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罪錯行為的神經學基礎

隨著青春期的到來，社會情緒系統中的神經活動會出現突然和急劇增長。這些活動的爆發增長促使情感激發與情感反應增強。年輕人的情緒狀態開始對行為和認知產生很大的影響。與此同時，他們對他們所處的社會環境變得更加敏感。情境線索和其它形式的社會信息在信息處理方式以及世界如何在他們頭腦中呈現上發揮著更重要的作用。當年輕人試圖做出決策時，他們更易受到社會影響和同齡人的壓力。青春期的許多方面，從默許到形成同齡人壓力再到加入幫派，當人們認識到青少年更易受到社會影響時，這些問題就很容易理解了。在獎勵機制中，神經化學物質也有爆發性增長，因為人們對有趣的事情更敏感。這種增長同那些受到追求短期目標和獎勵指引的想法和行為有關系。

然而，隨著青春期的開始，不同于社會情緒系統中活動的爆發性和指數性增長，認知控制系統的發展更像是線性的和漸進的。結果就是，在青少年早期，行為更可能受到情緒激發和社會反應的影響。隨著認知控制系統的成熟，人們限制這種反應的能力不斷提高。盡管社會和情緒處理依然影響人們的行為與思考，但社會情緒活動更難以凌駕于決策能力之上。

青少年的這種情況就像已經啟動的發動機，但把握方向盤的司機卻沒什么經驗。差不多的是，青少年擁有純粹認知能力，以復雜和抽象的方式來思考他們所處的法律世界；然而，并不是直到最后的神經系統成熟，他們才能合理且有效地使用這些更高水平的認知能力。發展法律推理能力比掌握思考法律的能力更重要。能夠處理和控制其他因素——比如情緒——的這種能力也是必要的。

神經科學研究將自我約束的發展同兒童、青少年時期的神經網絡變化聯系在一起。在青少年時期，社會情感系統的活動突增，孩子對社會予以獎勵的行為變得更加敏感。神經系統的不成熟限制了人們控制沖動的能力，尤其是在神經系統同社會或情緒獎勵結果聯系在一起時。不出意外的是，參與冒險或尋求刺激的行為，包括反社會行為，在發展時期尤為普遍，導致一些人將青少年時期犯罪行為的激增歸咎于發育中的大腦。然而，重要的是理解對于大多數人而言，不斷增多的違法行為是成長和成熟的一個正常部分而已。青少年通過對法律的努力思考，他們檢驗著行為的限度，從他們的錯誤與成功中汲取經驗，學習什么是或者什么不是合理行為。這種檢驗是成長的一個必要部分，也是理解規則價值的一個必要部分，同時也是在令人興奮和感到誘惑的事實中自我規制策略的一個必要部分。

與此同時，社會情緒系統活動的明顯增多，負責執行功能和認知控制發展的大腦部分發展的更緩慢。神經網絡根據社區的社會規范負責抑制行為，在很大程度上并未強大到能夠控制社會情緒系統不斷增多的活動。與是否實施了一系列反社會行為相關的認知，尤其如此。我們有一段發展時期，在這一段時期，當青少年控制這類行為的能力受到限制，青少年會傾向于實施這類沖動行為。基于此，缺乏沖動控制被認為是違法和犯罪行為的核心要素，就一點都不奇怪了。近來的著作將這種控制缺乏同前額葉皮質發育不足或前額葉皮質受損聯系在一起，大腦的這個部分負責認知控制。

這個情況為以下情形提供了一個解釋，即為什么這么多犯罪的青少年會以一個守法公民的身份度過他們的成年生活。犯罪—年齡曲線是犯罪科學中最接近“法律”問題的事物。相當有趣的是，當一個人關注按年齡分布的違法頻率時會發現，在青少年早期有一個飛躍式增長，這伴隨著社會情緒系統中活動的飛躍式增長。隨著青少年年齡的增長，犯罪的頻率隨之會逐漸地慢慢降低，直到他們進入成年早期，就會穩定下來。這個軌跡同認知控制系統的發展相一致。在這個意義上，14-25歲年齡的人是犯罪的主要群體，這一點也不令人驚訝，因為他們在神經學和生物學意義上還處于發育階段。

直到成年，人們才能像強制模式所設想的那樣，才能表現得像一個完全的行為能力人和理性決策者。一個仍在發育的大腦阻礙了青少年思考未來行為結果的能力，尤其是與行為相關的懲罰。與此同時，青少年對情感滿足和社會獎勵行為高度敏感，威懾被設計出來用以阻止這些。正如斯洛博根和豐達卡羅總結的，“青少年不成熟的最顯著特征不是有限的認知能力，而是傾向于沖動行為和屈從于同齡人的壓力。”這些要素既是解釋違法行為的重要部分，也是因為青少年的特點（沖動、被風險吸引和同齡人驅動行為）使通過使用正式懲戒與懲罰管理青少年行為變得更為復雜。

很大一部分犯罪行為是青少年實施的，而且很多實施犯罪行為的人只在青少年時期實施犯罪行為，這種聯系可能性最高的時期就是這段時期。當他們同法律當局打交道時，青少年被帶入到一套復雜和正式的青少年司法程序中。

青少年罪錯行為的家庭因素考察

心理學家認為，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孩子們就做道德判斷，并按照道德判斷行事。這些傾向隨后受到環境的影響與塑造。尤其是，家庭和父母是環境的核心要素，其能夠促進或損及這些態度與價值觀，這對于形成協商性權威的法律社會化是最重要的。當父母在家庭中確立行為規則時、他們解決家庭成員之間的糾紛時，以及他們在規則被違反時維持紀律，父母行使權力和權威的方式特別重要。一般來說，這些關鍵的互動是孩子們適應日常社會生活和社會互動中的首要途徑。考慮到法律社會化的過程，它們作為向孩子傳達規則與權威目的的一種手段，為孩子在日后生活中理解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礎。

借助強制的管教方式植根于專斷控制的趨勢。在其中，服從本身就是一種價值；是一種比給孩子灌輸其他價值觀更重要的價值觀。這種方式并不關心權力如何行使以及權威如何運作會影響孩子的價值觀。相反，與權威的關系被工具化地認為是單向事項。簡單來說，成功的父母是能保證孩子服從的父母。父母設定規則，孩子必須服從。如果孩子不服從，他或她必然受到懲罰。好孩子是那些服從的孩子；無論服從是基于自愿的同意或者源于他們對懲戒的恐懼，這都無關緊要。同樣，只有服從是重要的，讓孩子理解為什么服從更重要。

父母為了讓孩子服從，讓孩子將服從作為一種價值觀，傾向于使用體罰，比如打屁股，來管理孩子的規則違反行為。為促使孩子實施規則服從行為，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父母適用了工具主義控制的方法。因為父母并不關注給孩子灌輸促使他們自愿服從的價值觀，父母必然運用自己的最高權力和地位，對孩子進行管教。然而，諷刺的是，這種管教方式已經被證明無法對價值觀發展產生影響。將管教子女的做法同孩子們隨后的行為聯系在一起的心理學研究一直表明，體罰在內在控制和減少后來的規則違反行為上收效甚微。

實際上，強制性紀律非但不能促進規則服從行為，更有甚者，會破壞這類行為。強制性紀律不能通過將服從內化為一種價值觀，進而促進合作與服從規則。其通常會導致孩子拒絕不值得信任的權威以及導致他們的不服從。比如，專制的管教方式同家庭中不斷增多的規則違反行為相關，并會增加孩子采取冒險的行為，比如在家庭以外酗酒和吸食毒品。其他研究直接將體罰同兒童和青少年時期的攻擊行為聯系在一起。格肖夫與比滕斯基認為，“如果父母的目標是促使孩子道德內化和減少他們的攻擊性與反社會行為，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體罰對于實現這些目標是有用的。”

體罰已經被證明會導致孩子采取諸如人際攻擊等反社會行為，對促使孩子長期遵守法律基本沒用，對于合理價值觀的形成并沒有作用。相反，體罰可能導致反社會行為，以及導致孩子疏離人群和玩世不恭。比如，在一項具有代表性的全國研究中，涉及了3000個孩子和6000對夫妻，施特勞斯將家庭內外的的體罰經歷同不斷增多的暴力聯系在一起。特別是，報告指出，受到最嚴重體罰的孩子是最有可能受到執法部門逮捕的孩子。后來的研究也將孩提時代的體罰經歷同后來成年階段的犯罪行為聯系在一起。盡管對許多家長而言，這是一種相對溫和的體罰形式，但施特勞斯認為，這是我們在社會上看到的許多暴力行為的征兆。

總的來說，這項研究強調使用強制方式進行管教的兩個后果，因為這與法律社會化有關。第一，強制界定了人們對他們與權威人物之間的關系，通過監督偵察和適用強力懲戒違法行為。不是通過內化同法律相關的價值觀，這有助于同權威形成積極與健康的關系，而是致力于形成一種排他性工具主義關系，這其中充滿了不信任和焦慮，形成純粹服從是唯一需要的價值觀。這種立場促使人們將權威視為無情和冷漠的。

第二，盡管將強制用作控制行為的手段，但實際上，隨著時間的推移，強制導致了許多不同的規則違反行為。從學校中的校園欺凌到青少年幫派，再到后來的犯罪行為。然而，它不僅使人們對權威概念的認識產生了重大分歧，實際上也沒實現其致力尋求的結果。基于此，人們會質疑——權威在場的時候——這種方法的成本是否值得立即服從，其帶來的好處似乎微不足道，這種方法是否有足夠的效用來證成這個模式的正確性嗎。

這種盤算的一部分需要是，在適當使用強制時，強制可以影響行為。父母、學校和法律制度亦是如此。如果制度能夠妥當利用資源，設定改變的風險和確定的正義，人們能夠對懲戒的風險作出回應。對于孩子亦是如此。在他們父母在場和更高的暴力力量強制存在的場合，孩子們傾向于服從他們的父母。而且，立即服從有時也是一個必要的目標。

體罰與許多管教因素有關，這些因素圍繞著紀律問題。更為復雜的是，權威的方式可能是在具體的文化情境中運作的。比如，蘭斯福德和同事們研究了不同文化語境下的母子二元關系，他們發現，當體罰被視為不規范的時候，更有可能導致消極后果。那些體罰不那么普遍的國家，在體罰使用上與孩子的行為問題之間表現出強烈的聯系。他們認為，關鍵是一種方式的使用是否使孩子們認為父母是好的或者是關心人的。另一方面，在所有的文化中，使用體罰會導致孩子更高程度的人際攻擊。如果父母用強力控制他們的孩子，他們就是在教他們的孩子在自己的生活中使用強力控制其他人。

然而，研究普遍指出兩個重要的因素，表現為在紀律中使用體罰的征兆和后來違法行為的征兆。第一個是適用紀律的做法前后不一致，在其中體現的是更大范圍的管教做法的表征。這個重點是父母在管教孩子時運用權威的方式。父母是否采用公平的方式管教他們的孩子？比如釋明決定、允許和保持公開的對話、以透明和連續的方式適用規則。研究表明，懲戒的影響因懲戒被孩子視為公平的程度而不同。再者，適用不公平懲戒程序的消極結果是眾所周知和非常普遍的。對于父母，不同的管教方式通常有不同的影響，這取決于父母是否被認為是合法和公平的權威人物。

第二，研究一直指出，一段關系（比如，社會情緒紐帶）的存在或不存在在社會規范和價值觀習得上很重要。無法在情感上與其他人產生聯系，以及不能與父母發展出重要的情感聯結，會同反社會和違法行為存在聯系。同樣，母性敵意影響家庭關系紐帶，同違法行為存在關系。正如勞布、桑普森和斯威指出，“大量的研究表明，家庭和學校的社會聯結與違法行為之間存在理論上的預測關系。”比如，肯普夫回顧了七十一項研究發現，與父母聯系不緊密導致孩子的違法行為增多。

勞布和桑普森認為，那些一直從事犯罪行為的人，“不能與任何人或者任何事情建立親密關系或形成任何聯系。人們可以認為這些人有扭曲的自主意識，而不關心或在乎其他人”。同樣，西蒙斯、約翰遜、康格和埃爾德發現，孩提時代有反社會行為傾向的孩子，如果他們在青少年時期發展出穩固的社會紐帶后，他們的違法行為就會減少。管教的做法傳遞出不尊重、輕視或者其他將孩子認為無價值的，以及采取孩子們不能理解的不連續和非透明行為的，會損害孩子們對父母是慈愛以及信任父母的推斷，進而使得建立社會紐帶變得困難。相反，它們造就了以憤怒、敵意、蔑視和叛逆為特征的關系。

當父母與孩子相處時，父母行使權力的方式確立了孩子理解規則以及他們與權威人物之間關系的框架。這點特別重要，因為這個在孩提時代習得的規則與對權威的最初印象，影響孩子對隨后生活中遇到的權威（比如，老師、駐校安全人員、法律執行人員、法官）的傾向。通過這種方式，兒童時期的家庭情況最終影響了青少年和成年之后服從權威以及同權威打交道的傾向。

尤其是，我們已經指出三個影響家庭情況的關鍵問題：

（1）父母與孩子之間社會紐帶的建立，采取表現關愛、關心和有責任心的管教行為。這與傳達尊重與慈愛地對待的重要性相關。

（2）父母適用規則和用以規制那些規則違反行為的方式，包括他們試圖積極同孩子互動，并采用公平和中立的標準。此處的問題是公平決策。

（3）對孩子試圖發揮主動性予以回應，以及父母在多大程度上承認和協商自己權威的范圍。

青少年罪錯行為的學校因素考察

我們將注意力轉移到教育情境下，考察學校環境中孩子的經歷如何影響法律社會化的過程。在這個地方，孩子學習同規則和權威打交道，這些事物更遙遠和正式化。盡管孩子第一次接觸的是老師，老師們與他們的家長一樣分享著某些品質（比如，非正式性、長期接觸），但學生在一年又一年與任何特定一天的生活中不斷接觸大量的老師。因此，他們必須學會同更加非個人風格化的權威打交道，這同老師與老師之間的關系存在很大的不同。這個過程要學習的內容不局限于與老師進行的私人互動，而且還體現著整個學校的氛圍。實際上，學校的整體管教氛圍對學生的影響與學生同學校權威人物以及行政管理人員打交道對他們的影響一樣重要。

盡管存在這些不同，論及學校的文獻透漏的信息與關于家庭的研究是類似的。通過嚴格的紀律和嚴厲的懲罰管理學校是可能的，但這些策略被發現在推動規則遵從（無論是自愿與否）上缺乏效率。相對應，類似于嚴厲的父母管教技巧，它們導致的不僅有學校中的規則違反行為，還包括社區之外的規則違反行為。

在另一個方面，可以發現，支持性態度與價值觀對學校環境中的青少年的規則遵從行為有促進作用，而且，支持性態度與價值觀與不良同齡人群體以及涉法行為之間存在聯系。如果學生認為他們的老師和學校行政管理人員是合法的——即是說，如果他們認為自己有義務將老師與學校行政管理人員看作權威，而且他們相信這些人就是權威——他們便會實施規則遵從行為。學生更不可能參加幫派或者攜帶武器到學校，更有可能遵守規則與規范，而且它們更不可能實施攻擊性的人際行為，比如校園欺凌。

最引人注目的校園環境研究發現，規則公平性的核心問題是規則如何被制定、實施與執行的。研究指出，學校規則的作用首先與它們被視為公平以及決策和待人維度存在很大的關系。研究進一步指出，老師被認為是公平的，這影響了大量學生的成績，從學術成就到規則遵從都是如此。這些發現與家庭研究文獻中的發現是一致的，也認為公平的家庭管教氛圍影響孩子對父母頒布的規則與決定的反應。

最后，與父母管教語境下的情形一樣，對什么是最有效的學校權威形式存在對立的觀點。一方面，有跡象表明人們越來越有興趣教育孩子關于民主的價值，并維持開放與公平的課堂。這似乎符合年輕人表現出的特點，他們期待更多的程序參與。然而，更成問題的是，有明確的跡象表明，人們支持通過強制性方式管理與規制學生行為。越來越多的學校在處理他們學生的問題時變得越來越不靈活、嚴厲和刑事司法化。這可以從零容忍政策、規則的嚴苛、對待校園行為刑事化的意愿中看出端倪，校園內的法律執行人員不斷增多使得一些事情便利了很多。盡管學校看起來認識到教授他們學生價值觀——法律所內在蘊含——的重要性，但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并不愿意確保將這些價值觀內在為學生人格的一部分。

對任何一個孩子來說，問這樣一個問題是重要的：對于這個孩子來說誰是合法的權威？老師和學校行政管理人員是一類發布特定規則的權威。然而，在校期間，孩子加入同齡人群體，在與其他學生打交道時發展出復雜的同齡人網絡。在許多情形中，同齡人群體（比如，體育隊、學校俱樂部）與權威并行不悖，促進積極的社會發展，并為反社會行為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保護因素。在其他情形中，學生可能將自己同離經叛道的同齡人群體聯系在一起，這些群體代表了權威和規則的其他來源，可能鼓勵冒險和違法的行為。其他群體的典型例子就是幫派。

那些越可能不被學校權威接納的學生或者認為在他們學校中是不受歡迎的學生就越有可能加入到離經叛道的同齡人群體中。幫派的成員身份在另外一套身份體系中提供了一種被尊重和被重視的方式，即使在學校中被邊緣化、被停學或者被開除的學生。在這種同齡人群體中的學生不大可能會與權威合作，報告哪些學生攜帶武器來學校了。與這份研究一樣，揚茨認為，錯誤行為本身可能就是其他同齡人群體具有高度合法性的結果，這種特征的錯誤行為規范與其他更加傳統的學校權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其他研究進一步指出，對學校缺乏信任影響學生加入一個錯誤團體的可能性，并對學校的行政管理人員和老師采取挑釁性行為。

埃姆勒與賴歇爾認為，孩子能擁有兩種與權威的關系。他們可以將規則視為“一種約束關系；人們被要求遵守規范，遵從正式明確的禁止規定和指令，服從被授權管理他們的那些人的指示與命令。”另一種關系是一種保障與推動，在這種制度中，給學生提供“權利、他們的人身以及他們的財產的保護，并在他們受到侵犯的時候為他們提供救濟”。他們認為，當學生經歷一個基于約束的正式制度時，他們會需求非制度性方案來解決他們的問題，并對諸如幫派這樣的非正式和個人網絡產生忠誠。

里奧斯對幫派吸引力的細節進行了探討。他認為，青少年加入幫派是尋求保護，他們認為這些事情是其他權威人物無法提供的。里奧斯認為，存在一個復雜的年輕人控制機制，傳統權威將年輕人看作“錯誤的、有威脅性的、具危險和可能犯罪的”，采用懲罰性社會控制，需要不斷地監控、介入和懲戒。最后，里奧斯認為，不斷試圖約束和控制年輕人會導致他們在他們與外部控制之間的關系中界定權威，因此，當年輕人處于正式權威缺位的情況下，他們就會變得不能基于內在價值觀行動。

除了感到被幫派接納和尊重外，孩子青睞幫派的一個原因是，在幫派中，權威的運用方式對孩子來說與權威在家庭中的運用方式一樣令人熟悉。幫派中的權威具有支配性、工具主義的特點，通過使用暴力來達成它們期冀的目的。盡管關于幫派和欺凌的探討強調，它們運用權威的方式的不可接受性，但同樣重要因此要指出的是，許多家庭社會化的模式使孩子難以理解權威，這涉及到其他觀點的討論與考量。他們可能發現，暴力攻擊作為一種管理其他人的方式，與他們早先對權威一般情況的看法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