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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發《天涯》2017年第2期。
一個小說家眼中的上海史
夏商
今天的主題是上海,我先聊聊上海人。前些天在朋友飯局上遇到個湖南姑娘,對我說你不像上海男人,她以為這樣說是夸我。其實這種話我不是第一次聽到,北京、四川、山東的朋友都這樣說過,夏商你不像上海男人。他們這樣說都覺得是在夸我,可我并不領情,也不高興。
我就問那個湘妹子心目中的上海男人是怎樣的?她說上海男人很精明、氣量小、娘娘腔、怕老婆。
這可能就是外界對上海男人的印象,陰柔的、娘娘腔的,所以這個城市也是雌性的。鞏漢林在春晚上表演小品,模仿上海普通話,演繹了一個猥瑣的、會翹蘭花指的上海男人。其實鞏漢林是東北人,對上海男人的刻畫完全是想當然的,借助春晚這個影響力巨大的平臺,想象了上海男人,也想象了上海。
鞏漢林這樣的東北男人覺得上海男人娘娘腔,那么他們認為的爺們是怎樣的呢?大家可能聽說過,東北男人不做家務,酒喝高了喜歡抽老婆大嘴巴,覺得這才是爺們。當然我相信,不是每個東北男人都喜歡家暴打老婆,這同樣是外界對東北人的誤讀。
但在生活中,確實存在著南北差異。我遇到過一些北方人特別喜歡拍胸脯,不管行不行,先把肋骨拍斷三根,夏商你是我哥們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包在我身上,顯得特別豪爽特別仗義。第二天酒醒了,就忘了。相比這樣的“豪爽”,上海人確實比較“小家子氣”,或者說比較謹慎,沒把握的事不輕易承諾,一旦承諾下來,肯定盡力完成。相比于酒桌上的那種豪放派“北方爺們”,我更喜歡“婉約派”的“上海娘娘腔”。這哪是什么娘娘腔,這是一種教養,是一種寶貴的契約精神,正是這種理性與收斂,體現了上海人做事的規矩,簽約的過程瑣碎,重視細節,一旦落紙成文,白紙黑字,必然恪守信譽,兌現度非常高。
另外,那些覺得上海男人不爺們的人可能忽略了這樣一些事實,單拿體育界來說,跳得最高的朱建華,長得最高的姚明,跑得最快的劉翔,都是上海人。要說冒險精神,有個叫余純順的,職業探險家,最后死在羅布泊。當然這些人在各自領域的成就都歸屬于他們個人,不代表整個上海,卻從一個側面看出,上海絕沒有想象中那么陰柔。
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上海這個城市才一百多年時間,稍微了解近現代史的人就會發現,上海在諸多重大歷史事件中沒有缺席。開埠以來,很快崛起為經濟、政治和文化重鎮。不僅是國內范疇,更是亞洲乃至國際重要城市,如果說它是娘娘腔的性格,怎能扛起如此重任?我寧愿把這種“娘娘腔”視作一種柔韌,不硬來不亂來,硬來就啪的一聲斷了。
外界對上海文學的第一直覺基本是張愛玲式的,租界、咖啡館、紅玫瑰白玫瑰、海上花,小情小調。其實這是對張愛玲的誤解,除了風花雪月的情感小說,她還有別的風格的作品,那里隱藏著另一個張愛玲。
今天講的“上海史”,是目前歷史學界城市史研究的一個分支,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至今,“城市史”的研究很熱門。世界上城市那么多,要成為被研究的熱門城市,總有其獨具性格的魅力,比如耶路撒冷,世界三大宗教發源地,《圣經》里上帝承諾猶太人的應許之地;比如伊斯坦布爾,歐亞交匯的城市,無數王朝在這里興起又凋零。那么上海,憑什么成了城市史研究的顯學?說上海史是顯學,不是夸張,單單我手頭就有幾十種上海史的書籍,中外學者都在寫,很多都是大部頭,門類分得也很細,相比那兩個城市來說,上海開埠時間很短,中國又是一個傳統文化非常強勢的國家,有著如此強大文化基因的本土,外來文化很難安營扎寨。奇跡出現了,上海從一個土氣的小漁村,華麗轉身為一個時髦的東方巴黎,特別洋氣,特別能接受西方文化。簡直像個怪胎、混血兒,還長得漂亮。這就是它的神奇之處,也是值得研究的地方。當然,我不是歷史學家,我有自己的方式,就是用小說來解讀這個城市,一個城市確實代表一種人類生活的形態,把一個具體城市的發展軌跡做一個詮釋,是特別有意義的事。之前我的《東岸紀事》是寫浦東的故事,被文學評論家認為改寫了上海文學版圖,為什么這樣說呢,因為這部小說顛覆了讀者對那種張愛玲式的小資上海的想象,寫了泥沙俱下的、粗糲的、野性的、不那么優雅的上海。
浦東雖然是上海城的一半,從幅員和體量上說已經是一個大城市了。加上浦西部分,上海就是一個超級城市。接下來,我準備寫浦東對面,也就是上海的另一半——浦西,但浦西太大了,我只能寫它的一部分,它的滬西部分。為什么只寫滬西部分呢,這就要說到一個作家和他的出生地的關系。
作家和他的寫作資源
為什么每個作家的寫作都不一樣?因為有屬于自己的生活經驗與獨特記憶。過往的土地、童年、青春,加上回憶、思考、材料篩選,通過文字進行還原、杜撰、結構,進行表達。
上海是個移民城市,我恰巧出生在這個城市,這不是我的選擇,而是機緣巧合。和絕大多數上海人一樣,我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上海人,祖籍在江蘇建湖,根據可循的族譜,再往上是蘇州,再往上是長沙,家族的遷徙已四百多年。我兒子在國外留學,如果在國外定居結婚,后代就再度完成了遷徙,可能就成了“香蕉人”。
所以家族史的偶然成分很大,往往一個人就改變了后代的命運。當時和我祖父一起闖上海的是族里三兄弟,那兩個兄弟因為無法立足,后來就回老家務農了,等于就沒走出來。這種偶然性代表了近現代上海家族發展史的一個規律或縮影,我們夏家是一個縮影,李家王家也差不多。我祖父是染布的,有點手藝就留在上海了,兩個兄弟沒手藝,只能拉黃包車,后來就都回去了。所以說命運是一連串偶然的疊加,每個外來者到上海發展都有類似的家族史,每個家族史拿來寫,都非常精彩,如果能活一萬年,我能寫一千部長篇小說,當然生命有限,不可能寫那么多,只能寫屬于我個人經驗的,最熟悉的那部分。
我有三段完整的生活地理,隨著年齡的增長,越來越意識到這是寫作資源的巨礦:第一段是小時候在滬西東新村跟祖母生活,那是一個比棚戶區略好的窮街。住房非常逼仄,年幼的我跟祖母、小姑三個人擠一張床上。我是從浦東農村借住在祖母家的鄉下孩子,所以老街上的小朋友都不和我玩,幸好有兩個表哥,就當他們跟屁蟲。他們要讀書,我就一個人在蘇州河、鐵路北、西宮、曹家渡、大自鳴鐘游蕩,對這些地方的人與事爛熟于心。
我父親是沿海海員,大概三四個月才能見他一次。他的航程從南到北,大概是從福建到遼寧。父親帶回來最多的是煙臺蘋果,他一回上海就來奶奶家接我回家,也就是我第二段記憶的發生地,浦東周家弄。九歲以后,我正式回浦東鄉下讀書,直到初二輟學。由于滬西的住房實在太小,父親結婚屬于半入贅,就是住在丈母娘家,但孩子還是隨父姓。父母比較有骨氣,申請了一塊宅基地,自己造房子搬了出來。當時來說,海員的收入還是比較高的,但因為要贍養家人,把收入的絕大部分給了祖母,所以造房子時東拼西湊借了一千七百塊錢,這筆錢現在只能請客撮一頓老酒,我父母整整還了八年。那個房子我一直住到十八歲,開始是水泥地面,后來因為門前的浦三路抬高,家里地勢低雨水倒灌,就用泥土夯成了地面,黃梅天墻角會長出蘑菇——由于潮氣太重,導致母親關節一直不太好。我很早就輟學,輟學后浦東征地,動遷后在工廠上班。后來辭職,在社會上謀生,同時寫小說。
第三段是我三十二歲后搬到浦西,住在一個鬧中取靜的小區,周邊是比較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生活區。這時候,才算比較深入地切入到城市腹地,跟所謂中只角上只角的市民有了更深入的接觸,到今天也有十五年了。
你們看,我個人的生活地理有三塊,前面兩塊可說艱難窮困伴隨了童年和青少年時期,回頭看,小時候苦不堪言的生活,對作家真的是財富與資源。我是浦東開發前原始狀態的親歷者,根據這段人生,我寫了《東岸紀事》。因為輟學早,在社會上混跡過一段日子,結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我去杭州做講座,有個記者的報道標題說《東岸紀事》寫的是浦東“老炮兒”的故事,我一時覺得好有道理,竟然無法反駁。我一直認為,一個作家年輕的時候有一些荒唐經歷,在社會上混一混,會有較為豐富的經驗積累。小說不僅是用來寫真善美的,更多時候是用來揭示假丑惡的。有些東西光靠虛構是拿捏不準的,最好有切身體會。搬到浦西之后,去浦東的次數少了,那塊土地離你越來越遠,反倒產生了鄉愁,突然就想寫一寫浦東。
寫這個小說的時候,特意去買了尼桑相機,把熟悉的邊邊角角拍了好幾天,當時就覺得可能寫完后這些老風景就不存在了,果然等我六年后寫完小說,照片上的地方基本都消失了,這可能也是這部小說的地理學價值。當然我的目的不僅僅是寫地理,我更關心世態人情和人的命運。
這里還有一個寫作常識,一個作家的能力,并不僅僅來自于材料,雖然材料對于作家來說非常重要。比如說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我是寫不出來的,首先我沒有在拉美哥倫比亞的生活經歷,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同時作為一個同行,我會考量如果我有這個材料,有沒有能力寫出來?材料是先天的,是個體生命的機緣巧合,人生經驗無法篡改,寫作能力卻是有高下的。作家看到一部好作品,心里會有一個判斷,如果這個材料給我,是不是也能寫得這么好。有些寫作能力可以通過努力接近,有些則永遠達不到。這個和訓練幾乎沒有關系,打個比方,短跑100米世界紀錄,現在的世界紀錄保持者是牙買加運動員博爾特,9秒58,將近10秒,這就是人類目前的極限。但你會發現,其實普通人15秒也能跑到終點。10秒和15秒看上去不多,但這5秒你是窮極一生都追不上的。寫作也是同理。
《東岸紀事》對我而言,還有一個重要暗示,就是原來自己也有能力寫大作品,在這之前,我的長篇都在二十萬字之內。那天在蘇州做講座,當地兩個小說家朋友就比較羨慕我,因為她們的長篇都是十萬字出頭,對四五十萬的長篇比較敬畏,確實,有很多同行不能寫特別長的東西,寫大長篇很痛苦。對我來說,花六年寫一個大長篇,和花半年寫一個小長篇,耐受力是不一樣的。而且駕馭大篇幅,人物一多,線頭一多,無論記性多好,故事總是比較容易穿幫。以《東岸紀事》為例,前面寫到喬喬的媽媽是獨女,后面搬家的時候突然冒出個弟弟。這個小細節的瑕疵,發表時雜志編輯沒看出來,出書時出版社編輯也沒看出來,后來還是一個普通讀者給我微博私信指出了,加印時改成了表弟,雖然不影響大局,但畢竟是細節的穿幫,細節對小說來說太重要了。我越來越相信這樣一個創作法則,即成也細節敗也細節,某種意義上說,寫小說就是寫細節。
沒有小細節,就沒有大敘事
寫作經驗的豐富,并不是說寫作開始駕輕就熟。其實寫作對我來說,正成為一件越來越難的事,因為駕馭故事能力在增長的時候,野心也在變大。這個野心讓寫作變得越來越困難,《東岸紀事》從動筆到今天十年了,出版也四年多了。這當中我對文學有了新的看法,以前我主要關注人的命運,現在更關心社會變遷,更關心是什么力量導致人的命運的變化。相應的,閱讀興趣也發生很大變化,小說看得少了,主要看歷史類、政治類、法律類著作,對歷史真相越來越感興趣,對那些被遮蔽的時間縫隙中的細節越來越感興趣。
年輕的時候寫小說,沉迷于虛構,天馬行空,連故事的發生地經常都不標注。人到中年,開始往實里寫了,《東岸紀事》的設計人物中,就有意識植入了一些真實的歷史事件,和虛構的人物形成互動,完成虛實相間的敘事。
相比純虛構的創作,寫實的難度不是增加了一倍,而是增加了十倍百倍,原因很簡單,畫鬼容易畫人難。現在正在寫的這個滬西題材小說要從1913年寫到2000年,1980年以后的故事對我來說比較熟悉,前面的半個世紀,要查大量資料。這種資料除了大的歷史框架,更多地需要細節,沒有小細節,就沒有大敘事。
那么,什么樣的細節才是有價值的呢?我的要求是包含了時代密碼的細節。舉個例子,馬丁太太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主婦,因機緣巧合,遺留下一些上海孤島時期的日常憑證。通過這些憑證,我們知道她1940年搭乘美國海軍艦艇來到上海,不久去了廈門,短暫停留后又返回了上海,通過美軍巡洋艦上散發的上海旅游指南,她租下了西摩路上的一棟房子,1月22日,安裝好了電話,付了3塊錢接裝費和15塊錢押金。電話號碼是37161。3月1日交了218元7角5分房租,這筆錢相當于她幾個月的電費和電話費。而電力公司的票據上顯示,他們還提供電爐、馬達和電熱水器等設備的租賃服務。
馬丁太太是個時髦女性,喜歡打扮,留下不少訂制服裝的票據,比如她去同孚路334號鴻翔時裝公司訂過一套藍色洋服,40元定金,另外20元取貨時再付。然后去了一路之隔的慕爾鳴路口,那兒有家貫一服裝公司,皮草很有名,宣傳單片正反面各印了英文和法文,說他們家的皮草得過1935年芝加哥工業展上的獎項。
1940年6月14日,馬丁太太收到了電話賬單,九塊多錢,包括了六塊五的100次市內通話包月和89次額外市內話費。有趣的是,由租界打往南市閘北等華界地區需要加撥區號另收電話費,而掛在墻上的固定電話機和自由擺放式電話機的收費也不盡相同。
1940年10月18日,她收到上海國際電臺的電報通知單,電報單有三種文字,第一行是日文,然后是中文和英文。馬丁太太還去過城隍廟求靈簽,居然也是中英文對照,可見當時求靈簽的外國人也不少。這位馬丁太太抽到的是上上簽,不知道后來在上海的運氣好不好。
以上這些細節看起來瑣碎,卻可以從中捕捉到一些非常重要的時代密碼。首先,我們對這些票據會有一個總體印象,那就是當時的上海已經非常國際化,再來看細部,馬丁太太的電話號碼是37161,五位數,說明當時上海的電話裝機容量理論上已達到99999臺,也就是近十萬臺。電報單有三種文字,第一行是日文,排在中英文之前,說明了日本人在孤島時期的政治地位。你看,這些細節的力量,比宏大敘事的說教精彩得多,一下子就把當時的社會面貌反映出來了。
這樣的資料很珍貴,但只要認真尋訪和鉤沉,還是能找到很多,比如我最近購買的《1942—1945我的上海淪陷日記》一書,也非常詳盡地列舉了上海當時的生活點滴,作者顏濱不是什么名人,就是一普通市民,這本被僥幸發現的日記,說不上有什么文采,就是一些家長里短,但這種民間第一手資料的價值相比歷史學家正兒八經的著作,其價值一點也不遜色。
如果把這樣的細節植入小說,比那些干巴巴的敘事鮮活得多。好的小說,它的真實度往往是超過歷史書的。有時候我們看小說會覺得比官修史志更能還原當時的世情民俗,其原因正是源于扎實的細節。所以有時候查資料,要貨比三家,通過類比、推理、倒排等方法,使歷史的細節更接近事實。
再回到我那部滬西題材的小說,我記得我十八歲也就是1987年那年,中山北路曹楊路鐵道口,曾發生過一起火車與63路公共汽車相撞的惡性事故,但具體是幾月幾號和具體的死傷人數記不得了,我就去查上海市志,查到了,是4月18日,死4人傷40人。就把這個線索記下來作為小說素材備用,過了一段時間,為了查另一個資料,借閱了普陀區志,正好翻到交通那一節,它上面的記載是,4月18日凌晨4時16分,滬杭線曹楊路道口值班員劉建軍因打瞌睡而未將欄桿放下,發生火車和公共汽車相撞事故,死6人,傷38人。劉建軍因失職被逮捕法辦。
你們看,在兩部史志中,后續報道死傷人數居然是不統一的。1987年離現在才幾年啊,一個離我們這么近的事件,我們都無法做到真實,別說更悠久的歷史了。如果把這種未加考證的數據植入小說,第一手材料就錯了,雖然未必影響情節,總是瑕疵。
小說中的細節,除了逼真的還原,還有一點也很重要,就是生活的傳奇性往往是大于小說的,我們一直有個誤解,覺得作家天馬行空,肯定比生活有想象力,其實根本不是這么回事。我再來舉個例子,這是我在查找教會大學檔案時看到的一個中央大學搬遷的故事。
這個故事完全就是一個小史詩,拍成電影會非常精彩。如果有恰到好處的植入角度,我會把它寫進長篇小說。這是一個什么樣的故事呢?國立中央大學,就是現在南京大學的前身,當時被稱為東方哈佛,抗戰時,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學都內遷了,最有名的是西南聯大,等搬家的時候,你才知道國立中央大學厲害到什么程度,大學有實驗室有圖書館甚至有附屬醫院都不稀奇,這所學校居然還有農場,養殖了大量家畜家禽,豬牛羊雞鴨,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品種,用于育種和研究。
遷徙是好聽的說法,其實就是逃亡,就像諾亞方舟一樣,有非常多的重要物品要搬上去,當時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沿著長江往上游方向,還有一條是走山路往云貴方向。儀器、藏書、資料、課桌以及教學設備都要運走,所以這些珍貴的家畜只能放棄,校長對農場負責人王酉亭說,每個品種選一對最強壯的我們帶走,剩下的如果日本人打進來了,保不住也不怪你。
日本人是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的,淪陷的前四天,王酉亭看時局不行了,就把所有牲畜趕上木船,從浦口出發,過安徽,過河南,過湖北,到宜昌,遇到草地就上岸游牧,經過一年時間,把這批動物完整地送到了重慶。
我為什么要說這個故事,就是因為生活有時是超過想象力的,別的不說,首先大學有農場就超過了一般人的認知,后來的千里運家畜更是恢宏得超出了虛構的筆力。如果這個故事是我編的話,讀者會覺得不太可能,但生活就是大于小說的,有時候看一些社會新聞,會覺得怎么可能發生這種事,太奇葩太不可思議,小說都不敢這么寫,但它確實發生了,所以小說中的傳奇性和生活中的傳奇性確實并不是一回事。
關于上海的某些細節認知
上海之所以成為一個洋氣城市,和它的租界歷史關系密切。事實上,我們對租界也有一個誤區。傳統說法認為租界是殖民地,其實不然,歷史上全國有過二十七個租界,上海的兩個租界最大,另外二十五個加起來都沒上海這兩個大。上海開埠前像沒開發前的深圳,是個小漁村,不是什么十里洋場。對入侵國來說,殖民地是無償的,白住白用,但無論上海還是廈門的租界,雙方是簽訂土地契約的,是有償的,屬于商業買賣,但因為租賃方擁有一定警權和行政權,有人認為它帶有殖民色彩。真實情況是,當時的上海行政長官叫道臺,害怕洋人和華人混居不好管理,主動提出把黃浦江旁的一塊河灘劃給英國人當租界。
1845年,上海道臺和英國人簽訂了一個文件,叫《上海租地章程》。晚清的那些租界,包括福建的廈門鼓浪嶼租界和福州天主堂碼頭租界,都屬于花錢租賃的性質。
《上海租地章程》寫得很明白,雙方須商定地價。除了租金之外,更重要的是主權,晚清政府和日本簽訂的《親日修好條規》里有一條,華人在日租界犯事,日本無權審判,交給晚清政府,相反也是這樣。
你們看這和我們所理解的租界性質是不一樣的,它不是軍事殖民地,真正意義的殖民你是沒有任何主權的。
上海租界有點像一國兩制的國中之國,保持中立,不允許駐軍,軍隊入境需要繳械。淞滬大戰前夕,謝晉元率部經過租界就曾被繳械。謝晉元就是著名的四行倉庫那支孤軍的指揮官,那場戰斗非常慘烈,四行倉庫現在還在,我平時喜歡跑步,沿著蘇州河從家里跑過去也就兩公里。這個倉庫現在改造成了辦公樓,那堵殘墻還保留著,全都是炮彈和子彈的孔洞,謝晉元死的時候完全是彈盡糧絕,一個國民黨高級將領就這么殉國了,隨著四行倉庫的失守,上海淪陷,開始了孤島時期。
不但國軍經過租界要繳械,在這之前的中日甲午戰爭、辛亥革命,租界都沒有直接受到軍事沖擊,所以在戰亂的中國屬于比較安全的“世外桃源”。
一開始,租界是不允許華人定居的,因為小刀會騷亂,難民都往租界跑,人口暴漲。
所以當時的各界名人都住在租界里,比如魯迅,就住在虹口,那兒本來是公共租界,后來被日本占領了,民間叫它日租界。
我寫的這部滬西題材小說,還提到了圣約翰大學,我知道福建師大前身是華南女子文理學院,約大和你們學校一樣,也是教會大學,當時全國有不少教會大學,南京也有,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廈門、福州都有,說明當時福州是非常重要的口岸城市。抗戰期間,上海幾乎所有的大學,還有我剛才提到的南京的國立中央大學都搬離了,搬到貴州、云南、重慶這些地方,只有圣約翰大學留在了上海,因為它在租界里找到了房子,好像是租了兩層商場,堅持教學,撐到了抗戰勝利。
上海開埠至今不過170年,租界就有100年,可以說沒有租界就沒有上海。百年租界還有個插曲,1943年,汪精衛與日本關系比較好,所以日本就把上海租界還給了汪政府。所以有些材料會說上海的租界史是98年。其實正式收回要等到1945年日本戰敗,嚴謹的說法就是從1845年到1945年,剛好100年。租界是從上海開始的,也是在上海結束的,98年也好100年也罷,租界文化的基因已深入這座城市的骨髓。
外界評論上海經濟,說很少出現像馬云、劉強東這樣的草莽英雄,這或許是上海的一個短板,原因很復雜,從一個方面正是租界氣質的體現。上海曾經是冒險家的樂園,出過很多大亨,但從市民階層來看,把能進入洋行上班視作成功,可以說,孤島時期的上海家長,和現在的上海家長對兒女的期望是一樣的,在他們心目中,當時的圣約翰大學就是現在的復旦大學,當時的洋行就是今天的世界五百強或者四大行。上海阿姨喜歡講,阿拉小囡是復旦(或者交大、同濟之類)畢業的,在聯合利華(或者畢馬威、渣打銀行之類)工作,他們就覺得很知足很體面,其實這就是租界洋行文化的某種延伸。
說了這么多關于上海的話題,再回到關于上海的寫作,對我來說,這些間接材料因為不熟悉,所以要反復權衡、裁剪再合理組合,和小說的故事和人物貼合起來,是一件非常有挑戰性,也是非常有樂趣的一件手藝活。
剛才有同學問我寫小說的沖動來自哪里,其實我認為小說是一種傷感的藝術,是對舊事物的還原,總體而言小說是一門懷舊的藝術。寫小說和做新聞不一樣,新聞是越新越好,小說是越舊越好,因為要有情感的沉淀以及真相的沉淀,材料過新對我就形不成刺激。如果讓我寫1990年的事,我能寫得蠻好,如果讓我寫2015年,就根本沒法寫,因為我還沒看清這個時代,然后那些遠去的人和事也是我的一種鄉愁,鄉愁不是說我對故鄉的一種離愁別緒,也包括說我對于人和事的離愁別緒。寫小說的沖動從何而來呢?舉個例子的話,就相當于中年以后見到了初戀情人,她變成大媽了,我也變成大叔了,那個記憶中的美麗姑娘消失了,你的心肯定會疼一下,小說就是這樣的東西,就是你疼了一下,然后想把它寫出來。
(本文為作者2016年10月19日在福建師范大學的演講,有刪節)
夏商,作家,現居上海。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東岸紀事》《標本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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