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種種投入，都為一個目的——讓殘障人士走出家門。這也是幫助他們融入社會的第一步。

視障者何亞君正在助跑志愿者的陪伴下，在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內晨跑。與鄭現偉一樣，何亞君也會定期在公園晨跑。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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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點40分的北京，晨光尚未顯露。32歲的鄭現偉坐在地鐵里，閉起眼睛打盹。一小時后，他將抵達20公里外的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南園，完成一周內的第三次長跑。

對于跑友來說，這座公園足夠友好——入口距離最近的地鐵站僅128米；園內鋪有5公里長的跑道，8個人可以并排行走；兩側伴有湖水、鳥啼和植物的清香，在工作日的清晨人煙稀少。

晨跑者們不會過多注意彼此，但或許會瞥到身高180厘米、一身深灰色運動服的鄭現偉。他與身旁穿著亮紅色運動服的助跑員，分別拉住短繩的一端，以每分鐘190次左右的步頻默契跑過，留下衣后“助盲團”字樣的背影。

盡管眼前只有一團模糊的光，但在這里跑步，鄭現偉感到自在。2016年起，他每年都會在這條跑道上奔跑至少1000公里；2017年至今，48898人次的跑團盲友與志愿者，也曾在這里奔跑。

公園門口值守的保安都知道，每到周末，總會看見這些助盲跑團的成員三三兩兩，在早上7點到9點之間，陸續進入公園，等到10點過后，他們又像退去的潮水，匯入熙攘的人群。

在鄭現偉暢快奔跑的同時，他腳下蛛網般延展聯結的城市軌道交通線路，正迎來一天之中最為繁忙的早高峰。靠輪椅出行的吳多云也擠在人潮里。過去的兩年多里，她每天都要乘坐地鐵7號線和14號線上下班。

搭乘地鐵對她來說不是一件難事。7號線垡頭站的志愿者和工作人員已經熟悉了這個坐輪椅的小姑娘，每次遇到她，都會過來搭把手，把她送上早高峰的列車。

從垡頭站到吳多云的換乘站，途中共有7間無障礙廁所、7部站內直梯、7部出入口直梯、6處坡道和37部智能招援設備，在手機地圖上，25歲的吳多云可以輕松查看每一處無障礙設備。即便是較為“古老”的地鐵1、2號線，也有爬樓車和升降平臺可供使用。

在北京的3年，地鐵載著她面試、與朋友相聚、出門游玩。在吳多云心中，它已躋身為自己體驗過的最便利的公共交通。

2019年11月，北京市在全市范圍內啟動無障礙環境建設三年專項行動。據北京市殘聯統計，三年過去，北京共改造地鐵站、公交樞紐、公交站臺、公共停車場2701個。

早高峰接近尾聲。上午9點，結束晨跑的鄭現偉準備回程。他找到地鐵工作人員，持殘疾證換了一張地鐵票。

免票政策，讓地鐵成為北京視障人士最劃算的出行選擇，這一權益可以追溯至2000年。2012年起，為了讓殘障人士出行更便利，陪同人員還可免票進站。而自2020年9月1日起，北京市戶籍的視力殘疾人持第三代殘疾人證，還可直接刷卡乘車，免去了換票的麻煩。

進入地鐵后，工作人員會主動為視障人士帶路。新京報記者左琳 攝

得益于此，“與眾不同”的人們正走出家門。

帶著盲杖的鄭現偉，已然成為地鐵工作人員的“目標人物”。他們將他送上地鐵，而目的地站點的車門剛一打開，一位穿著制服的年輕女孩，就率先探進頭來搜尋。她小心翼翼地讓“目標”挽上自己的胳膊，帶他走到無障礙直梯，送他到閘機口，同時掏出對講機，表明自己接到了這位需要幫助的乘客。

她不知道的是，這里是鄭現偉最熟悉的地點之一。他不必依靠無障礙設施，而是選擇離出口最近的扶梯或樓梯，步伐比明眼人更快，這都是多年訓練和習慣的成果。

人多的時候，工作人員會沖著車廂大喊：“來來來，給讓個座！”有時，鄭現偉招架不住如此熱情——除非萬不得已，他并不希望自己被特殊對待，于是他會悄悄藏起盲杖，飛快地從扶梯走上去。

2

“特殊對待”有時意味著負擔。

作為一名腦癱患者，32歲的楊汶鍵部分語言、行動功能受阻，每天上班前，他都會先戴上耳機，雷打不動地排隊進入地鐵第一節車廂，倚靠在車廂壁上，擺出生人勿近的“高冷”面孔，避免跟別人有過多的交流。

他盡可能不讓別人察覺出他的異樣，以免招致更多“關注”——他可以自嘲，但當人們對他投來過多的目光，他還是會感覺到如芒在背。

相比這些插曲，在北京，“特殊對待”的背后，更多的還是一縷溫情。

28歲的盲人圖南（化名）曾在地鐵上給一位阿姨鞠了一躬。在那之前，這位阿姨給他讓了座位，并愧疚地道歉，“對不起，我一直玩手機沒看見你，不然早就給你讓座了。”

但過分的熱情，常常令吳多云和她的輪椅伙伴們苦惱：在菜市場，有人曾主動走上前為她買單；正在路上搖著輪椅行進時，突然有一雙手伸出來幫她推，“他們不知道，這樣我很容易被‘倒垃圾’，是很危險的行為。其實只要用平等的眼光和態度對待我們就好。”

“平等”，是北京市殘疾人事業中首要的工作理念。據北京市殘聯統計，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持證殘疾人數量為55.8萬，在這個常住人口2188.6萬人的城市里，相當于每40個人中，就有一名殘疾人。他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指數，也是這座城市文明進步的重要指針。

但要做到平等，則需要漫長的對抗。

在一些招工者眼里，殘障人士坐輪椅上班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公司不得不時刻為他們承擔“出事”的風險。即使吳多云的工作能力被認可，但當她告知對方自己與輪椅為伴時，總是會得到“拒絕”的回復。

自2015年起實施的《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辦法》規定，用人單位安排殘疾人就業的比例不得低于本單位在職職工總數的1.5%，達不到當地規定比例的用人單位需繳納保障金。保障金納入地方一般公共預算統籌安排，主要用于支持殘疾人就業和保障殘疾人生活。

受益于該政策和自身能力，專科畢業的楊汶鍵，得以在一家互聯網技術公司擔任程序員，從事前端開發工作。

經歷近一個小時的地鐵，上午9點半，他抵達位于望京的一座寫字樓，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

楊汶鍵的近期任務是寫一款辦公軟件程序，他的兩只手分別有3根手指蜷曲，每按一個鍵都要花費更多力氣，但這不影響他敲下一串串代碼，在虛擬世界里構建出一個個鮮活的界面，讓更多辦公室白領享受便利。

望京某互聯網公司，楊汶鍵正在電腦前辦公。新京報記者趙敏 攝

受益者不會知道，隔著電腦屏幕，這個程序的背后，是一位連面試機會都沒能得到的腦癱程序員。

窗外車水馬龍，可以容納一二十人的辦公室，卻顯得有些冷清。其他程序員都被派駐到所服務的企業里辦公，除了楊汶鍵。

“老板的壓力來自于外界對我們的看法，但這樣做也是對我自尊心的一種保護。”在公司工作6年的他理解老板的苦衷，也感激對方給予自己機會。

與此同時，楊汶鍵深刻體會到互聯網科技給殘疾人就業降低了門檻，也讓他能不限地點地為公司提供遠程支持。

3

臨近中午，在北京豐臺一家商場里，梁潔正在餐廳里用餐。對坐在輪椅上的她來說，餐桌的高度不算舒服。她的肩膀與桌面齊平，夾菜時，需要抬高手臂，再蜷回來。但梁潔不在意這些。

“習慣了。”這是她面對種種不便時開解自己的理由。

輪椅帶著梁潔行走、停駐，已經成為她身體的一部分。但出行在外時，她仍需要時刻保持警惕。

冬天，當梁潔走出商場時，厚厚的擋風門簾背后，隨時可能有人推門撞上她；坐在輪椅上的她，只有汽車一半的高度，路口綠燈亮起，梁潔必須隨著人流快速通過，以防“龐然大物”看不見小小的她；方塊磚鋪起的人行便道不僅會增加輪椅的磨損，磚塊不平、翹起或缺失都是不安全因素，梁潔不得已走在非機動車道時，外賣摩托車、電動車從她身邊呼嘯而過。

對于梁潔來說，如今，這樣的情況有了明顯改善。自2019年11月無障礙環境建設三年專項行動啟動以來，北京市已修復盲道26123處、人行橫道6597處；改造人行天橋和地下通道35個，城市全域主要道路盲道基本“無斷點”、緣石坡道基本“零高差”。

種種投入，都為一個目的——讓殘障人士走出家門。這也是幫助他們融入社會的第一步。

4

沒有人會放棄重新站起來的希望。位于大興區的奧托博克中國總部訓練間內，一位左腿截肢的老人，穿戴好假肢，扶著扶手慢慢移動。即使人到暮年，他也想要嘗試再次站起來行走。

12點將近，朝陽區殘疾人輔具服務中心的無障礙出行車剛從大興返回朝陽管莊。

朝陽區殘疾人輔具服務中心的無障礙出行車。新京報記者趙敏 攝

司機匆匆吃過午飯，下午1點，他要接上附近小區一對殘疾老夫婦，將他們送到西城區一家口腔醫院。這趟任務結束后，還要順路到東城區捎回一輛損壞的輪椅，并送維修師傅進行馬桶安裝的上門服務。

這是東城、朝陽兩區納入政府購買范圍的無障礙預約出行服務。在一些特殊或緊急的情況下，兩區符合要求的殘疾人每年可申請四次免費用車。

當然，在北京，殘障人士也可以自駕出行。《北京市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規定，公共停車場應當設置并標明無障礙停車位，專用于肢體殘疾人駕駛或者乘坐的機動車停放，不得擅自改變用途。

北京南五環外，位于大興區的東方時尚駕校是一所“明星駕校”，它的觸角已延伸至北京各區，在全市范圍內，有超過30個報名點。2008年9月，這所駕校成為全國首批“殘疾人駕駛汽車培訓示范基地”，明星學員邰麗華常被教練們掛在嘴邊。

針對殘障學員招生的近10年里，有3000余名C5型（肢殘）學員、30000余名聽障學員在此學車。

駕校有6輛C5型車輛，針對不同的肢殘情況進行了輔助設施改裝：雙腿不健全的，將車內踩踏設施改成手柄；右腿不健全的，油門剎車改到左邊操作；手部不健全的，配備手球，不用轉動整個方向盤。

C5駕駛證訓練車內配備有方向盤手球。新京報實習生王曉晨 攝

為了更好地教授聽障學員，駕校的三名教練員都接受過簡易手語交流培訓；針對肢殘人士，他們則會單獨制作獨立上下車、抬放輪椅等教程。

下午2點，朝陽區殘疾人輔具服務中心的兩輛無障礙出行車都已派出在外，負責人陳建國仍然不斷接到電話和預約信息，需要他協調用車時間。

他辦公桌對面的大廳展示區，擺放著各種類型的輪椅、護理床、日用品等，但這只是殘疾人輔助器具的一小部分。

在北京市殘疾人輔助器具綜合服務網站，頁面展出了輔具的樣式、適用人群、價格等，包括肢體類輔具1341件、視力類輔具49件、聽力語言類輔具272件、精神障礙類輔具25件。

殘障人士如果需要，可以通過該服務平臺的購買展示了解適合的輔具，進行輔具申請。在《北京市殘疾人輔助器具購買補貼目錄》中，已經詳細列舉了北京市殘聯對各類型輔具的補貼標準。

“還有很多人不知道能申請輔具，這是因為宣傳沒有跟上，大家的認識還不到位。”陳建國表示，他們依然要到各街道社區宣傳相關政策。

同一時間，在該中心的輪椅維修區，維修師傅王子強被不同型號的輪子和大大小小的維修工具包圍著。這里是他的“陣地”。

朝陽區殘疾人輔具服務中心的輪椅維修區。新京報記者趙敏 攝

2020年起，朝陽區殘疾人輔具服務中心還承擔起輪椅維修工作。這是對東城區經驗的借鑒——2014年，東城區玉蜓養老助殘服務中心成立，并專門設置輪椅維修車間，成為了北京第一家“輪椅4S店”。在此之前，損壞的輪椅大多被送到自行車、摩托車修理點進行維修。

從事這項工作已5年，王子強對各種輪椅問題了然于心，他最常碰見軸承和前輪出毛病——這兩個部位，是維持輪椅運動的關鍵部位。缺什么，他就爬到樓梯上，取下綁在那里的工具熟練地操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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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肢體殘疾人來說，輪椅就如同他們的雙腿。而對于視障群體來說，導盲犬則是他們的第二雙眼睛。

下午3點，土豆正趴在主人腳邊“養精蓄銳”。作為一只工齡6年的導盲犬，它是專業的——能聽懂30多個指令，走起路來尾巴垂下，從不吠叫。從地鐵站到家的1.6公里，它總是配合主人的步伐，帶她走過6個路口，等待主人撫摸過金黃的迎春花，再繼續把她拉回到盲道上。

主人就餐時，導盲犬土豆安靜地在桌下等待。新京報記者左琳 攝

2012年，《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辦法》施行前夕的新聞發布會提到，北京市的導盲犬不足10條，導盲犬能否上車的問題，未能得到明文規范。土豆來到北京后，的確也常在司機或是餐館服務員那里碰壁：“不行不行，不能進。”

而這樣的尷尬終于成為歷史。根據2021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北京市無障礙環境建設條例》，視力殘疾人持視力殘疾人證、導盲犬工作證，可以攜帶導盲犬進入公共場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關單位和個人不得拒絕。而在此之前，北京市已經出臺了53個市、區級無障礙環境建設與管理法規、政府令和規范性文件。

條例的落實讓土豆得以大展身手。它可以帶著失明的主人去公園感受春色，去餐廳品嘗美食，去超市觸摸新鮮蔬菜，搭乘任何一種交通工具出行。

但政策落實的過程并非一帆風順。比如在胡同密布的東城區，許多地方不具備無障礙環境改造條件，一些無障礙設施往往剛建好，就因居民的反對而被拆掉。

“硬的不行就來軟的。”自幼患有小兒麻痹癥、在東城區殘聯工作32年的汪凱燕，十分清楚自己要面對的狀況。在他的參與下，東城區無障礙環境建設專項行動工作辦公室推出《東城區無障礙預約服務指南（試行）》。

除此之外，東城區殘聯還有一支殘障人士成立的無障礙監督隊，他們是北京全市2000名活躍在一線的監督員之一。

下午3點半，監督隊如常上街，分區域開始一場特殊的體驗。這群負責“找茬”的人，發現哪里無障礙做得不好，便會與相關負責單位溝通，推動改進。如果問題依舊沒有解決，他們便督促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截至目前，這支監督隊伍已經提起7次關于無障礙設施的公益訴訟。

而這樣一點一滴的改變，受益的并不僅是殘障人士。

在北京市殘聯第七屆主席團副主席李楠看來，北京市為無障礙環境建設進行的種種努力，并非僅惠及占北京市常住人口2.5%的殘疾人。“按照‘通用設計、合理便利、廣泛受益’的原則，老年人、兒童、傷病員、拖著大件行李的旅客、懷孕的婦女……全體社會成員都可以享受到無障礙的便利。”

6

環境設施無障礙，是殘障人士與這座城市最重要的交集之一，但生活的內涵遠不止于此。

下午3點多，陽光傾瀉在社區活動室的地板上，37歲的李輝正帶著一群同坐在輪椅上的伙伴舒展身體。

他是朝陽區心之源藝術團的發起人。2012年，一場車禍碾碎了這個舞者的舞蹈夢。然而，依然是舞蹈，讓他重新拾起了生活的信心。他開始編排輪椅舞蹈，想用舞蹈的藝術形式，幫助殘障人士進行康復鍛煉。

對李輝和他的伙伴們來說，舞蹈是表達自己的方式，喜怒哀樂都可以通過肢體動作、表情神態傳達出來，“藝術活動的意義，首先是能帶動大家走出來，然后覺得‘有一件事情能做，我還是有用的’。”

在排練室、公園、廣場，他們伴隨著音樂韻律，搖動輪椅變換隊形。舞蹈帶給他們新奇的體驗，也帶來更多探索自身的可能性。

十幾公里外，在紅丹丹視障文化服務中心，創始人王偉力和鄭曉潔正在為下一場電影放映會緊張忙碌著。幾小時后，精心打扮過的客人將來到這里，進行一場特殊的“視覺”體驗。

在兩位創始人看來，藝術，特別是電影，更像是視障群體“看到”寬闊世界的窗口。“視障人士無法像明眼人一樣，看到晚霞的顏色、公園的布局、錢幣的大小……只有當這些信息被補足后，才能平等地共享城市的一切。電影就是優質的渠道。”

他們免費為盲人講電影，截至2022年3月底，已為視障群體講述電影1035場。超43000座次盲人彼此搭著肩膀，徜徉在志愿者們用聲音接力編織的夢里。

一個周六的上午，視障群體在影院參加“心目電影院”觀影活動。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為了讓視障群體的感受更實在，王偉力帶著志愿者，組織視障群體走出家門，到北戴河聽海，到草原聽風，觸摸植物園，觸摸航空館，觸摸文藝復興時期的雕塑。

講述電影《長津湖》時，講述者提到車門打開，長城沿著山脊綿延不斷，在陽光的照射下，被綠樹簇擁著。觀影的視障朋友很快便記起觸摸長城的那天，青草和樹葉的芬芳、風的氣息、陽光的溫厚、磚石上水滴蒸發的味道，全都撲面而來。

不僅如此，自2000年起，王偉力和鄭曉潔還自掏腰包，免費培訓青年盲人做廣播，鼓勵他們將自己敏銳的感覺表述出來，告訴電流對面同樣無法看見畫面的聽眾，世界在他們心中是什么樣子。

7

下午3時58分，856077編號設備監測到“客廳有人活動”。

在朝陽區殘疾人輔具服務中心大廳的屏幕上，實時顯示居家安否系統的日常活動監測情況，一旦有被監測人行動出現異常時，設備將自動報警，后臺工作人員將立即確認被監測人安全情況。

科技，將殘障人士與這座城市緊密聯結。

以視障群體為例，在外時，他們習慣塞上耳機，或是將手機聽筒靠在耳邊，聽智能語音以倍速朗讀屏幕。他們依靠外賣、打車軟件完成消費，通過社交軟件聊天、交友，見識更寬廣的世界。

下午4點，在中國盲文圖書館里，信息無障礙中心開發團隊的5位軟件開發工程師，正在全神貫注地敲打鍵盤。一只導盲犬悠閑地趴在一邊，時不時抬眼看向自己的主人。

這是一個特殊的團隊，其中3位是殘疾人，包括兩位盲人與一位腦癱患者。代碼通過讀屏軟件的倍速聲音傳出，鉆進兩位盲人工程師的腦海，最終轉化為一個個更加貼近視障群體的應用。

中國盲文圖書館信息無障礙中心開發團隊合影。受訪者供圖

對于該中心主任、北京市盲協主席何川來說，他們要做的，就是通過更人性、更智能的信息化手段，彌合殘障人士，特別是視障人士與明眼人之間的差異。

他還記得1998年初在中關村淘到的電腦讀屏軟件，傳出的嗓音喑啞，只能勉強聽懂內容。但對于盲人來說，電腦可以做更多的事，閱讀、寫作、上網，在MSN上與更多人交流。于是他參與國際會議，與同行交流，希望讓盲人能更便捷、有效地獲取信息。

他和同事們開發了一套讀屏軟件，為了適配電腦系統，從Windows95到Windows11，20年間，他們更新了不計其數的版本。后來，這種便利又從電腦延伸到手機，從只能讀取文字，變成可以識別圖片。

不僅如此，2019年起，何川與同事們參與檢查和修正北京信息無障礙化程度，對包括政務網站以及12306、銀行、新聞等43個App進行適老化與無障礙改造，提出視障人士真正的需求，并配以專業的解決方案。

從事信息無障礙工作20多年，何川相信，這為融合教育提供了良好支撐，比如，2015年，國家允許統一高考使用盲文試卷。

8

事實上，融合教育也正在政策的鼓勵下茁壯成長。

“十三五”期間，北京制定實施了特殊教育二期提升計劃，殘疾兒童義務教育就近就便優先入學，在校學生總數比“十二五”末增長26%，建立72個學區級融合教育資源中心、400余個學校級資源教室，特殊需要學生融合教育比例達70%以上。

晚上7點多，整個城市被暗紫色的天空包裹。在北京市盲人學校的教學樓里，學生們正在各自的班級上晚自習。李艷東已經結束了一天的工作，但只要有學生咨詢問題，她還是會事無巨細地給出回應。

這是一所長期踐行融合教育的特殊學校。自2005年起，便參照國際融合教育的實踐經驗，選派專業教師定期到普通學校進行巡回指導，對視障隨班就讀學生和家長，以及其所在的學校、教師提供咨詢指導服務。2021年，北京市視障教育資源中心在該校成立，進一步提高了北京市視障融合教育的支持力度。

同時，選擇上盲校的孩子也能在這里得到最適宜的教育。每名學生都掌握了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他們用手一點點搓著衣領，把盆里的校服洗得干干凈凈，還會在老師的引領下，觸摸刻著“志存高遠”的石頭。樂團的孩子們，更是登上了北京冬殘奧會開閉幕式的舞臺。

北京市盲人學校合唱團與2022年冬殘奧會開幕式導演沈晨（后排中）合影。受訪者供圖

但他們最終都要走向社會，靠雙手養活自己。

教師李艷東發現，選擇從事按摩行業的視障學生越來越少。他們可以是編輯、律師、配音員，或是寫代碼的程序員。北京市盲人學校也正在調查學生的意愿，嘗試開設其他能夠普遍推行的職業方向。

相伴而來的殘健融合，也始終是這個城市努力的方向。

2018年，北京市殘聯等四部門推出北京市首個殘疾青年融合創業大賽，北京市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對這些創業項目進行賦能孵化。目前已有兩個項目成功落地，實體經營。

9

就像許多外來者看重的那樣，這座大都市有著更為廣闊的空間，供人們施展拳腳。它開放也包容，歡迎任何踏實努力的人——無論他的身體健全與否。

聾啞人王喜民與妻子也因此來到了北京。2006年起，他們學藝、擺攤，十多年后，終于在西四環附近租了店面，開賣“無聲臭豆腐”。

“無聲臭豆腐”店門口，顧客絡繹不絕。新京報記者 左琳 攝

小店的面積不足5平米，每天下午4點半準時營業，三層木板鋪成的臺階用“吱嘎吱嘎”的聲音，迎接顧客的到來。

店面緊鄰馬路和站臺，城市的背景音總會隨著晚高峰的到來，滿滿地灌進店里：不時傳來的汽車喇叭聲，發動機的轟鳴聲，小孩的呼喚聲，還有幾聲鳥叫。但這一切都與他們無關。大部分時間，夫妻倆都低頭專心調汁、烹飪。

在這里，所有的交流全靠手勢。買主點一點掛在窗口處的紅牌子，選擇臭豆腐的種類，王喜民點點頭，轉身碰了碰妻子，兩人比畫幾下——向上指頭發，意思是客人要黑色臭豆腐；向嘴指牙齒，則代表著要白色的。

夫婦兩人動作麻利輕柔，豆腐塊落進油鍋，濺出奇妙的香氣。一位40歲左右的男子走過來，稍帶不解地大聲問向窗口，“是要排隊嗎？”一旁等待食物出鍋的年輕女士立刻告訴他，店主夫婦聽不見。男人恍然大悟地點點頭，指指牌子，嗓子像突然啞了一樣，只發出幾個簡單的音節，告訴店主自己的需求。

這是王喜民最喜歡這個城市的一點。他和妻子常常能感受到這座城市的善意與接納，或許是顧客總是禮貌地打手勢，又或是問路時，被熱心腸的市民領到目的地。除了聽不見，他們像普通的生意人一樣備菜、購物、出行。

時間指向凌晨1點，“無聲臭豆腐”店要關門了。街上只剩零星幾個行人，他們不再是深夜里的焦點。

王喜民將屋子打掃整潔，與剛剛結束工作的其他人一樣，披著黑絲絨般的夜幕走回家。

新京報記者 | 左琳 趙敏

實習生 | 叢之翔 王曉晨

編輯 | 李彬彬

校對 | 賈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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