就問我家住哪里，路遠不遠。因為緊急警報相隔時間不是很長，而10分鐘回不到家就會被攔在馬路上，也不安全。好心的售貨員就讓我留在書店里不要亂動，等解除警報后再回家。我在那間暗暗的書店里等著。那次轟炸離書店很近，響聲很大，整個房子在顫動著，不知是誰把我拉到墻根蹲下。一直等到解除警報、敵機的轟鳴聲消失后，大家才松一口氣。但是街上大呼小叫的聲音不斷，還有救火車接二連三地駛過。我們知道附近一定有挨炸的。店里的人再三叮囑我不要在路上玩，快回家！一走出來，只見街上亂哄哄的人群，還摻雜著呼號聲，我貼著墻邊往家跑。但走了不遠，路就被堵住了。一片塌下的房子，有的還燃著火。抬頭一看，電線桿上“沾”了一只血肉模糊的手臂，是那么地慘不忍睹。在被炸的房子周圍還有被炸死炸傷的人們。我再也不敢走近了，立刻繞道，奔逃回家。

家里也正著急，擔心我在外出事。回家后，我把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一五一十地訴說出來。從此以后，家里再也不讓我一個人上街了。但戰爭帶來的恐怖和殘酷，包括那只斷臂，在我記憶里總也揮不去。

熱鬧非凡的難民之家

我們一行終于到了廣西東北角的八步，并在二姑母家落腳。

二姑母家只有姑父、表姐和我的小姐姐，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小姐姐薛傳介比我大七歲，是我們家個子最小的一個。父親因為家中孩子太多不堪負擔，五歲左右就把她寄養在二姑母家中。他們一家本住在香港、廣州一帶。在廣州工作時，由于日寇轟炸不斷、時局不穩，才遷到遠離大城市的這個山區小城里來的。這個小城是隨著四周盛產的錫礦、鎢礦等逐漸發展起來的。二姑父很快在一間僑商投資的利薄錫業公司內任經理。為了安排各地逃難來的窮親戚們，二姑母在八步城里租了一間有二層樓的木板房，房間用薄板隔成一間間小臥室，僅能放進二張單人床，較大的就算是飯廳了，但晚上我們仍要打地鋪住人。樓上是二姑母和我們全家住的，樓下是姑父的親戚住的。因為人實在太多，吃飯時只能每人分一小碟菜，米飯由各人自己盛，管飽。當時二姑父要到礦區去上班，不常回來。其余都是“無業難民”，其中大部分是孩子，一時也無法上學，住在一起真是熱鬧極了。姑母雖是留美的教育博士，她也難以安排好這一大群大小不同、程度不同的孩子們，而且還要張羅十幾二十口人的生活。她只能要求大孩子要帶好小弟弟、小妹妹。年齡最大的是二姑母的女兒林明慧，她剛獲得嶺南大學歷史系學士學位，由于成績優異，可直接保送英國劍橋大學深造。但因抗日戰爭而未成行。她負責教大家講英語，“下課”時她還會給大家表演“草裙舞”，晚上則領著大家做西點。因為沒有烤箱，二哥就帶頭用洋油桶改裝，領著一些“小的們”，又敲又打地做了一個烤箱。大家聽著“老師”的指點，按著“洋文”的配方，七手八腳地操作起來。做成后，一人只能嘗“小指頭”那么一點點，但大家都覺得十分高興。因為做西點的原料匱乏，改由二哥帶著大家做手工。表姐則為我們縫衣服。天氣好的時候，表姐領大家到河堤上散步，會游泳的則帶著改制的泳衣在河里游個夠才回家。

晚上是我們聚在一起最高興的時刻。大人做了一天的家務勞動，也跟大家在一塊聊天休息了。這時姑媽會教大家欣賞月亮，欣賞星座，講一些我們從來沒有聽過的天文知識，如星座的名稱、結構、運行規則，一些傳說、神話等；有時，哥哥姐姐們也會講一些《天方夜譚》中的故事。其中，有一夜是林家的四叔、五叔，給大家講述他們在東京大地震中失去父母、姐妹的親身經歷。那是1928年的事了，天還不亮，突然地動山搖、大家還不知是發生什么事。很快燈全熄滅、房屋倒塌，慘叫的聲音四處響起。他們牽著父母的手摸黑走出木屋，既站不穩也看不清，隨著人群不知走了幾條街，然而地面卻突然裂開了一個大口子，瞬刻間，走在前面的父母都掉進了裂口里，幾個孩子奮身趴下，用盡全力也拉不動，很快路面又移動了，裂口又無情地合攏。當他倆醒過來時，也搞不清自己怎么居然還活著。他們一家七個兄弟姐妹，老大（即二姑父）在太平洋彼岸，其他都在東京。八口之家，最后只剩下四個了。說來極為慘痛，接著海嘯發生了……他們把珍藏多年的大地震相片拿出來給我們看，并逐一給我們講解。當年的驚嚇和刺激，致使五叔一度精神失常。20年后，提起大地震，仍滿臉淌著眼淚，渾身抖擻著，我們從眼前的一幕，也可以想象出，當時的可怕情景。我記得第二天早晨起來，大家都說一夜沒有睡好，似乎日本大地震的慘狀不斷在夢幻中重現在我們面前。

在八步二姑母家的“難民之家”相聚的時間并不長，各地來的親戚也是出于無奈才給二姑母家添了這么大的壓力。在此期間大家都在努力尋找出路。不久，各自找到出路之后，就陸陸續續離開了。我記得二哥是只身去闖蕩的，他歷經艱辛到了四川的江津一帶，最后，他跟隨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喻宜萱（新中國成立后任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學聲樂；大姐則到桂林上高中。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在八步單獨租了一間房暫住。住地附近還有一所小學校，只因在學期中間不安排插班生，我和弟弟也失去了繼續上學的機會。而姑母一家則搬進了礦山，以便讓二姑父能在礦山上邊工作邊休息。他們的“新居”，我們也曾去過，那是在小山邊上自己設計建成的樹皮加木板的小平房，非常別致。房頂和墻都是用樹皮鋪蓋而成的。房間的地面和隔墻是用木板做的。小巧玲瓏，十分好看，而且都是就地取材。小屋周圍有大榕樹遮著，空氣新鮮，四周安靜，卻有鳥語花香。我們非常喜歡到這間木屋里玩。只是礦區離城里很遠，交通很不方便。我們在八步逃難的日子并不算很久，然而期間發生的“故事”讓我們深深懷念，難忘。雖是逃難，但對孩子們來說，一切卻是那么新奇、充實、開心，在以后的日子我們都會興奮地回憶那些往事。

德歸醫生治好我的黃病

由于這個地區既熱也潮，蚊蟲滋生，各種昆蟲數不清，也除不盡，常常給人們帶來煩人的疾病。傳染性比較強的流行病就是瘧疾。經常是反復發作，不能根治。我們也未能幸免，“奎寧丸”便成了家中的常備藥。

不久，我得了黃疸性肝炎。由于缺乏醫學常識，當時不明白得了什么病，只覺得渾身無力，吃不下東西，過了一陣眼白全變成黃色的了，又發燒，又拉肚子，這才害怕起來了。立刻找到繁忙的表姐夫請教。表姐夫叫金圭善，原籍朝鮮，他在德國學醫，回來后任戰地軍醫。他與我表姐結婚后入中國國籍，表姐是醫院的護士。后來他被調到龍州醫院任內科主任。他醫術高明，醫德也好，熱心助人，深受當地百姓的稱贊。他看了我的病狀，一聲不吭，只是叫我搬到他家的小廳中單獨住。因為他很明白這是一種傳染性很強的病，他也知道我家只有一間小房，經濟條件也不好。但他們家已有三個孩子，經濟也很拮據，不可能送我去住院。他只跟二姑母說出了真相和處理的辦法。我母親還是從二姑母處問出了底細，于是說什么也要把我接回家，讓我單獨睡一張小床（因為金醫生家只有一廳一房，最小的孩子只有兩三歲，大的兩個跟我們差不多大）。母親認為，無論如何不能讓他家的孩子們傳染上這種病才對。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這位金醫生的為人了。然而，這種病當時并沒有什么特效藥，因為戰爭，連對癥的藥也非常匱乏。由于沒有及時治療，體質又差，病情變得比較嚴重了。我記得身上的汗已經把褥單、被單染成黃色，什么也吃不進，只能吃點湯和粥。在這時他已經想方設法找到他的德國同學，弄了兩小瓶貴重藥給我服用。一種是赭紅色的藥片，服后排出大量又紅又黃的小便，另一種是銀色的藥丸。他小心地囑咐母親，如何防止傳染，如何護理病人，調整飲食——堅持吃點骨頭湯，一定要臥床，不許活動。然而藥很快就用完，再買也不可能了。這時金醫生千方百計打聽用中草藥和偏方的冶療辦法。最后他選定用野蜂窩和黃糖一塊熬，每天熬一鍋當“茶”喝。野蜂窩很難在藥房買到，他竟利用周末到山上野樹林中去采集。辛辛苦苦打下蜂窩再曬干存起來，讓我堅持服用。我不知服用了多少蜂窩湯，也不知喝了多少魚頭、魚骨湯，更讓大家提心吊膽為我操勞，病才逐漸好轉，慢慢地重新站起來走動。我只記得，因為病，覺得躺著也累，只盼著趕快長點力氣才好！真感到無奈！而大人們想到的是，可幸撿了一條命呀！

讓我們全家最難忘的是金醫生。媽媽總會提醒我記住，救了我一命的是金醫生啊！但誰會料到戰爭、窮困讓他走上了不幸生涯。他堅守在醫療的崗位上，當日寇占領龍州時，他隨著醫院帶著一家子邊工作邊撤退。艱辛的生活，使他染上了肺結核，病勢惡化很快，不到一年便在貧病交加中逝去，那時還不到四十歲。而表姐領著幾個孩子難以生存，只得將大兒子送給她弟弟撫養，將其他孩子送進了孤兒院后，再回到醫院里工作。直至1991年初，我才打聽到她的下落，并到廣州去看望了她。遺憾的是，八十多歲的大表姐已患上老年癡呆癥多年，已經不能辨認親人了。慶幸的是兩個孤兒院長大的孩子，新中國成立后都留在首都迎賓樂隊里擔任樂師，20世紀80年代都調往廣州交響樂團，一個是吹黑管的高級樂師，一個是作曲兼太平洋交響樂團的指揮。他們兩家的孩子都與音樂有緣，其中佼佼者是小提琴手金立。改革開放初期，來訪的英國知名小提琴家梅紐茵選中金立，把這個年僅9歲的孩子帶回英國培訓，后來送他去美國朱麗葉音樂學院學習。其他三個孩子有的學鋼琴，有的是學建筑設計和服裝設計的，不知這些幸運的晚輩們，可曾知道祖輩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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